贺雪峰
一、
当前经济下行，经济学家们出主意，认为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生产力。他们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进一步扩展市场的边界，深入到社会领域中去。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主张就是要让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传统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建设统一大市场、解决公平问题最大的障碍，是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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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
.95
亿人，而这一庞大群众，仍游离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缘——他们收入来源有限、社会保障薄弱、失业保险近乎空白，养老、医疗顾虑重重。楼继伟判断，“如果经常住地能够为他们提供跟城市居民没有差别的公共服务，让他们能够在城镇安家置业，中国最终的消费需求可以提高3
0%
。住房需求、消费需求都被一些机制卡着无法释放，如果不解决这些机制问题，这些需求只能到顶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也是同样论调，他说：“那么是什么问题导致了我们国家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说方方面面，非常复杂，但最核心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像一个陷阱一样，拖累了我们经济，使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升”。“市民的消费结构和农民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升消费水平和升级消费结构的最大机会，就在农民市民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在静态的城乡结构下，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少”。“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的提升，可能就已经到顶了，这才是目前问题的根本”。“我们的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改的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确实有很大变化，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在国家和农民关系上，因为有这个二元结构……”，“‘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的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
显然，无论是刘尚希还是楼继伟，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撬动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他们指望通过进一步市场化，将农民各个方面都深刻而彻底地卷入到市场体系中，通过农民在城市买房、消费，释放出农民的消费潜力。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只有“三驾马车”的思维模型，既然外贸不大行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到极限，生育意愿下降带来城市住房需求预期下降，以及城市市民都已经买房，扩大内需是保持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群众就成为最有可能增加内需的群体：他们城市化就可以在城市买房在城市消费，他们就可以成为当前城市过剩产能和过剩房地产的接盘侠，他们就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救星。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实际上也在县城买房了，并且教育也进城了，更不用说农民早已进城务工经商了。更重要的是，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县城显然是欢迎农民进城的，似乎也没有什么体制障碍不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更没有体制障碍不允许农民进城买房。当前影响农民在城市消费的不是体制而是市场即他们只能从市场上获得有限收入，因此难以在城市过上体面生活。正是因此，农民就要保留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对农民来讲，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和农业，是农民将农村和农业作为他们的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必须对自己未来与命运负责，他们一定要冷静而理性，他们既要保留住自己的农村，他们也没有能力及没有意愿去当经济学家们所期待的城市过剩房地产的接盘侠。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一旦在城市没有了消费能力，就落入到无家可归的困境。他们还要保留自己在城乡之间的进退自由。
二、
一般来说，越是彻底的市场化，就越是需要有社会体制来予对冲与平衡。市场化在提高好效率的同时，也会增大社会风险，因为市场化必然带来市场风险。从微观上看，市场风险的结果是成功的积累与普遍的失败。市场一定是踏着累累白骨成长的。从宏观上看，市场不仅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本身会积累出周期，这种周期的叠加会产生市场本身所难以应对的振荡，结果就是经济周期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动荡。因此，越是市场化，就越是需要有社会机制来对市场内在的缺陷进行抑制、对冲与平衡，从而维系国家持续的繁荣，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现代社会，越是市场化就越是要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经济市场化不应当延续到教育、医疗领域，甚至住房市场化也要商榷。正是住房市场化榨干了几乎所有中国中产阶级的血汗，造成了生活高成本，导致生育意愿低迷。
中国显然不只是要市场化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更为根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成长，以从世界经济结构中突围，实现现代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又可能难以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以达到与市场化的对冲与平衡。最近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大国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突围，中国发展到目前阶段，关键不再是按照传统增长模式的老路继续向前走，其实也几乎无路可走了。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需要有对中国自身特殊性的深刻分析。
恰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所有人都知道但并不完全懂得的与市场对冲的社会机制或体制，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作为弱势群众的农民的结构，就是说，几乎所有影响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都已清除，农民可以享受到城市体制的好处，同时，农民又不愿放弃农村的保障，且国家通过城乡二元体制限制资本下乡，保障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不是国家不允许农民获取城市户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按楼继伟等所谓经济学家的建议，农村土地应当市场化，农民宅基地应当允许交易，要将农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从而让农民到城市接盘过剩房地产和过剩经济产能。农民也都进城了，他们也已经接盘了城市过剩产能，并且因此欠下贷款，若再遇到经济不景气，或个人生命周期下行，或任何风险，进城农民就没有退路了。一旦数亿进城农民在城市没有退路，这就不会只是经济的问题而一定会成为政治风险。
城市越是市场化，农村非市场因素对农民就越重要。当前中国农村的非市场因素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让每个农户都可以有一小块土地，而且为所有农民提供了体制归宿和治理条件（属地管理）；二是作为原住民社会的传统村社制度，村庄熟人社会、传统伦理、亲朋好友，既是社会资本，也是意义来源。借助村庄熟人社会可以形成低成本的养老与生活。同样生活收入在农村远比城市舒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