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赵祥｜一颗石头脑袋，有点硬

赵祥 ：是朋友之间聊天，聊到一个新闻报道，里边讲的是城里好心的叔叔阿姨给村子里的孩子捐了很多衣服、鞋、玩具啊、书啊、本儿啊，里边还有足球。当时聊聊聊，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些孩子根本不需要这些，他们最需要自己的父亲母亲，这是片子的源起吧。

赵祥 ：肯定要找到一个主要的矛盾的线索嘛。当时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城里人捐了足球之后，有一个乡村女老师给自己学校的孩子组建了一个足球队，跟外边去比赛什么的。本身孩子嘛就是喜欢玩，不论从我们那个年代还是现在的，都喜欢玩足球。

赵祥 ：石头、菜包，包括猴子，小名都是我给他们起的，大名是他们真实的姓名。本身我们找的三个小孩都是真实的留守儿童身份，他的父母也都不在身边，想用真实的人演真实的事儿，找到一种真实吧，希望观众看到也是真实的吧。

赵祥 ：本身剧本都会有设计嘛，除非我拍纪录片，但那种纪录片其实也是有设计的，这个是无法避免，只是我们试图客观的还原这种真实。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观众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一个Happy Ending？他们觉得应该是个非常美满的结局，我跟他讲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不可能给你写一个特别虚伪的结局，告诉你他们生活很美满，因为这不现实，这是他们真实的状况，他们就是这样的。如果我把他们写得特别美好，那不是生活，反而是我设计。我经常问他们：父母不在身边好吗？他们会说：当然好啊，没人管我啊。我又会问：那你想你的爸妈吗？他们马上就会沉默，随之眼泪就出来了。

赵祥 ：剧本写了很久，筹备了有一年的时间，主要找这几个小孩不太容易，我们基本把整个黄冈市、武汉市，包括我们拍摄的小县城都淘了个遍，所有的学校我都去过。实际拍的时候没有大的调整，都是一些细节调整，包括有一些场次会调整。本身这个剧本是没有石头撕奖状，也没有他在城里受过挫折这些戏的。

赵祥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孩嘛，他憋了这么长时间，好朋友也失去了，友谊也崩塌了，他自己心理也过不去，跟老师去道歉，老师反应很平淡，反而去夸奖他：没事儿，承认错误挺好的；跟同学去承认错误，同学们也是孩子嘛，咱有新球还在乎这点事儿嘛，不在乎这事，早玩去了，不在乎这个；但是石头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其实他特别希望你骂骂我吧，你打打我吧，人都是这样的。他会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宣泄情绪。我在现场看监视器的时候，当时就是他看着奖状出神，我喊停，就觉得不对劲，我跟摄影师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奖状撕了，包括其他主创他们也觉得ok，能够理解这个情绪，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方式。

赵祥 ：可以这么说吧，一个石头脑袋吧，比较硬。

赵祥 ：我觉得每个人的童年都比较相通，他们发生的这点事儿，我也能感同身受，也能理解。别人也问过，你这个剧本怎么能写得这么细腻，我说因为谁都年轻过，孩子之间那点事儿就是今天咱俩打了一架，过两天咱俩就好了，都是这样的。

赵祥 ：也没有故意设计说没有母亲，当时主要是想到了一个精神榜样的问题，我觉得说不用表现非得父母健全，比如给父亲打不通，再给妈打一个吧这种，没想这么多，打这个电话我觉得就是给父亲母亲，他俩谁接都是一样的，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小孩儿身上。

赵祥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给他们一种很大的变迁感，我们去那的那个村子也是马上要拆了的。我为什么会拍儿童，其实也只是先关注一个孩子的世界，所以你会看到三叔和奶奶都是大人的世界，他走到城里是他跟外边的世界。我没有强调这个（变迁的）东西，我只是客观的说了这个孩子的一个事儿，别的我根本就不想表什么态。

赵祥 ：大家都说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该死的胖子（笑），这是玩笑话，就是想找一个石头身边一个有义气的小朋友，他后面又会失去这个生命里最宝贵的朋友，就是一种需要吧。正义的，耿直的，我找的也是这样一个小孩，我当时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朋友看我剧本，说我好像把菜包写成圣人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