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放下身段，与保定争当河北省省会？

本文转自公众号：大象公会

ID：idxgh2013

作者：何必

随着雄安新区公布，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即将由保定的部分地区承载，媒体纷纷关注北京、保定、天津构成的三角形，令人想起毛泽东五十年代的预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十三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记载毛泽东对京津冀的设想，此时保定尚为河北省省会

这并非北京和保定这两座城市的第一轮碰撞。早在 1928 年，国府迁都至南京时，北京就曾为了争当河北省的省会，和保定、天津有过一次激烈的竞争。

国府南迁始于 1928 年 6 月 8 日，北京政府在北伐战争中落败，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总司令蒋介石决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蒋介石迁都的原因，除了南京离他的财政基础上海更近，北方纷乱的政局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攻入北京、占领华北的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白崇禧的第一集团军一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他们都更像是蒋介石的“盟友”。北方局势如此，蒋介石自然不会定都北京。

“首都北京”沦为“故都北平”后，重新划定政区，特别是重新定位北京和周边河北省的关系，便成了整理北京政府政治遗产的重要内容。

攻占北京不久，国府内政部即提交了对直隶和京兆的三种政区处理方案：第一，将直隶与京兆合并为一省，名为朔方省或冀北省；第二，直隶与京兆分别建省，分别名为朔方省和北平省；第三，将口北道十属县与津海道北部永尊十属县划归京兆组北平省，直隶所余各县组成河朔省，北京、天津辟为特别市。

▍1926 年直隶省与京兆地方地图。北京政府时期，直隶省分为四道：口北道、津海道、保定道、大名道，与京兆地方仍依旧俗合称“顺（天）直（隶）”地区。

上述方案见诸报端后，便引起了直隶特别是京津人士的不满。为避免“乡邦分裂”，他们面谒华北实权人物阎锡山，联名致电南京国府，并在天津《大公报》制造舆论，呼吁北京划归直隶。

国府最后大致选择第一方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口北道划归察哈尔省，唯北京、天津划为特别市。此时北京就只剩下大兴、宛平两县（大致今五环以内），与河北省紧密连为一体。

▍1933 年的北平特别市和北平、天津市区地图

北平、天津“回归”河北虽然顺利，但河北省省会却难产了。

蒋介石的南京国府早已属意保定为河北省会，且已电告河北地方。但是，保定连年战乱，甚至难以准备省政府的办公场所。河北省的实权人物阎锡山、省政府主席商震等也反对定保定为省会，后者公然宣称，鉴于对奉系战争、对外交涉以及城市经济三方面考虑，省政府当然设在天津。

国府因此不得不让步，同意河北省政府暂设天津。

▍阎锡山和商震

然而天津市并未笑得太久。“迭争首都北迁，已归失败”的北平商民为了生计，放下身段，参与到省会争夺战中。

6、7 月间，国府委员吴稚晖路过保定时，向省府委员私下表示，为维持北平城市地位，省府应迁至北平。这一观点迅速以小道消息方式传遍京津保。河北省政府不得不在北平和天津之间选择安身之所，而这两个城市甚至不受河北的行政管辖。

河北省政府委员多数也主张迁至北平，1928 年 7 月，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白崇禧正式提议省府迁平。8 月底，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经讨论，决定河北省政府迁移北平。

天津商民听此决定自不甘心，纷纷采取行动，河北省商会联合会、河北省农会、天津《益世报》做出各种努力，但都没有成效。10 月，北平如愿成为河北省省会。

但北平此次成功只维持了两年，之后中原大战爆发，冯阎联军失败，在东北军的主导下，河北省会再度迁至天津。1935 年，日本不断进逼华北，省府又迁至保定。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河北省政府更流亡宝鸡眉县办公。

抗战胜利后，河北省政府回到了局势比较稳定的北平。在国民政府的二十二年间，故都北平有幸两次当上河北省省会，而河北省政府在自己真正的辖区保定办公的时间，只有一年有余。

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北平作为故都，本来没有资格参与到河北省会之争。自晚清天津开埠、北洋通商大臣设立以来，直隶一直是“保定——天津”的双省会运作模式。

北平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做省会？

早在 18 世纪初，保定就已经成为直隶的省会。

直隶省单设于清顺直十六年（公元 1659 年），由直鲁豫三省总督降格的直隶巡抚初驻北方重镇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保定直隶总督署竣工，早已恢复的直隶总督遂驻保定，保定成为直隶的省会。

▍保定直隶总督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为管理北方各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清政府在天津专设三口通商大臣。此后为统一直隶省政务，清政府于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加直隶总督为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季海河封河后还驻保定。

于是，直隶从此形成了双省会的运作模式。

▍李鸿章，长期在位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奔波于津保之间

1902 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的“都统衙门”撤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重设总督署于天津，此后再也没回到保定办公，于是天津成为直隶的唯一省会。而保定凭借京汉铁路和白洋淀——易水河，依然维持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地位。

当时，北京作为首都，一直超然二者之上。

而到了 1928 年，北平之所以参与竞争河北省的省会地位，除了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角力，还有更为基层的隐忧，这直接反映在白崇禧的发言中：

“北平人据前年调查，有一百二十万之多，首都南迁，工商业必见衰微，地方劳动者之生计益形困难，省会果能移此，助进工商业之发展，并改善劳动者之生计，如是首都南迁，不特未见其害，且蒙其利。”

▍民国时前门商业街

也就是说，国府南迁后的北平，不能再继续享受财政税收这一经济来源，结果很快就连市民的吃饭问题都快要解决不了了。

为什么北京的经济如此脆弱，以至于没有了政治地位就要活不下去？

事实上，清末民初之时，北京一直不是中国的经济重心，自身的经济成产能力低下，经济现代化程度远低于作为开埠口岸的上海、广州乃至天津。

民国时北京一直缺乏像样的工业经济，京西仅有官私煤矿十余座，矿工人数不足万人，且多不在城内居住。1919 年，石景山炼铁厂建立，规模不大，日产仅为二十吨左右。迟至 1922 年石景山发电厂建成，北京才有了比较健全的电力系统，但相应的工人数量也不多。

当时北京唯一比较发达的产业是围绕铁路展开。因为北京是京绥、京奉、京汉等铁路的交汇处，相应的铁路运输、搬运、机械维修、批零商号、金融汇兑都围绕此展开，并带动了一批基层市民的就业。

▍京奉铁路正阳门火车站

除了铁路，北京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点就是服务业。作为首都，政府部门、军队警察和高等院校汇集于此，各类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需求很多，保姆、老妈子、厨子、裁缝、杂役、车夫、马夫、水夫，都是北平市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由于工业状况不佳，能够消费得起这些服务的主要是食税阶级，也就是北京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军队的官员、雇员以及高校教师、学生。他们一旦拿不到工资，北京服务业者的生计便会受到影响。

如 1923 年 10 月曹锟贿选总统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补发上半年拖欠的工资和经费。新任财长王克敏利用盐税盈余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加上财政部留存和京绥路局盈利，勉强凑够 300 万元。军警、教育界、总统府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共同按折扣分摊这笔资金，虽不能保证全额，但足够北京各部门存续一段时间。

▍曹锟，1923 年 10 月 10 日至 1924 年 10 月 30 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记载这次事件的北京《晨报》，是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报纸媒体

这些钱款就通过公务员、教职人员的消费，流通到北京底层市民手中。

根据 1930 年燕京大学的调查，当时北平市底层男女市民的确以从事服务业为多：

▍1930 年北平底层市民从业统计（数据来源：牛鼐鄂，《北平 1200 贫户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在众多行业中，男性主要从事车马、零售生意、手艺、夫役等工作，女性主要从事缝织、家政雇工、绣花等工作，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类行业。从下表我们又能看到，在男性从事的手艺行业中，泥瓦建筑、厨师、纺织、鞋靴等传统服务手艺也占了多数。

▍1930 年北平男性从事手艺行业类别统计表（数据来源：牛鼐鄂，《北平 1200 贫户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以目前的眼光来看，民国时北京的经济结构可谓超前先进：城市服务业占市民经济收入主导，而工业农业则几乎忽略不计。

然而一旦中央政府迁走，各类公务人员的消费也就离开了北京。失去了财政税收的分配红利，北平也就百业凋零。所以，失去了首都地位的北京，必须要争当河北的省会。

▍北京街头乞丐（Sidney D. Gamble 摄于北京，1917 年出版）

实际上，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结束，河北省政府被张学良迁至天津半年后之后，“北平市面益形凋零”，需要赈济的灾民也成倍增加。

或许是吸取了民国时经济结构畸形的教训，1949 年以后北京毫不顾忌自身区位的劣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煤炭钢铁行业，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北方经济中心。

▍首钢

如今，北京将疏解非首都功能，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它争夺政治中心红利。北京也不再需要放下身段，争当河北省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