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一种权力，权力形成一种主体，主体有各种自我技术和对快感的运用。
文 / 胡赳赳
编辑 / 方奕晗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的学术电影《福柯》成了某些圈子的亚文化。
一个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广州放映时，100人的场地来了300人，不得不加映一场；在北京的中央美院放映时，更是一下子来了1000多人。另一个是艺术家——不停有艺术家怂恿汪民安私下放放，似乎有种隐秘的乐趣，这大概是颇为鲜见的。
这两个群体，或许是对思潮最为敏感的，思想的“异端”在他们那里总是能获得注意。但福柯早已不是“异端”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法国去世后，就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福柯之前的哲学和福柯之后的哲学。福柯就是那个时候对中国发生“干预”的。那时汪民安还在上大学，从地摊上买到一本福柯的著作，就此陷入迷恋。
这部学术电影呈现出来的面貌十分纯粹：83分钟的时长，全部在谈论福柯的哲学。
影片的开头是两个哲学家的谈话，其中一个还是福柯的反对者。镜头移向一旁的福柯，之后再出现电影的主题字幕。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开头。如果现场有人看明白其中的玄机，汪民安会羞涩地笑笑。他在电影中大胆运用了“黑屏”的技法：当福柯讲性史时，银幕上出现了黑屏——大概有两处，只有声轨在继续。这两处，体现着导演的意识，并非像有些人声称的“零技术”。
艺术家尚扬对这部学术电影的评价是准确的：“它在向默片时代之后、有声电影刚兴起时的风格靠近。”
福柯的语感很好，他是那种将文本、学术著作写成“穿越之书”的人。但汪民安随后才意识到福柯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他的每一部书写法都不一样，几乎影响了所有人文学科。
在一次对谈中，学者余世存问汪民安：“经济学他懂不懂？”汪民安说，福柯晚年有一篇讲“哈耶克与自由主义”的文章，哈耶克是古典经济学派，这意味着福柯对经济学也没有放过。
一位在美国的书店爱好者发现，哈佛大学的书店里，福柯的著作“整齐划一、独占两排书架”，对其他哲学家零星的摆放形成“绝对碾压”。
人们热衷于这种话题。这也印证了福柯的理论：知识是一种权力，权力形成一种主体，主体有各种自我技术和对快感的运用。
福柯讲、福柯的交游人讲、福柯专家讲，整部电影是一部由“引文”串起来的纪录片。这种“喋喋不休”的方式并不让人觉得乏味，原因就在于汪民安的“剪辑”和“切换”。由于学者导演对福柯的熟悉，电影中每一个句子都是结结实实砸下来的。
汪民安说：“本雅明渴望用引文写一本书，我用引文拍了一部学术电影。”尚扬的评价是，一个哲学家用哲学的方式拍了另一个哲学家的电影，让观众看到哲学的要义。
汪民安是研究福柯的专家，他的文体至少能看出受本雅明和福柯影响的痕迹。他在大学课堂上需要反复讲福柯，说很多同样的话，于是就打算拍一个“教学片”。近年来他先后两次跑到法国，去福柯的学校、住处、工作单位和墓地，找知情人、研究福柯的专家聊天；回来后，他又补充了国内专家的看法。幸运的是，他拿到了福柯的“好基友”、著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德菲尔的谈话。
但汪民安还是放弃了已有的构想——拍一部传记和场景交织的电影。他的说法是，“那是导演干的事，每个导演都能干，为什么是我做”。显然，福柯的“主体式思维”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影响。
导演有意识地将影片划分成三个段落，讲解了福柯的主要思想脉络。每个段落间隔20秒——间隔音乐则是福柯最喜欢的音乐家布列兹的。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人物并非呆板地被放置在画面中间，而是在影像的边上，这也形成了一种动感。汪民安摒弃了推拉摇移的技术流，始终用固定机位和定焦镜头拍摄。问他用得最多的摄影器材是什么，他说：“手机。”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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