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他俩谁将赢得总统选举？今天重回首“他俩”的白宫岁月！

美国东部时间8日零时（北京时间8日13时）开始，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投票正式开始，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分别作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与本次总统选举。据报道，基本反映选举结果的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日深夜（北京时间9日中午）揭晓。

也就是说，到北京时间明天中午，新一任美国总统归属于哪位候选人就将水落石出。

因为大选期间不断爆出的“邮件门”、“录音门”等事件，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外，如果希拉里赢得选举，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反之如果特朗普获胜，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毫无从政经验的地产大亨总统。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两位竞选者当上总统后的执政方针和政策，都会对全世界引发巨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想继续推送上海译文最近出版的一部与美国总统有关的重磅新书《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大概也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吧。

以下内容，来自不久前译文社邀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老师，学者、历史学博士邱立波老师，以及东方卫视首席记者、评论员骆新老师三位嘉宾，所作的“远见与风范——《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读书分享会”现场实录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可点击下图回顾阅读）。

中美建交过程中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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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

您二位看了《白宫岁月》，有哪些细节或者段落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深意，可以事先与我们观众、读者分享一下。

任军锋：

大家在看书时，不一定要按照作者的编排次序看，建议将所涉及区域和国家的篇章集中来看。要说基辛格这部宏篇巨制中写得最动人的部分，当首推关于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人物事件，基辛格在谈到中国文化、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时，字里行间时刻流露出谦卑和欣赏。

例如他在中苏两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个性和风格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直为本地区之冠。中国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归化于自己的社会方式和思想作风，从而证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潇洒、自信、安详。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试图用吵吵嚷嚷的言辞来掩饰他的缺乏自信，有时则靠吓唬人来掩饰他的外强中干……毛和周亲自开创了他们心目中的历史新时代。勃列日涅夫已经是革命的第四代继承人……中国人从他们亲身的英雄经历，特别是史诗般的长征中得到鼓舞。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的长征则是共产党制度中野蛮的争夺和官场的倾轧……通过一次次继承，他们的战略思想也许有所磨灭，但是他们的策略技巧却越练越精。”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

在基辛格眼里，周恩来是他平生遇到的两三个最为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回忆得知周恩来逝世时的心境，基辛格以少有的动情笔触这样写道：“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会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有生气了，将不会有人把前景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所走的并行的道路，也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对。但我认为，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人类的目光是有限的，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而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这段话其实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评论，读者不难领会作者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邱立波：

刚刚军锋提到的细节很有趣，有趣处在于基辛格事实上指出了一个现象“这个世界不再有趣了”。

对外交史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外交其实是一门艺术。在那个时代，欧洲所有政治和艺术都出自沙龙，那时候的外交家并非一个专业，而是一种生活。很多后世被认为是外交家的人，其实同时也是艺术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外交其实是在平衡的主调下，在某种总体氛围下被讨论、被操作的。很多外交上的决定可能不科学不全面，但有趣。趣味和风雅，一度曾是某群外交家们的追求。什么叫世界有趣，就是政治家可以负责任做出有远见的政治决策；什么叫世界变的没有趣，就是外交官僚化、日常化、机械化，甚至规律化，就是日常讨论或街谈巷议决定国家的外交事务。外交不再是一件作品，倒更像是机器运作的结果。无人负责，据说也不需要谁来负责，据说抽象的人民会自然地走出适合的道路。世界似乎更规整了，但也似乎更冷淡了，这样的世界变得更好吗？基辛格的回答恰恰不是，他似乎认为，有时候需要改变机器的运作，需要出现一位可以做出重大决断的人物。这个问题跟政体无关，毋宁说在民主体制下同样严重。民主同样会变质，会堕落，会庸俗化。民主并没有取消政治家的存在。

任军锋：

基辛格在肯定“美国式民主”的同时，他也对这一体制面临的内在困境提出了批评，诸如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核心部门的明晰判断和当机立断，媒体和舆论的热情和过度介入往往使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制度不是让领导人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是要给予领导人发挥自己判断力并对后果承担责任。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69年9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越南问题，左起第一位为基辛格

他在讲到越南战争时提到，美国需要“体面地退出”，但退出绝对不是街头抗议者宣称的直接撤军就了了，几十万阵亡者的家属怎么交代？美国撤军后南越政权如何支撑？匆匆撤军对美国作为大国的未来政治地位会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基辛格与抗议大学生有多次接触和对话，他发现美国新一代青年人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怪圈，他们对一切主流价值充满怀疑甚至敌视，凡是政府支持的他们都反对，他们无法容忍社会的缺陷，言辞极端，行为过激。基辛格不无忧伤地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精神分裂和难以治愈的创伤，对年轻人的教育已经偏离轨道。我们知道美国60年代出现的左翼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整个社会走向解体，代际之间裂痕日益加剧。

英国“脱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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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

今天的年轻人，在媒体上，越极端声音越可以得到迎合。我刚从英国回来，英国脱欧之前有人问过我，英国脱欧能成功吗？我说，只要公投必然成功。没有想到后来卡梅伦真是这么做的，确实脱欧成功。

邱立波：

政治正确无法一笔抹杀，但它会衍生出来什么东西、它的实际运作的结果是什么，基辛格这本书给了读者生动活泼的材料。

基辛格笔下的美国年轻人代际意识颇为强烈，这些人都出入哈佛和斯坦福之类的名校，同时也都家道殷实。他们年轻有活力，重塑着当时的校园文化，他们基于直觉，当然有走上街道的权利。基辛格对于他们的措词非常谨慎和小心，“我完全理解他们，让他们无条件的接受父亲们留下来的世界，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事实上应该考虑到，其实在思考重大的世界问题的时候，在情感性的表面现象之外，其实有另外的东西”。民主政治在决策上有很多问题，刚刚骆新老师说到脱欧，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任军锋：

“民主”这一概念已经相当臃肿，我们甚至无法用它来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其中牵涉到太多情感上的意气之争，而且争论者往往并不考虑现实的体制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所谓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种体制的长处发挥越多，那么它的短处也就暴露越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新的主客观因素的介入，同一体制的表现也会发生很大变异。所以，我们不妨换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其核心无非是如何处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即民意、民众诉求应该对一般政府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不顾民意、不顾民众诉求一意孤行，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什么议题应当让民众参与？统治者在什么议题上应该有独立决断空间？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政治实践问题，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任何体制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如何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美国的体制是这样，中国现有体制也是这样，其中的基本原理应该说是一致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摆脱传统的观念式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这恰恰是基辛格通过这部书力图教会我们的，即，尽可能用冷静、开明、理性的眼光来观察任何政体和制度设计。

在中国的战略磋商。左起第二位为基辛格，第三位为尼克松

骆新：

我们民众经常说，为什么中国外交说话这么软，其实往往忽略一个问题，我们在战场才需要强硬，外交就是需要柔和。

邱立波：

外交最怕的局面恐怕就是妇孺皆知。

任军锋：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国家命运开始与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随着大众教育普及，民众对公共事务具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他们不再局限自己可见的日常生活，他们还要关注更为广阔的世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福祉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民众关心并谈论国家大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也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这种关心和表达也会反过来对公民产生教育意义。

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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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

很多人认为美国强大是因为在世界各国间保持了均势原则。那么，在美国和中国进行接触时，基辛格想获得的“均势”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尼克松改变以往中美之间的关系，突然之间要和中国亲近，基辛格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邱立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方面其实可以谈得略微形而上一点。首先是中国对维持世界秩序稳定的特别意义。对此，基辛格倒是说出了许多原先可能被忽略的东西。其实，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就有关于中国重要性的议论。尼克松也很早就谈过中国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战略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有着巨量人口的国家，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摆脱的存在。这点在目前的中国，由于某些特别的因素，反倒存在争议。这是很有趣的。

刚刚提到的所谓制约与均衡，其实最早也是国际政治概念，当然也会用在国内政治场合。在基辛格的外交哲学看来，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是美国独立支撑的秩序，而必须将其他要素调动起来，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有机部分。但是，对于怀有宗教徒般热情的美国政治家而言，这点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基辛格不止在一个场合盛赞尼克松，说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地缘政治感的总统。已故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也曾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水门事件”，尼克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任军锋：

基辛格所有著作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线索：即地缘政治理论和均势思想。这种思想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基辛格不仅是这种新政治秩序理论的系统阐述者和倡导者，而且是其直接的实践者。

70年代中美之间一波三折的建交过程正是地缘政治、均势理论的集中体现。美、苏、中新三角格局的形成，意味着三方各自外交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对美国来说，作为具有很强清教传统的国家，由于缺乏类似欧洲的地缘政治传统，致使这个国家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布道情结，即美国是“山巅之城”，美利坚人是上帝最先眷顾的“特选民”，他们不仅要率先垂范，而且要想方设法向他国人民“传经送宝”。二战后美国相继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只有十年越战，才真正让美国人认识到自己实力的有限性，并非无所不能，心想事成，即便道德纯正、目标高尚；对苏联来说，在基辛格看来，这个国家已经与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倡导的是一种斗争哲学，即只有胜利才能带来和平，只有胜利者才配讲和平；而对中国来说，根深蒂固的“中央王国”式天下秩序观念，怀柔远人式的外交思维，与中苏分裂之后，中共领导人自视为共产主义革命中心的主张彼此叠加……因此，中美建交不仅牵涉中美双方，而牵动着整个世界，它意味着国际政治秩序的重新确立，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邱立波：

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其实可以稍微补充说明一下的是，平衡这件事以及它在政治学领域的适用，较早的可能见于欧洲列强之间。我们称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有一个时代精神的话，其要点就是平衡：物理学研究力的平衡，绘画讲色调平衡，音乐讲调性之间的平衡。在这个时代，平衡其实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和习惯。

基辛格曾经下大力气加以研究的“神圣同盟”，其实就是要在欧洲范围内恢复被拿破仑打破的平衡。拿破仑在某种语境下，被奉为不世出的政治家，但在古典时代的政治和审美看起来，他要的世界恰恰不是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各个政体相互共同平衡的世界，他要的是清一色欧洲。这个欧洲的基础，当然是被从各种特权政体下解放出来的民众。而基辛格似乎认为神圣同盟更重要，因为它恢复了各方的平衡。

其实在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之前，欧洲历史上“百年和平”的外交黄金时代，与英帝国按照平衡思维安排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战略密不可分。丘吉尔就曾说，“英帝国伟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四百年来始终迎难而上，跟欧洲大陆的一切现实或潜在的霸主为敌，维护欧陆权势的制约和平衡。”我们所共知的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其实就是英吉利上述外交思维的反应。

任军锋：

我们知道，英帝国的统治结构是委任统治，即边缘对帝国中心的从属，殖民地或附属国核心官员都是帝国中心委任的，比如印度。随着英帝国衰落，依赖于这种统治结构的政治秩序也随之走向衰落，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这种传统帝国秩序结构的解体。

基辛格对此有深刻洞察，在热核时代，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如何在新兴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建立秩序、在力量对比经常此消彼长、游移不定的世界建立和平？这是摆在新时代人们面前的头等难题，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交、谈判、彼此包容妥协的外交智慧。

在《白宫岁月》中，越南战争和中美建交占了很大篇幅：外有北越的军事政治压力，国内有大规模的反战示威，美国不得不想方设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体面脱身。从回忆录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是基辛格的无奈和无助；而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部分，由于当时大多数活动都是秘密谋划的，所以基辛格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尤其是恰好遇到毛、周这样极具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更使他感觉如鱼得水。《白宫岁月》中写得最动情的部分正是筹备尼克松访华的一系列秘密访问，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欣赏。基辛格说他与周恩来白天谈话6-8个小时，中间除了吃饭没有任何事情打断，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由于没有外在干扰，基辛格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外交思想和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基辛格说周恩来是他所见过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对当时深陷文革的外交家如章文晋、黄华等人的品格有细致的描绘。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对共和国开国一代领导人的认知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许多偏差，基辛格恰好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合法性”是维持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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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

“表达”和“表决”有一字之差！我以前看基辛格很多书，包括《论中国》、《白宫岁月》、《世界秩序》，好像在基辛格看来，有三个重要力量决定整个世界秩序是否顺畅：第一，力量；第二，克制；第三，合法性。很多人看到这三个词不太理解，这和未来秩序和格局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邱立波：

合法性这个东西非常关键。在老欧洲，关于世界合法性的理解和今天不同。老贵族时期，合法性来源于我的家世，我是谁的子嗣。在那个时代，我和骆老师相识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了解我祖上若干代的家谱，我同样也要了解他祖上若干代的家谱，然后订交。庄严、德性和行为的能力等等，都来自家世。

在民主时代，合法性则来自直接或间接的选票。人民的概念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即便最专制的政权，都要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和人民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问题接着就产生了：那个与德意志人民开战的，不正是法兰西人民么？各位也都知道核武器，那个完全有能力将对手甚至全球“人民”置于死地的，不也自称为“人民”么？人民是个空前解放的概念，但两次世界大战不也证明，它同样也是个最具杀伤力的概念么？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战争，不都是由一群人民针对另外一群人民发动的么？因此，看来，合法性基础的转换，或者说，民主制的发达，并没有让人类的生存境遇变得问题更少些。这不得不让人们思考骆老师刚刚提到的节制问题。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散步

任军锋：

基辛格的这部回忆录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于：在热核时代，如何缔造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他的均势理论、地缘政治主张正是针对这样一个时代难题的。而从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的具体表述来看，在现时代，所谓的和平，并非某一权力中心通过绝对主宰边缘属地所能达成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新的时代需要国际权力主体之间的平衡术。在基辛格看来，每一个国家都在巩固自己的军事储备，如果控制在一定限度范围，往往有助于抑制战争。和平其实是一种战争的潜在状态。也就是说，战争与和平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势不两立，非此即彼，事实却是，在现有的和平秩序背后，都是一种战争的蓄势待发状态，这样一种战争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对各个权力主体、各个国家的行为构成了潜在的约束力。

立波说到“合法性”，我认为投票只是其中一种，但我们不能完全局限于这种狭义的理解，合法性的建立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你说统治者的权力应该是被统治者投票表决出来的，但是，今天我投票第二天后悔了怎么办？今天我属于多数明天变成少数怎么办？所谓民意、舆论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多数与少数也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假定多数人可以做出明智的决断肯定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经验，假定一个国家里大多数人都能具有明晰的判断力和公共道德，是违反人们的经验常识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权力来源，更要看权力怎么行使的，它带来的后果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

骆新：

今天看起来，基辛格这本书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70年代的中美和世界格局，其实更多让我们放眼看了很多未来，一本好书一定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基辛格文字很好玩，他在本科时写了一篇论文，有377页，打破哈佛所有论文历史，老师看了三分之一就看不下去，给他打了优。后来大伙就规定，哈佛所有论文不能超过基辛格这篇论文，实在是太长了。所以说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受到良好的训练，包括人文训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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