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辛苦写的论文，却被导师拿了一作，这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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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浴火凤凰

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正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我的一些在美国和欧洲留学的同学，纷纷选择返回国内躲避疫情。当然，他们还要 利用互联网经常与国外导师保持联系，继续从事相关科研工作。

由于多年未见，我们几个同学利用国庆节假期一起聚了聚，闲谈以前的大学生活，现在的学习工作情况，以及未来的憧憬与打算。

当聊到 “论文属名排序” 这一敏感而又热点的话题时，大家都来了兴致。

我们都知道，从理论上来讲，实验的实施者又是论文的执笔者，自然应该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但论文的主要成果是属于通讯作者，而不是第一作者， 因为通讯作者往往是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论文的撰写、把关和修改。 最为重要的是，他担负着论文可靠性的主要责任。

但是，在实际的科研活动中，如果实验的实施者和论文的执笔者不是同一个人，该如何署名？论文的执笔者署第一是否合理？还是谁做的实验谁署第一？或者是谁的想法谁署第一？这些都是现实而又令人头痛的问题。

与论文署名排序相关联的是 “名”和“利” ，谁又能只埋头科研而不重“名利”二字？即使一些学术大咖也不能免俗，比如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注：此处按姓氏排序），就是因为合作中署名先后的问题产生了矛盾，从而导致两人放弃合作，并决裂了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也没有重新交好。

而对于广大的研究生而言，经常还会遇到导师“抢一作”的现象。于是，我们几个博士结合自己的见闻与体会， 对“论文属名排序”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01

关于导师“抢”学生一作的事，我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曾经有过切身的心痛体会，一篇呕心沥血、加班加点完成的论文，交给导师帮忙修改。

等了两个月仍没有回音，最后才发现论文已经在某期刊发表， 自己竟然只排在了第三，导师排第一，而排第二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对于这种情况，我也 只有选择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谁让导师手中攥着咱能否毕业的“生杀大权”，与他闹僵就等于提前被宣判死刑。

经过这件事，我利用一段时间，仔细对高校导师为何喜欢“抢一作”进行了初步研究，算是有点收获吧！

当前，我国高校需要论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 绩效奖励、职称评定、人才计划申报。

在绩效奖励上， 学校每年会根据论文发表情况发放一定数额的绩效补助，一篇顶级论文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甚至更多。而这些绩效补助必须由学校在职员工认领（有趣的是，认领人不限制作者，甚至不出现在作者列表也行）。

认领人拿到补助之后，可以分配给除学生以外的任何作者，其中原因大概是为避免逃税或套取劳务费吧。而我们团队相对仁慈一些，会私底下发给研究生一些论文奖励金。

但要命的是， 学校还明文规定，非一作的通讯作者科研奖励减半 ！这就意味着，同一篇文章得到的奖励可能相差几万块甚至更多，面对如此悬殊的资金数额，有的导师禁不住诱惑，极不情愿做通讯作者，不自觉地就去“抢”学生的一作了。

在职称评定上， 按照学校规定，副教授三年内需要有1篇SCI（不限分区），教授则需要有2篇。由于前些年挂名通讯作者的乱象丛生， 目前，我们学校老师评副高、正高职称只看一作， 但听说有的院校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还是同等对待。尤其是那些面临评职称压力的小老板们，往往更容易出现“抢一作”的情况。

在人才计划申报上 ，当前，作者顺序在国内外的认可度大不相同，国外看重通讯作者，而国内往往第一作者认可度是最高的，有时候甚至比通讯作者认可度还要高。同时， 学校现在的人才计划申报明确标注是要求“第一作者” ，这自然加剧了很多导师“抢”学生第一作者的趋势。

除此之外，无论大老板或者小老板，“抢一作”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更重要、更现实的原因： 增大产出量 。

这是一道很简单的数学计算题目：第一作者是老师，通信作者也是老师，那么上述业绩全部翻倍。所以，几个老师互相商量，反正都要申请项目，那干脆就组成个小团队， 每个人都“抢”学生的第一作者，再找小团队中的其他人当通信作者，这样一番神操作，不出几年，每人有几十篇SCI论文在手了。

我还见过更奇葩的，直接双第一作者、双通信作者，产出直接翻4倍，而学校认定通信作者的方法极其原始，有信箱就算通信作者。

其实，很多导师表示也很无奈， 但是，你要想在国内科研圈混下去，就要抱大腿、进团队，只有团队嗓门大，才能争取现实利益 。

而团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论文产出，这也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抢第一作者现象的最现实原因。另外，别的团队都在这么做，如果你要保持高风亮节，那等待你的只有淘汰的噩运。

可是无论如何，最终受苦的还是那些辛辛苦苦做实验、加班加点写论文的研究生们！

02

王哥是三年前去德国留学，目前在一家大型科研机构读博。

他说，以前在德国，很多科研机构论文署名顺序的习惯是： 大老板永远挂第一，实际干活的学生第二，直接指导的小老板最后。

这种署名顺序是由德国科研机构的特定结构所决定的。 因为，德国一个研究所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巨大，大老板们一般只负责拉经费，而不管具体的科研事宜。

即使你给大老板通讯作者的位置，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可又不能不给，所以，发论文时他们干脆就把大老板的名字就放前面了。

王哥说，他所在的研究所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 他们所有一个科研项目是与美国合作的。关于最后的论文署名，德国老板署第一作者，美国老板署最后当通讯作者，两边皆大欢喜、笑逐颜开，表示以后还要多多合作 。

但是，对于这种论文署名排序，德国一位名叫Wolfgang Ketterle的诺贝尔奖得主提出过批评意见，他说这种庞大的科研团队结构不利于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发展，论文署名排序对中青年很不公平。于是，德国的论文署名现在也在慢慢转型中，逐渐与国际习惯接轨。

另外，王哥还提到他另一位做数据库同学的“悲惨遭遇”。他那位同学所在实验室的论文署名排序很特别： 按照论文作者的“姓氏字母”排序！

可那位同学姓“朱”，由此一来，这位“Z”字母开头的同学按照规矩，多年来总是排在倒数第一位。用他自嘲的话说： “真不是我导师想跟我抢一作，谁让人家姓Gottlob哪！不过，这么多年我也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正常毕业最重要！”

我们都开玩笑道：“遇到这种情况，男生没有办法了，可作女生有优势，毕业前可以嫁个姓Alexander的老公啊，不不不，找个姓Abington 或者 Aaron 更保险一些！”

03

张哥是前年去美国华盛顿一所大学读博士。

他说，上学期参加了一门叫做 《科研伦理道德》 的课程，其中，专门有一节课来讨论“Authorship”的问题。

这门课程中提到， 在美国，不同学科的作者排序意义相差迥异，即使同一学科内不同期刊的要求也很不一样。

比如，一篇交叉学科的Paper可投多个领域，如果投A领域，最大贡献者就是第一作者，而最后一位作者默认是通讯作者，即大老板；而如果投B领域，就根本没有单独的通讯作者概念，纯粹按贡献顺序，第一作者即通讯作者；而如果你投C领域，可能就是按last name字母排序的缺德期刊，情况和德国那位同学一样。

很多期刊有相关规定，越来越重视将每个作者的具体贡献（如撰写文章、设计实验/模型、数理分析等等）进行标注，一方面可以避免那些脱离学术本意的无谓争端，一方面若要询问文章细节时知道具体该找谁。

张哥说， 他感觉国内“抢一作”的问题主要出在职称、奖励等评估机制的不合理上，一方面会促成学术不端，另一方面会导致恶性竞争以及学术资源封闭，甚至同一实验室内都存在对彼此的项目闭口不谈，这非常不利于学术发展。

除此之外，在学术道德的教育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内，研究生从来没有上过甚至听说过关于“Authorship”的课程，所有的认知与操作都是来自老板、前辈的言传身教。

所以，研究生基本上并不清楚论文署名有什么具体的规定，以至于很多学生不知道，如果导师对文章没有核心贡献而成为一作，这到底是应该的，还是他“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