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预售 | 朗西埃 × 米尔佐夫

雅克·朗西埃用了数十年才让自己的著作广为人知。他在早期著作中发展了一种研究劳工运动史的新方法，可这些著作在 1970 年代中期只有少数专家才了解。随着他政治哲学代表作《歧义》（ Disagreement ）的出版，读者对他作品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从那以后，对激进式民主平等的捍卫，使得他成为当代政治思想的重 要代表。与这本论述民主的著作相似的是，过去的 20 年里，他有关文学、视觉艺术，尤其是电影的著述也逐渐引起关注。他已出版了 20 余部著作，只有少量还未译成英文。现如今，他会定期在国际政治和美学期刊发表论文，并且经常收到世界各地最声名卓著的学术及艺术机构的邀请。

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岁月以及五月风暴的断裂

朗西埃于 1940 年出生于阿尔及尔。因此，他比战后法国最声誉卓绝的那代理论家年轻了 10 岁，比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以及吉尔·德勒兹。朗西埃这代人——其中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阿兰·巴迪欧——曾经深受 1968 年五月风暴所唤醒的革命行动主义（ revolutionary activism ）的影响。

1968 年燎原大火燃烧前的几年里，政治激进化日益明显。 1965 年时， 25 岁的朗西埃曾参加当时的一个著名研讨班并发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组织的“马克思《资本论》阅读小组”。当时的知识界被马克思的思想所统摄，而阿尔都塞又无疑是这个领域内的明星人物。在一份鲜见的回忆文字中，朗西埃曾回想起当时阿尔都塞周身无限的光环。《读〈资本论〉》就是作为这个巴黎研讨班的成果而出版，它在后来几年里变成了风靡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英语世界的重要著述。正如朗西埃所写，他那时生活在“阿尔都塞式的确定性（ Althusserian certitude ）中，阿尔都塞曾宣称必须回到马克思，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他的理论和政治断裂的深刻性”（ PO 334 ，本文作者译）。

朗西埃的阿尔都塞时期（ Althusserian period ）随着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到来戛然而止。革命的热情在这一年席卷全球，而法国尤甚。 1968 年爆发革命之前，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 20 年中，政治斗争在不断升级，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层隔阂，最终以反复出现的大罢工（尤其是 1945 年和 1948 年； 1963 年则第一次出现了占领索邦的学生运动）以及残酷的警察镇压而造极，这种隔阂在政府不同党派和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尖锐对立所带来的政治角力中一直持续。 1945—1968 年这 20 多年也导致了法兰西帝国的终结，其最终的结果是阿尔及利亚血腥的殖民战争（ 1954—1962 ）以及法国本土几乎走向内战的剑拔弩张。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然而由这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所揭开的伤疤，在 1968 年时仍然不见愈合。国际形势也扮演了助长社会与政治对立的角色。对于日趋激进的年轻人而言，越南战争以及古巴革命代表着强有力的榜样。随着警察针对反越战游行开始使用暴力， 1968 年 3 月末开始的抗议活动变成了星星之火，点燃了之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大爆炸，而这一切已经酝酿多年。

你的身体不是它自己。而且，我的也不是。它正处在医药、运动、营养、减脂、卡路里计算这些后现代控制论力量的围攻之下。身体成为了学术界与比之更广的文化界的关注焦点，给这些通常毫不相干的领域提供了少有的直接接触点。在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1988 年的展览所引发的丑闻之后，又有对身体的新式医疗成像技术兴起，以及许多性别化身份认同规范的消解，然而有关身体的问题仍然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事实上，在西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文化动荡时期，身体的再现始终是一个关键议题。当下的我们不仅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记述的经历过 “ 一战 ” 的那代人一样，而且这种经验还被放大、强化了：“坐着有轨马车上学的这一代人，现在正站在乡间的宽广天空下，除了天上的云以外，什么都已不复从前，而在那云之下，在毁灭性的激流和爆炸交织成的力量之场中，是渺小的、脆弱的人的身体。”（ Benjamin1968 ： 84 ）如今，就连天空也变了，被污染、气候变暖和森林破坏所改变。技术变革每年都在飞速而剧烈地发生，而不再只是一代人经历一次。在一个变化已成常态的世界，身体似乎也无可避免地必须改变。然而本雅明还指出了另一层意味，亦即，一旦身体发生变化，一切都会随之转型。身体既是抵抗后现代主义种种全球性趋势的最后据点，也是首先受到它们影响的前哨。

近年来，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声称上述转型已经发生。批判理论家们宣称“无器官的身体”已经出现，而科技爱好者们则欢呼着计算机环境已成为一种超越个人身体界限的新型交流方式。然而，要宣告这种划时代转型已经发生，仍然为时过早。公元 2 世纪，早期基督教先知俄利根曾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人的身体即将被上帝毁灭，自此之后，弥赛亚信徒们便对这一时刻翘首以待，但却只等来了一次次的失望。因此，现在这些对身体发生转型剧变的宣告带有基督教末世论色彩也并非完全偶然。在后现代主义最初带来的激动中，似乎这样千年不遇的时刻正一触即发。而今，后现代看起来不再那么光辉闪耀，反而显得问题百出。随着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显著，随着种族主义与国族主义日益增长，后现代精神变得更像是哲学家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那句箴言式的评论：“时代精神之中有一种悲伤。”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不像是对现代的超越，而更像是现代的危机。现代时期的目标和方法受到从未有过的公开拷问，于是，其中一些看起来不再具有优势，另一些刚刚出现，还有一些干脆无关紧要。少数 “ 西方 ” 国家或许可以被称为后现代，数量更多的国家则连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本身都还是个问题，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本书的目的，是对身体的视觉再现进行一系列基于历史的分析探讨，从而让我们看到它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

因为，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身体一直是西方艺术的首要主题。与此同时，无论是关于政治身体的讨论，对性之本质的论争，还是社会生物学以遗传解释性格的理论，身体都是理解和探究最广义上的政治变化的核心处所与重要隐喻。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时期的特点可说是意识到了身体是可变的、不完整的、归根到底是凡俗的。这种令人惊慌的不稳定感催生了大量企图控制物质身体发展变化的努力，往往是为了加强某些生理特性而牺牲另一些。而后现代的身体理念则认识到了那些乌托邦式做法的代价与弱点。这些交互关联的观点既解释了为何近年来身体受到如此众多的学术、公众与政治关注，也显示出为何这些讨论如此重要。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经验 —— 亦即大规模工业化社会的发展 —— 导致艺术家、批评家与知识分子们发展出了一套对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批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而在艺术史领域，以抽象的表现技法来辨识现代主义的做法似乎把具象艺术看作本质上是保守的，从而绕过、避开了那种对身体的不适之感。在 1980 年代，身体再现又重新成为了一个艺术问题，引发了各路人士的讨论，从德国新表现主义者到女权主义艺术家如芭芭拉·克鲁格、奇奇·史密斯和辛迪·舍曼，再到涂鸦艺术家如基思·哈林和让 - 米歇尔·巴斯奎特。

艺术的身体有别于它所企图模仿的血肉之躯。在艺术再现中，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一个符号。它不仅是自身的再现，更不得不被附上一系列隐喻含义，而艺术家对于这些附着含义无法完全掌控，只能运用情境、背景和风格来做出一些限定。这一复杂的符号体系，就是本书所定义的身体图景（ bodyscape ）。同时，身体的符号也会对物质的身体产生非常实在的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何种形态属于 “ 正常 ” 这个方面。此外，虽然每个物质的身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但它也可能同时代表着许多身体，或是在各种不同领域承担着不同角色。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1503 — 1506 ）到马塞尔·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 1012 ），西方艺术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人类身体的完美再现方法，以此来克服物质身体的种种缺陷。而视觉文化在这项任务上的失败，则催生了关于身体图景的强烈不适感。

为了否认这种失败，西方视觉文化发展出了几种用以表现完美身体的形象，或是宗教的，或是政治的，但它们都仅是视觉上的再现。无论是现代早期的君主专制王朝，还是现代的国家，它们仅仅通过政治身体这种视觉再现就达成了很多目的，如国王肖像和“越战”纪念碑。同样，耶稣之母本是一个形象模糊的人物，在福音书里只被提及了四次，却在圣母像（ the Madonnaicon ）的流传散布过程中成为了现在的童贞玛利亚（ the Virgin Mary ）。这种将不完美的身体在再现中补全的过程又被进一步延展，从而使得一些身体被某种特定话语所铭写，而这种铭写如此彻底，以至于在其之外那些身体已不再可见。正是这种话语覆盖将犹太人、非洲人和许多其他人的身体表现得“明显可见地”不同，以这种所谓“不言自明的”种族差异来佐证西方人的完美性。这些主题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而书中也将试图梳理从启蒙时期直至当下的（后）现代身体影像谱系。

在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现在，不仅身体能否被用以表现更宽泛的完美典型变得有待商榷，而且就连是否存在任何一种真正有效的表现形式也遭到质疑。对于现代的、单一的身体和后现代的、碎片化的身体，现在通常的断言都是两者之间存在清晰的分界。然而我要论证的是，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一种对现代主义极为局限的解读和它所带来的对后现代同样局限的认识之上。或许，比起以一种线性叙事把完整和谐的、普世的启蒙主义身体与其近期所谓在晚期资本主义重压下的碎片化完全对立起来，将启蒙主义的现代身体视为既碎片化、又普世的思路会更有成效一些。这种规整的对立观点看起来似乎由来已久，实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它都伴随着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含义。这两种截然不同却彼此共存的身体再现模式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元素。然而这并不是说身体之中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辩证关系（辩证法本身在后现代时期也已成为多方理论的综合体）；而是说，后现代首先是对现代的重新评估。如果在现代或早期现代发现 “ 后现代 ” 的理念与实践，并不是说明后现代像贫穷一样始终存在，而是说明我们对现代的后现代解读现已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得以将先前被压制或忽视的元素也囊括在内。一些最为当今历史学家与批评家们所钟爱的史料，如旅行叙事、医学教材、照片或礼仪手册，都是直到最近才被认为具有研究价值的。随着对现代的解读变得愈发繁复、细致与杂合，过去许多确定无疑的解读已不复存在 —— 例如，无产阶级的形成、抽象技法的胜利、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期，等等。虽然现代身体的概念披着具有欺骗性的时尚外衣，但或许它的兴起与衰落也正是这些逐渐消亡的宏大叙事中最新近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