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蓝图 | 荐读

文章转自老道消息，ID：laodaoxx，本文作者:荣大一姐

“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的大跃进中，第一辆红旗车诞生了。

当时造车用的是赶庙会的方式。一汽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一辆克莱斯勒，整个大卸八块，零件摊一地，全厂各车间过来认领，谁能做出哪个领走哪个。因为给主席造车是光荣的事儿，全厂都争先恐后抢任务。

那会儿一汽动力处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带黑框眼镜的年轻工程师，觉得动力处虽然是后勤单位，也不能在轿车生产上成为空白点，于是鼓动处里抢了一个点火开关的任务。

东拼西凑做出来第一辆红旗，开报捷大会那天就出了问题。一汽职工们兴高采烈，从早上8点多等到下午1点多，都没有看到轿车的影子。等的百无聊赖，厂长饶斌只好上去讲讲话，讲完话车子还没来，又组织文艺演出。

望眼欲穿到下午，终于等来了，结果车子停到红地毯上，让大家围上去摸了几把，欢呼了一阵子，很快又开走了。

可这时候地摊上已经留了一滩油。为什么呢？第一辆红旗是个大杂烩，发动机是从凯迪拉克上扒下来的，底盘用的是克莱斯勒的，车身是工人们自己钣的，其他的零部件也说不上什么匹配不匹配，装上能动就行。

这还算好的，同一时期北汽照着从印度大使馆买来的一辆德国大众，造出来50辆井冈山轿车参加国产化9周年展示，过天安门的时候，有的车只能半推半开的弄过去。而上海通过活体解剖奔驰220S，仿造出的凤凰轿车，外观漂亮，却有个车门关不严的毛病。

北汽因为不服气，第二年又跟一汽参加10周年国庆检阅车的大比武。北汽赶时髦，给车子装了最新的自动档，可技术不成熟，司机也不熟练，到指定相交的地方车没停住，变成了背对背。军队的同志们不满意了：

“你这车阅兵的时候国防部长要跟领导汇报，让毛主席和彭（德怀）老总背对背算怎么回事儿？”

北汽这一败，不光失去了做轿车的机会，还把阅兵车这个光荣的任务输给了千里外的一汽。守着首都的天时地利，从此几十年无缘“国车”，大概是北汽发展历史上的第一痛。

不过，当了“国车” 的红旗，命运也不顺利。

由于一开始就是给中央领导造的，红旗车从软件到硬件都不计成本用到最好。座椅是杭州织锦缎包裹的，内饰板用的红木和长白山大兴安岭树根的切片，上面精心雕刻了花纹，车厢内用的全牛皮，因为在东北找到的牛皮都有鞭子印儿，还专门去内蒙找来没有被抽过鞭子的小牛。

到第二辆红旗，又给车内加装了电视和酒柜，只不过造车技术太差，车子开起来晃得厉害，装上的电视只是勉强能看。

《中国轿车制造始末》里透露，因为生产红旗车是政治任务，所以严格实行闭门造车，每一个红旗车的造价大概在6万到20万之间，但是卖给国家5万一辆，卖的越多，亏得越多。从58年到80年代初停产，一汽一共就生产了1000多辆红旗车，可是亏损已经多达6000多万。

红旗停产，《人民日报》给的原因是“封车节油”，实际上是车子质量不行，油耗高，大小毛病一大堆，外交部门去机场接人，动不动抛锚，还得让后面多跟一辆进口车备着。

80年代初，一位总理就说过，红旗轿车不要搞了，成本高，质量又不好，我们实事求是，不要图那个虚名，中央领导要坐高级轿车，到国外买几辆就行了。

说这话的时候，有资格坐小车的人是有数的。可83年中央发了新政策，允许县团级干部配车后，需要的就不是“几辆”了。

1979年，泡在汽车系统20多年的李岚清奉命筹备重型汽车厂，跟美国通用谈技术引进的时候，对方问：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啊，能不能直接 Joint Venture（合资经营）？

李岚清弄明白 Joint Venture的含义后，觉得又新鲜又好笑，这不就是相当于让资本家和共产党结婚嘛，怎么可能。不过，他还是把这段内容写进了递送国务院的简报上。

简报送上去之后，小平同志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

刚刚开放国门，谈合资可不容易。一方面中方还有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一提到跟外国人做生意，第一想法就是 “不能吃亏”，于是细枝末节全都成了矛盾。外方高管说要带妻儿在长城饭店包房住，中方一打听，饭店一天的房费400块，北汽领导们一个月工资都不够住一晚，乖乖，这不是来搞腐败挖墙脚嘛，坚决不行。

另一方面，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到处有婆婆妈妈、条条框框。上海大众公司首任董事长仇克，回忆起当年跟德国大众的合资就摇头，说因为汽车合资是大事儿，谁也没经历过，有的领导不敢做主，有的领导拼命做主，导致光是中央层面需要汇报的部级单位就有十多个，而且一个单位要汇报好几次，只要一个单位不同意，整个汇报就得推翻重来。

当时中国汽车跟国外的差距还不只是技术上。中国汽车厂那时候有个关键岗位是钣金。车门、车顶，全靠一锤子一榔头砸出来的，据说上海汽车厂经验丰富的老技师第一次见到从木箱子里拿出来的德国车身时，又迷惑又惊讶：这么平整光亮，难道这个车直接拼起来就行？

而北汽生产大切诺基时，美方发现出了废品要砸掉砸，北汽的老工人们以为美国人搞破坏，差点把人揍了。

合资车一出来，马上把中国原来仿造的各种车比没了，但是轿车在八九十年代是紧俏商品，尤其是合资车出现后，市场上基本看不到，要凭“控办”批指标才能买，那时候上海大众出的桑塔纳，一辆能赚好几万。而当时国务院为了控制外汇，合资车生产和销售卡的很死，普通人拿钱都买不到。

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几大汽车厂门口经常看到背着一麻袋钱苦苦恳求买车的人。

上海人比较精明，看到有这个空子，就给上面打报告，要求每辆桑塔纳加收两三万的“国产化基金”。国产化基金从86年底收到94年初，本金加利息一共收了100亿元。

但是完成国产化后，桑塔纳的价格并没有降下来。上汽的理由是：我们产量低，成本不好降，还有国产化基金的钱要还，定价不能低。所以一款桑塔纳，被上汽当主流车型卖了30年多年，前二十年价格都没怎么降。

海南的走私车事件，大背景也是这个。当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一个区，穷的靠吃财政补贴过活，83年中央领导去海南视察，给了一个“进口洋货自用”的政策。

内地汽车需求猛增跟海南的“汽车进口权限”，电光火石一样碰到了一起，半年多时间，海南岛冒出来800多家汽车公司，全海南直属的94个单位，88个都在倒汽车，顶峰时期，连学校、幼儿园都半只脚扎在里面。

但是，海南走私汽车事件最后引得最高层震怒，海南一把手雷宇被撤职，海南组织部长林桃森以投机倒把罪被重判无期徒刑，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件事差点耽误了合资车的发展。

怎们回事呢？当时合资谈判很艰难，北汽跟美国AMC谈了4年，上汽跟德国大众谈了6年，就在上汽跟德国大众基本谈妥的关键期，中国银行下了一个通知：因为海南进口汽车占用几十亿外汇，可能无法为合资提供足额资金。

几十年后再看，费了那么大力气启动的合资车项目，确实及时雨一样给中国孱弱的汽车工业递了根拐棍儿，但是拐棍儿用顺手之后，中国汽车工业也差点被养废了。

朝核问题最严峻的时候，吉林日报放了一整版的报道，《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震惊了全世界。但是一汽董事长徐建一落马的时候，吉林当地主要报纸，没有一家刊登相关消息，吉林省、长春市和一汽唇齿相依到了扭曲的地步。

在经济不景气的东北，拖着十几万人口的就业问题，一汽受到的保护比其他车企也更多。05年第一季度，一汽亏损5个多亿，报到吉林省后，省政府很快拟定了一个全省支持一汽发展的文件，这份文件从公务车采购，到私人购车减免税费，一共50条细则，核心内容就是集全省之力给一汽保驾。

用近来流行的说法讲，徐建一八项规定项项违反，吉林省四大意识样样皆无。

徐建一跟一汽同岁，他父亲是原来的一汽副厂长徐左人，给他取了这个含义是“建设一汽”的名字。后来因为在任一汽期间碌碌无为，徐建一这个名字被长春人调侃为，建设一汽不要着急，慢慢来。

在一汽大院长大的徐建一，不管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习惯用“咱们家的”来指代一汽集团。落马之后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来看，他确实把一汽当成自己家了。

《财新》说他在一次采购会上喝高了，扇了一个老总的耳光。中纪委的反腐纪录片说他把金条金表藏在几个茶叶罐里，埋在了自家别墅院子的树底下，最后起获出来的时候，茶叶罐上还沾着泥。

十年前他当上一汽集团一把手的时候，曾经的汽车长子已经从老大的位置落到了第二。徐建一当时到下面公司开会，对参会的员工说：老伙计们，我回来撑这个摊子，大家帮衬着点啊。

一汽的老董事长耿昭杰曾经说，他干轿车的时候曾经有群众写信，说因为花了大量外汇，每辆进口轿车的车轮下都碾压了一所学校。微博上还有个段子，说这些年每一次国家向东北投入重金，最后都变成了海南的房子。

徐建一当上集团董事长后提出“不顾一切干自主”，为昔日的国车红旗投入了上百亿研发资金，结果主打的红旗H7上市后，一年卖出几千辆，跟对标的奥迪A4，A6比，简直是个笑话。研发资金有没有变成海南的房子不知道，但是一汽修起了气派的厂长楼，而且徐建一对给自己分的别墅不满意，砸掉花了上百万元重盖。

很多年前，一汽集团门口常年驻扎大量等着疏通关系的人。由于上有政策垄断保护，下有品牌优势，合资车在中国汽车市场横霸多年，拿到合资车的经销权，就相当于拿到了印钞机，有的经销商为了拿到一份4S店经销权，会专门组建十几个人的专职团队对口攻关。

最难拿到的奥迪经销权，“通关”保底线据说是1000万，而且光花钱不行，还得看关系硬不硬。以前苏南地区的奥迪销售被一个叫江阴奔跃的公司长期垄断，当地汽车经销商不服气，想尽各种办法，却硬是插不进一脚。后来，人们才知道，江阴奔跃的老板有一个叫周滨的侄子。

4S店还只是几千万的小生意，中国最大的生意还是土地。一个海南岛的海岸线可以托起中国三代地产商的崛起。而顶峰时期长春一半的楼盘都和一汽有关，一汽和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的汽车产业园或者总部，也发生过多次土地性质变更，偷天换日的事情。长春和全国各地出现一大批吃一汽饭，跟着一汽步伐一起走的老板，其中就包括徐建一的小舅子张强。

徐建一刚上任那时候，一汽还只是从行业老大滑到了老二，似乎踮踮脚尖就能重振辉煌。但是徐建一被带走之后，留下的是自主品牌开发一塌糊涂，合资车光彩熠熠但是腐败丛生监守自盗，以及1800多个干部被调查的烂摊子。

徐留平是前长安汽车的董事长，他和徐建一、东风汽车董事长徐平、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以及刚刚退休的上汽董事长胡茂元合称“四徐一胡”。作为把长安带到第一梯队的功臣，国资委宣布任命他去一汽的时候，一汽关联的股票用大涨喜迎新任董事长。

徐留平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28个部门一把手，以及8000多个人员做了调岗。一汽的员工说，为避免外界干预，人事调整的动作非常快，半夜都有人在徐留平门口排队等着汇报工作。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留平在提出红旗战略时对外宣布，只要谁能把红旗搞好了，赏金500万。他还对一汽丰田和一汽大众的零售部件供应商提出要求，必须支持自主开发，要么在现有的供货价基础上降价20%，要么滚出一汽供应商系统。

徐留平的另一句狠话是说给技术人员的。在解散存在了67年的一汽技术中心后，徐建一在一汽成立了包括新能源、智能网联在内的四个集团直属研究院，他在研究员成立后说：如果明年不能在新能源车上实现突破，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卷铺盖走人。

徐留平在一汽的第一年可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效果还没出来，人还在两会上呼吁国家继续推动国企混改，坊间已经传出他要调任去工信部的消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说过，当年他率团谈判，团队成员各部门来的都有，说是代表中国谈判，说难听一点，是监督有没有出卖这个部门的利益。

龙永图还说过，他当年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汽车工业，成百上千家的汽车厂家，敲敲打打只要能跑就敢卖，一个桑塔纳车型，在中国卖了3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价格。进口车进来了，这些厂怎么办？

这时候，合资车的日子确实过得正好，中方在垄断保护下躺着赚钱，外方也渐渐摸清楚中国国情，合作的越来越如鱼得水。87年朱镕基被国务院派去调查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一见面就挖苦上汽：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的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钱赚的容易。

大众跟上汽成功开发桑塔纳后，90年代又拿着奥迪找到一汽。德国人这时候已经知道，上汽是地方国企，桑塔纳能占住出租车市场和中档车领域，而一汽是央企，奥迪造出来，是给中国高级领导坐的，未来能走高端公务线。两个地方的战略取向各有侧重。

所以当年不光国内汽车公司找龙永图求情，已经吃了十几年舒服饭的合资外商也四处托人公关，要求“开放的慢一点”。

而民营企业却是巴不得开放的快一点。2001年，曹德旺先后被美国和加拿大起诉福耀汽车玻璃倾销。曹德旺的福耀是国内最早进入汽车玻璃这一行的企业，后来跟一家法国公司合作，慢慢成了福特、丰田、通用等几个大汽车集团的供应商。

国内同行看曹德旺卖汽车玻璃赚了大钱，也扎堆去北美，同行间互相压价，销售价格压的比进口税还低，简直吓死了美加两国。最后曹德旺应战打赢了这场反倾销官司，还借此巩固了福耀在全球汽车玻璃市场的地位。所以在这些民营企业看来，全球化有什么可怕的，多数时候简直就是给他们送大蛋糕。

国内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各级政府都在为GDP比学赶帮超，汽车这种行业产业链长，又有高科技名头，最容易出政绩，于是也成了各地政府争相抢夺的对象。

1994年，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找到福汽集团的一把手凌玉章，说福建想造车想了好几代了，眼下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拼一回，能做就做下去，做不下去福建也死心了。

49岁的凌玉章得了这个消息，兴奋的睡不着觉，从东南亚到欧美、日本，先后找了十几家谈合作，谈到最后都有点饥不择食，光是跟日本一家汽车公司的谈判就前后拿出了15套方案。

只可惜最后福建汽车一家也没谈成，耽误了两年时间，老省委书记随即调任北京。但是没想到柳暗花明，福汽集团错过了天时和日本车企没谈成，但是占了地利，和台湾裕隆集团谈成了，建设闽台合资车厂，生产11座和7座客车得利卡和富利卡，才有了今天的东南汽车。

1996年，第一辆得利卡下线，当时的福州市委书记深知福建汽车工业来之不易。东南汽车在福州的规划是他1992年就提议并主持制定的“福州3820工程”的一部分，那时候他就显示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智慧和勇气，把福州招商引资二十年的路线图都详尽地制定出来。依靠着福州市委书记任上20%的GDP增长，1996年之后他调任省府。

东南汽车当时不生产小轿车，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沈阳的金杯。90年金杯客车开始搞股份，负责人是总经理赵希友。赵希友为了卖金杯股份，曾经专门跑到北京中南海的墙根底下吆喝，弄的海内外皆知，还惊动了总理亲自过问。

可是动静挺大，卖的不好，两年卖出去了不到10%。沈阳一个副市长说：我们是没有能力了，沈阳市把做裤衩的钱都给了金杯，言下之意，你们可要自己想办法了。

就在这个为难的时候，赵希友遇到了仰融。仰融一出手就要买4600万股，买成了大股东。

仰融这个人身世成谜，暴发的无缘无故，档案里到今天都有一段空白。他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做过秘密工作，财产来源不可说。赵希友虽然体制内当官出身，眼界却很西方，老早就明白汽车这一行是重资产领域。他知道仰融搞金融出身后，一拍即合。

仰融本来是想通过买进金杯股份，在资本市场上赚一笔就跑的，因此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金杯的股份做了改造，弄到纽交所上了市，那才是92年，国内听过股票的人都没几个，更不要说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去美国上市了。仰融因为这件事，震动海内外，他本人从此之后身份贵重，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国宴。

可是金杯上市之后，仰融才发现，华尔街的投资人实在不太好蒙，不做出一点业绩，根本没人买帐，股价不涨还往下跌。就这样，仰融湿手沾面粉，炒股炒成了大股东。

这时候中国汽车工业的脊梁还是耿昭杰的一汽。仰融为了脱身，曾经找到耿昭杰希望一汽能把金杯收编了。结果那次见面很不愉快，仰融为了耿昭杰没有站起来握手，芥蒂了很久。

没办法仰融只好沉下心做经营。当时金杯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这个品类上卖的最好的正是一汽的解放牌。仰融在耿昭杰那儿受气之后，召集全公司的研发人员，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竞品车型。

开发好后，仰融拿着图纸又去找了耿昭杰，说你看看我这个车，只要一生产，你的小解放就得完蛋，不过我也可以不生产，你花5000万把这个车型买了就行。

耿昭杰觉得这个人简直有病。结果，金杯的新车型上市，果然把解放牌挤压得不轻。这件事就此点燃了仰融做汽车的热情。短短几年，凭借高超的财技和难以琢磨的社交能力，仰融在金杯基础上组建的华晨，建起了十几条汽车生产线，拉来了宝马、通用、丰田等世界5大知名汽车公司合作，被盛赞为“五朵金花”。

仰融就此突然之间成为中国汽车发展的希望，连跟他谈判过的雷诺老总说，中国汽车的改革是要从仰融开始的。

不过仰融这个人，做出点成绩之后也有点飘飘然，开始不把辽宁本地的政商关系放在眼里。01年仰融跟英国Rover 公司敲定合资意向，新的生产基地没有放在金杯的老营地沈阳，而是选了宁波。

为什么选在宁波呢，因为仰融和当时上海的老书记儿子搭上了线。老书记的儿子向他推荐了当时宁波的市委书记，仰融觉得上海浙江比东北更了解民营企业家的难处，改革步伐更大。所以很多事情在东北做不了，干脆就换个地方，都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嘛！

于是一场浙江出地出政策，上海银行出钱，挖走辽宁支柱产业的大棋开始了。浙江除了有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宁波刚刚从台州市拉过去的李书福也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展拳脚，听说全国第四大汽车集团的华晨也要来，高兴坏了。

可新上任的辽宁省长从小就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性格，又在中央考察接班梯队的时候，本指望着华晨再创辉煌给辽宁拉一波政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双方就此撕破了脸，辽宁省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要求仰融交出管理权，仰融呢，从英国回来就躲在上海看病，几个月后看形势不对，拿着一张旅游护照逃到了美国。直到十多年后有人给他带话，想做事就可以回来做点事情。

在这十多年间，涉及此事的三位老领导都在直辖市市委书记任上落马，对两次换届人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次汽车争夺战堪称是影响国运。

仰融出逃，华晨搬到浙江无果，吉利成了浙江汽车的一根独苗。当时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写到，浙江省作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广东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像浙江这样的经济大省却没有国家投资的汽车企业集团，这与自己的大省身份似乎很不相称，自从宁波与华晨合作失败后，浙江不得不考虑自己本地的民营企业吉利了。

那位见证了东南汽车成长的福州市委书记也在2002年来到了浙江主政，他深知汽车产业对投资和就业的拉动。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吉利是他上任之后视察的第一家民营企业，在这次视察时发出了指示，

“像吉利这样的企业，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乘坐重庆3号线轻轨去机场的人们，都会诧异于力帆厂区悬挂的两组巨幅标语，一条是“获利路有三，垄断我无权，投机我没胆，创新求发展”，另外一条是“到处是丰田，遍地桑塔纳，问问力帆人，要我们干啥”。

江淮汽车的董事长左延安几年前跟媒体诉苦，说过去二十多年，国家产业政策和扶持资金完全倒向了开展合资的国有汽车集团，

“从零部件起家的江淮，没吃过一口偏饭，我们每一个新产品都是磕头买进来，烧香卖出去，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去卖沙发，老鼠夹，旱冰鞋。”

李书福造车的前半段，跟众多半路造车的民营企业一样，被一张汽车牌照掌控了喜怒哀乐，以唐吉柯德式的滑稽和悲壮，跌跌撞撞在夹缝生存。

李书福想造车想了至少10年。90年代初，他找到当地政府，刚把想法说出口，就得到一句“不可能”。找到省里，答案也是不可能，还补充了一句：你去北京也没用。

96年奔驰在国内上市，他买了两辆，拆一辆，比照一辆，然后依葫芦画瓢造出一辆。兴奋劲儿还没过，就因为开车上街被警告，说他开没有生产许可证造出来的车犯法。

98年庆祝第一辆吉利车下线的时候。他喜气洋洋摆了100桌酒，要举行一个“下线仪式”，邀请函发出去700多张，来捧场的只有一个副省长。李书福说自己很心酸，“连凑热闹都没人愿意来”。

后来，他去北京见国家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司长张小虞，说“反正我铁定了心要搞汽车，你们批准我就规规矩矩搞，你不批准我就私下搞”。直到中国加入WTO那年，计委主任曾培炎到吉利集团视察，李书福对他说：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如果失败，也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01年吉利没登上第一批轿车目录，在夜幕下的北京街头，李书福跟记者哭诉：

“我一不偷、二不抢，每天从早晨6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辛辛苦苦办企业，为什么总有人嘲笑我？”

据说，在吉利终于拿到轿车生产资格的当晚，李书福跟工人们彻夜狂欢，喝得大醉。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造车热的又一次高潮。春兰、夏新、新飞、格林柯尔、美的、波导都曾经争先恐后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跨界造车，可汽车生产名录至今捏在工信部手里。

03年宣布80亿进军汽车业的奥克斯，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宁波老市委书记高升天津，拿到轿车许可证的希望渺茫，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跟奥克斯一样及早收手的美的、夏新还留了一点回归本行的本钱，运气不好的春兰、波导在一番折腾后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众多半路造车的企业里，可能只有李书福趟出了一点路。2003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吉利有机会收购沃尔沃，这让李书福从一群民营造车企业中脱颖而出，和合资国企车厂站到了一个水平线上，也开启了他汽车人生的后半段。

中国汽车行业有三大魔咒，牌照、资金和技术。94年发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要求进入汽车行业除了要得到中央批准外，还规定最低的投资门槛是15亿，09年修订《汽车产业政策》，门槛又提高到20亿。

李书福四兄弟虽然十几岁就开始做生意，攒有家底，但是据媒体估算，他本人当年也就能拿出来小几个亿。去见工业部领导时，他壮着胆子虚报要投资20亿，都被人家嘲笑，说那点钱也就勉强弄个总装车间。

李书福的资金问题，后来是靠带点民间集资意味的“老板工程”解决的。老板工程说白了，有点像制造业的联产承包制，农民是分田到户，吉利是把汽车产业链上的大部分零部件包给浙江其他民营企业投资。

这种模式好的是能减轻投资压力，不好的是，控制力弱。造车没几年，李书福就跟一个本家叔叔为旗下零部件公司的控制权打官司。而且浙江老板都知道，吉利造车头几年，因为拖欠过供应商货款，在当地的信誉不怎么好。

2002年，当时的浙江地税总会计师徐刚加盟吉利汽车担任CEO，他不仅在03年和李书福一起接受省委书记接见。而且先后与光大、兴业、招商、民生、交通及工行、建行等各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李书福拿到了接近十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2004年，吉利准备借壳上市的时候，遇到了港股借壳高手，前华润财务负责人贺学初。2006年，长期担任浙江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的王自亮加盟。吉利刚刚从台州搬到杭州滨江区的时候，总部就租在在区财政局的办公大楼。

李书福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能如此从政府和资本市场上予取予求，可以和招徕了谢世煌、蔡崇信、邵晓锋、胡晓明的马云相提并论。也难怪最近王中军在亚布力论坛上大赞马云和郭广昌，说跟浙江人相比，我们北京人根本不会做生意。

除了财技，李书福对产权的重视也跟浙商一脉相承。鲁冠球能功成身退，因为他在企业效益刚抬头的时候从宁围镇政府手里买断了萧山万向节厂的股权。马云能摆脱雅虎和软银的掣肘，成了全球互联网一极，是因为2012年支付宝股权转移的惊险一跃。

一直以激进的融资策略推动吉利跨越式发展的李书福也非常注意产权问题。吉利的前CFO尹大庆是从仰融那里挖来的，金融危机前后去香港融钱买沃尔沃，他提出参股、提供过桥或长期贷款贷款等形式都可以，但是吉利一定要处于控股地位，且不抵押上市公司股份，不对赌，只尽10%的最高回报。

金融危机过去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闸放水，吉利和大庆、上海、成都合作，获得了天量资金，但是地方政府给吉利的担保贷款，李书福个人再终身反担保，从不接受质押上市公司股份的要求。所以后来吉利的发展也许有一些磕绊，却保证了吉利不会成为俏江南，李书福更不会成为贾跃亭。

吉利宣布收购沃尔沃后，工信部专门为李书福举办了一场“吉利汽车发展经验座谈会”，曾经连准生证都拿不到的李书福，在那次座谈会上，跟工信部的部长苗圩并肩而坐。《中国企业家》还记录了一个细节：“苗圩左手握着右手放在桌上，李书福则不停地摆弄一支铅笔”。

也是在吉利收购沃尔沃那会儿，一向谦卑内敛的李书福破天荒的跟一个记者翻了脸。激怒李书福的也是关于吉利的资金问题，记者在李书福以“滚动发展，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回答关于吉利的资金问题后，又追问了一句：你就讲讲具体花了多少钱，钱是从哪里来的。

李书福在这句话之后就爆发了，他在现场对那个记者喊，

“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公安局，媒体没有权力调查我们。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清楚？”

自从春节后“吉利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大股东”的消息出来后，很多人替北汽惋惜，为什么跟奔驰做了那么多年合资车，却没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知道，早在2015年，徐和谊就在北京奔驰十周年庆典上放过话：

“北汽正跟戴姆勒谈股份收购事宜，北汽集团会成为戴姆勒的大股东之一”。

这些年中国汽车的发展逐渐从合资车的垄断阴影中走了出来。北汽新能源和比亚迪一南一北。从传统能源车辆的销量来看，长城、长安和吉利成为自主品牌三强，年销量均破百万。

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从去年的财报来看，长城和长安均出现了利润和营收双下滑。北汽的财报也不好看，而且他们是几个国有汽车集团中股权最复杂的，光是集团旗下的北汽控股，徐和谊当年就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北汽福田和北汽有限的关系理清楚，北汽H股上市前夜，还有“股东内讧”的消息传出来。

不能说他们都不努力，而是在传统汽车行业衰落的前提下，还在追赶当中的中国传统汽车工业很难独善其身。高额的研发费用，大量的人力成本，冗杂的行政法规，国企还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让他们面对特斯拉、Uber、滴滴这些新兴互联网汽车的玩家时力不从心。

蔚来汽车还未开售就赴美IPO融资20亿美元，而苦干二十年的江淮汽车变成了汽车行业的“富士康”，给蔚来做代工。

传统车企的“富士康化”是全方位的，在长城汽车的百度贴吧里，常年流传着一句话：长城要发展，基本靠罚款。办公桌面上的物品摆放有固定位置和标准间距，走路吃饭有标准速度和标准时间，连总部大楼的电梯都规定只允许在8层、13层和16层停，到其他层只能就近走楼梯。

所有这些规矩，都被一个监察部的神秘部门监视着，而没有人知道到底谁是这个部门的员工，所有违反规矩的人只会收到一张罚单。早好几年前，《中国企业家》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到长城汽车每年的罚款有上千万。

一个已经富士康化的行业，让谁一下子拿出90亿美元的资金去撬动戴姆勒都是一个难题。就算拿出来，也很难让疑窦丛生的德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敞开大门。特别是去年出海四巨头被惩罚之后，更是无人敢轻易谈论国际化战略。

但是李书福和他的朋友们，一向是融资能力不输于主营业务能力。李书福和儿子李星星以及贺学初控制的洪桥集团，07年开始接着政策东风做光伏，09年中铝收购必拓失败，全球原材料疯涨，2011年洪桥集团大举进军巴西买矿，号称拿下95个矿权，忽悠武钢和宝钢去巴西考察，好来不了了之。如今又背靠吉利做了动力电池。股价几经起伏，十年弹指一挥间。

今年的情况和当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金融危机哀鸿遍野，上汽购买双龙汽车整合失败的经验在前，国家队纷纷刹车。只有李书福敢于逆市出手，关关难过关关过，拿到了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的“路条”。这一次坐拥整合沃尔沃的经验，李书福更是轻车熟路，用境外资金吃下独食。

但是李书福的成功不能只视为吉利一家企业的成功，更多地应该被看作中国汽车工业的突破。

十年前刚从商用车切进轿车领域的江淮，在陪着安徽省领导游览希腊的爱琴海时，被殷殷嘱托：你们和奇瑞现在坐在一条船上了，要同舟共济啊。言下之意是大家都是一个省内的车企，不要打内战。当时江淮的董事长左延安说：江淮是八路军，奇瑞是新四军，都是抗日武装。

在2009年年初，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CEO马尔乔内说“未来汽车行业只有6家公司……一家美国，一家德国，一家欧洲日本企业联盟，或许这个联盟中还有一家中国企业以及一家有潜力的欧洲企业。

到了最近几年，李书福说，未来传统车企只剩两到三家。

这两年我们经常谈论国运，08年之前的国运是加入WTO，中国搭上全球化便车，08年之后的国运是4万亿，是挣钱的不如印钱的，买房兴邦，实业误国。到了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国运一定是十九大报告中经常提到的“一带一路，脱虚入实，高质量增长”。

汽车是几代中国人，几代领导人的梦。所以如果马尔乔内和李书福的预言变成现实，那一定要有人代表汽车工业去整合日本、欧洲的汽车工业。

谁来代表中国整合他们，怎么整合，入股戴姆勒成功之后，想来李书福不仅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而且心里有张蓝图可以一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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