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禧、如懿可没说大清是怎么玩404的 | 杨殳专栏

这是清宫戏盛行的时代，发生在清朝的古装剧远多于其他朝代，诸如《还珠格格》及《延禧攻略》《如懿传》等。

可即使数量众多，囿于国情，我们见到的“大清”不过是被滤除所有敏感词的傀儡娃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看到的大清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看到的当下，我们看不到的大清也是某些人不希望我们觉察的现在。

无声的合唱：大清如何删禁书稿？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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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知道，上个月发的稿子（ 《我们都跪着，凭什么就你要站起来 | 杨殳专栏》 ）被删了。

对此，我内心毫无波澜。有把尺子告诉我，这是“正常”的——我心里早就对那篇讨论自我审查之害处的文章进行了一番“自我审查”。

这种事不但“正常”，而且自古有其传统，称为非遗也不为过。

既然古已有之，何必大惊小怪？

况且，总有人提醒，时代在进步。

有时你会看到这样的评论： 要搁在过去，这稿怎么能发的出来？

这逻辑理据服。

2

搁在清朝，发一篇含敏感词的稿子可能得株连九族。写稿的、发稿的、读稿的、转发的，都得砍头。举报晚了，也得下死牢。

比如《鹿鼎记》里的“明史案”。

湖州富二代庄廷鑨编著明史，沿用了前朝年号，直呼清兵为“建夷”，犯了忌讳。

此事遭人举报，牵连上千人。不但书店老板和印刻工人被杀，有个告发者都因“私藏逆书久不上缴”被砍了头。

《鹿鼎记》中，烟花巷里混大的瘪三韦小宝都知道藏禁书要杀头

想起这桩文字狱案，是因为最近在读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这本书讲了清朝是如何禁书、删书、烧书以及搞文字狱的，并分析这些政策如何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自我压抑”。

读罢此书，我深感庆幸——跟清朝相比，如今的delete键实在太温柔。

因此，今天要分享一下读书心得，并安利这本书。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明史案”后，民间默默发生了一场焚书运动，从康熙年间一直烧到乾隆时。

当时人记载：

“今年当事虑书狱滋蔓，密令体勘，而闻风心栗者，取其家有之书，稍涉疑似，无论兔园册子（浅陋通俗小说），悉举而畀之爨烬。”

从地方官到读书人和普通家庭，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得自查祖上藏书，连地摊读物都不放过。

比如，凡是“明”字开头的就得烧掉。

康熙钦点某学者撰写明史，这位先生就买了一批晚明史料，寄回老家，准备回去编书。不想“明史案”爆发，没等他到家，买的书全给家人偷偷烧了。

老百姓心理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和禁书删书规模发展到最大。

禁什么删什么呢？ 取决于皇帝的大脑。

乾隆推崇皇权中心，想搞一套唯我独尊的真理，垄断文化，就从儒家传统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推崇忠孝伦理和正统典籍——

当然，要窜改掉不当之处。

凡是有碍于合法性，或质疑忠孝伦理的书稿，就得删禁。

比如，不利满族的，非议圣贤的，讨论清朝早期八卦的，都要禁。缅怀前朝和反清的更得彻底毁掉。

明代学者李贽尊崇个性，反对儒家礼教，要禁。钱谦益虽剃发归降，但搞过反清，也要禁。

甚至连地里挖出的文物，要有犯忌讳的文字，也得铲掉。

1998年TVB电视剧《乾隆大帝》，古天乐演年轻的乾隆皇帝。研究清史的人发现，即使是乾隆自己，年轻时也并不敢随意阅读前朝历史，直到中后期才开始深度关注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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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间那么多书，如何禁得干净？

乾隆想了个法子： “寓禁于征” ，以向民间征集图书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实现收缴查禁的目的。

这件事的变化极其意味深长。

起初，乾隆并未明示要禁书，而是说要“ 稽古右文 ”——充实内府藏书，考察古代文化，发展学术教育，这是“读书人本分所应为之事”。

《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纪晓岚，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稽古右文”怎么就变成“寓禁于征”了？靠的是 暗示，问责和揣摩圣意。

下层官员的奇思妙想和乾隆的小心思一拍即合，民间采购很快发展成民间搜缴，而且 边搜、边毁、边禁 。

征书令响应不佳，有位巡抚献计，可以“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把搜缴工作“深入帝国的每一户人家”。

最底层的士绅、藏书人，搞出版的，开书店的，摆书摊的全都领了任务。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必须上交家中藏书书单，最好把邻居家也查一查。

最后，有官员发明了两大绝招：一是开列书单，以供自查；二是要求书籍刊刻要先提交审查，所谓先审后发。

皇帝的意志就像投向水中的石块，激起一圈圈波纹。每圈波纹影响所到之处，又形成新的中心，辐射出新的波纹——形成了“ 涟漪效应 ”。

“涟漪效应”是种呈几何级扩散的信息传播形式

再往后，唱戏的剧本也逃不掉。

乾隆特别“担心”演员表演“过当”，百姓会把戏里的事都当真。因此，议论清朝的每个字 都得查，关于金和南宋的剧本也得查。

查的多了，唱戏的学精了，干脆只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籍消遣，亦无怨尤”——实在庆幸，乾隆不是个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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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效应发生在民间的 “求生欲” 中。

比如说，禁书目录怎么形成的？

官方真正颁布的极其有限，但书目却在流传中愈加庞大。为了避祸害，百姓会把很多毫不相干的书也自行列入。

列都列了，就肯定有问题—— 禁 。

甚至有些并未列入的书，刻板工人也会将自认为敏感的字眼铲掉，或加墨钉。

墨钉，又叫黑钉。古代刻本图书正文中，偶有一二字阙文，刻成四方形或长方形的黑块表示

这种对策却让乾隆更来劲了。他认为空格可以引发人危险联想——因此，“凡有留存空格书籍，随时呈缴。”

删禁什么，已经不只是皇帝的喜好，更多是民间的想象和对策。用王汎森先生的结论来讲：

“民间的想象、传言或猜测，往往是官方政策为人们所了解、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

看似是权力推行，实际上却更是自下而上的强化反馈，“禁”或“劝”的信号，形成了一套自发的传导系统，民间流传出各种版本——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鼓励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却让政策渗透得更深远。这就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权力的运作并非中心化的，而是散布于组织社会的各种细微关系之中，通过散点的反馈不断自我强化。

图为福柯。王汎森先生的分析方法借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权力并非中心化的，而是每个地方都有散点分布的小中心，从地方、组织到个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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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力毛细管，乾隆传达了自己的震慑力，在帝国的每个人心里种进了一把“求生”用的尺子。

这把尺子有多厉害？

郑板桥当县官时，整理出版诗集《板桥诗钞》，特意在刻板上写道：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以厉鬼以击其脑。”

这是怕有人把他生前“瞎”写的其他作品流传出去，一旦犯忌或被曲解，子孙就完了。

不但自己有“求生欲”，连后代也得照顾着。

虽然他可能从未真正见过那把“求生”尺，但却自有其理解，能揣摩出长短、宽厚，乃至其刻度计算。

反过来，“求生”尺又催生了微观权力关系。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作品中探讨了华夷问题，但在当时刊行的版本里，这些字句全都神秘消失了。

因为书商有“求生欲”，自行用“韵目代字”，把敏感内容做成了密码。

当刻印工人在老板要求下窜改文字时，微观的权力便在雇佣关系、作者和书商之间发生了。

读者主动在敏感书籍上涂抹、挖洞，家人为避祸烧掉你的书，都是同样逻辑。

7

在公开的禁止和沉默的自我压抑中，很多东西会消失。

章太炎写清代建国史时，明确指出清代“ 官书之谬悠 ”。

因为这种“谬悠”，有些清末人活到了民国才知道大清皇帝原来是满族人——这是史学家钱穆童年的亲身经历。

人的历史记忆被彻底扭曲和抹除而不自知：

“涟漪效应带来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万民退隐的心态。”

何为隐退心态？—— 只感知和追随被提倡的东西，并娴熟地消解掉令人不适的超纲内容。

我以前做编辑的时候，也删过别人的稿。

夜半时分，惨白空荡的办公室里，传真机兀自咔咔作响，吐出神秘指令。这种场景我至今仍能清晰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