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守捉使（id：dtszs2020)
作者 | 大唐守捉使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1944年，日本侵华部队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大举进攻河南、湖南、广西三省。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仅半年时间就损失了近50万兵力，丢掉146座城市。
面对社会各界的谴责，国民政府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兵员素质太差，因而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在9月份的国民参政会议上，蒋介石握紧双拳，激昂陈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
本来计划招10万人，但踊跃报名的青年仅仅用了三个月就突破了12万。
但兵源迅速补充的国民政府依旧没能抵挡住日本军队，后者一路向南推进，很快兵指贵州。
此时，在贵州的大山里，34岁的任木生正东躲西藏。不过，他躲的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任木生，在北平民大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浙江和江苏任教。后来在国民党的广州412兵工厂担任会计，随工厂一道辗转迁往广西、云南，最后在贵州安定下来。
由于他早在北平求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多次宣传抗日，很快被国民党当局盯上。
也是在这一年10月份，任木生与妻子程远昭的大儿子出世。想起自己多年的坎坷经历，个中是非交错，百感交集的任木生就给儿子取名为任正非。
两年后，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曹河仁迎来了自己的二公子，曹河仁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德行出众，兴旺家族，便定下了曹德旺的名字。
为了维持生计，侥幸躲过一劫的任木生在贵州乡村重新做回了教书先生。
任家一共有7个孩子，任木生这点薪水自然不够。作为家中的长子，小小年纪的任正非挨饿是常事，每天饥肠辘辘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吃惯了苦的任正非在19岁这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在大学期间十分刻苦的任正非满心只想着毕业好好回报父母，谁知道就在临近毕业时，突遭变故。
1966年，在文革的浪潮下，出身知识分子的任木生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随后被抓进监狱。
母亲为了不影响任正非的学业，将这场变故隐瞒了下来。
就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任正非除了熟练掌握电子计算机和控制技术外，还选修了3门外语，并将厚厚的4本毛选读了个通透。
两年之后，毕业的任正非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基建工程兵。在部队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白天鹅”孟军。
孟军的父亲曾担任四川副省长，出身名门的她丝毫不嫌弃任正非的出身，反而很欣赏他的才气，两人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1982年，国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以副团职转业，结束了14年的军旅生涯。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下，任正非南下深圳，担任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分公司经理，而妻子则继续在南海石油集团担任高管。
就在任正非大步踏进商界的同时，另一位穷小子曹德旺也迈入江湖。
在曹德旺出生后之后，忙于生意的父亲曹河仁并没有时间管他。当时上海租界有很多印度巡捕，不少人喜欢把小孩子打扮成警察模样，所以曹德旺一直到上学前，还被人称呼“小印度”。
就在解放军南渡长江前，曹河仁一家决定迁回老家福建高山。
为此，曹家专门买下一艘船，用来装家产，一家人则乘坐客轮返乡。
曹河仁是生意人，算盘打得精明：买来装家产的船，回到家乡后出租依然可以赚钱。
谁知道，曹家回到老家后，左等右等还不见货船靠岸，终于传来消息：货船在海上遇到风浪，沉了。
本是个殷实人家，一场变故下，当即一贫如洗，曹德旺从公子哥一下成了穷二代。
14岁时，曹德旺因为不满学校通报批评，当头给蹲在茅厕大号的教导主任淋了一泡尿而被开除，开始捡柴挑水，给生产队放牛，起早贪黑挣两个工分。
眼看着不是个事，正在高山中学当老师的大哥曹德淦托了关系，给曹德旺在薛港农场找了份工作。
农场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每天捉鱼摸虾的日子实在快活。但很快，准备东山再起的父亲就开始拉着曹德旺一起做了批发水果的生意。
1968年，22岁的曹德旺与妻子成婚后不久，觉得卖水果不赚钱的他便告诉母亲：让凤英服侍您，我要去闯天下。
刚嫁入曹家的陈凤英变卖了首饰，又借了不少钱，曹德旺这才有了种白木耳的本钱。
不过，当时福建做白木耳生意的商人实在太多了，曹德旺于是“投机取巧”，带着自己种的10多斤木耳，跑了趟江西，这才略有斩获。
回家的火车上，曹德旺一琢磨，如果自己从福建收购木耳，到江西卖，做几个来回，那不就发家了吗？
靠着这一手“中间商赚差价”的功夫，曹德旺赚到了第一桶金。
不过，就在曹德旺准备在倒爷的路子上突突前进的时候，一次运货时的不小心，让他差点背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于是赶忙撤退。
1976年春天，正值而立之年的曹德旺很苦闷，于是约着几位朋友一起喝茶。闲聊中，听到水表玻璃的买卖很赚钱，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创办一个玻璃厂。
说干就干的曹德旺当即找到高山公社的主任方仁钦，开门见山：方主任，1平方玻璃市场上只能卖5块钱，但只要钢化再磨一下，可以做100片水表玻璃，能卖50块钱。这生意赚钱得很，我觉得公社也可以建一个水表玻璃厂。
方仁钦听了也很是动心，于是拉来公社干部一讨论，这事就定下来了。
虽说创办玻璃厂的点子是曹德旺提出来的，但高山异型玻璃厂完全按照国企的模式建立。
曹德旺的户口非公非农，好不容易才在厂里搞了个采购员的位置，可就连逢年过节的鱼肉礼品，都没有这个“临时工”的份。
不过，曹德旺对这些并没有抱怨，发礼品的时候都躲得远远的，只在心里暗暗地想：
只要给我工业这个平台，将来我就能做出最好的企业。
但玻璃厂的运转并不顺利，折腾了一年多，依然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眼看着项目要黄，曹德旺主动请缨，向公社申请，前往上海找朋友帮忙。
到上海后，通过上海建材局的朋友陈克远的关系，曹德旺找到了耀华玻璃厂的工程师李维维。
小姑娘毫不含糊，来到高山后，饭都没吃直奔工厂，立马指出了问题，给了详细建议。
曹德旺二话不说，带着一群工人只花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设备的改造。
自此，玻璃厂才开始正常运转。但不尽如人意的是，玻璃厂的管理一直非常混乱，6年换了6个厂长，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一直亏损。
1983年初，高山公社干部坐不住了，找到曹德旺，同样开门见山：德旺，把玻璃厂给你经营怎么样？
曹德旺当然一口应允，两方当场约定好，玻璃厂每年向公社上交6万元，剩下的部分曹德旺方面拿60%，20%用来做企业发展基金，另外20%拿来给员工分红。
上任之初的曹德旺大刀阔斧，不再使用大锅饭的体制，转向计件工资，工人们干得火热，不到4个月时间，就给公社交齐了6万元的份额。
一年之后，高山公社改名高山镇，领导希望曹德旺能继续承包。
不过，此时的曹德旺犹豫了，几位合伙承包人都担心政策变化，想拿钱退出，厂里的设备又老化，更新的话投资太大，不敢试水。
曹德旺坦诚地向镇里说出自己的想法，镇政府也很理解，双方最后决定以合资的方式继续合作。
在这年六月份，曹德旺坐车到武夷山游玩。驾驶员特意叮嘱道：曹老板，上车时小心点，车玻璃可不要碰，那是进口的，万一破了赔不起。
听到玻璃，曹德旺一下来劲儿了：我自己就是做玻璃的，还会赔不起？
结果司机说，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块，如果要得急，得加钱，要8000块。
曹德旺不太相信，下车到汽车市场一转，果然如此。市场上几乎全部是进口玻璃，成本也就几十块，可能卖到上千元。
看到这些，曹德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暗下决心：
我要为中国人做一片自己的汽车玻璃，这片玻璃要代表中国人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与外国人竞争。
1985年，曹德旺开始张罗着制造汽车玻璃，先是拉来了合作过的李维维，接着从福州客车厂挖来工程师，再从芬兰引进设备，一套流程下来，曹氏汽车玻璃顺利上马。
投放市场之后，曹德旺的产品不仅质量过硬，而且价格不到进口玻璃的一半，4个月就盈利70万，第二年产值已经突破了600万大关。
1987年7月，41岁的曹德旺更进一步，联合了11个股东，成立了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突飞猛进的曹德旺剑指中国汽车玻璃第一人，但初入商界的任正非很快被社会毒打一顿。
在担任分公司经理之后，任正非虽然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怠慢，但并不懂商场尔虞我诈的他，很快被一家贸易公司骗了200万。
南海石油集团将决策失误的任正非认定为第一责任人，决定开除。不久之后，妻子孟军与任正非离婚。
远在贵州的双亲，十分担心任正非，千里迢迢赶到深圳来安慰他。
任正非不仅要赡养父母，还要照顾女儿孟晚舟和儿子任平，一家5口人挤在不到二十平方的小屋子里，生活捉襟见肘。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决定要创办公司，东山再起，于是他拉来要好的五位朋友，筹措了2万元，正式创立华为。
但在成立之初，任正非并没有什么规划，减肥药，火灾报警器，基本上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先填饱肚子再说。
一段时间后，不愁家人吃穿的任正非开始琢磨新的机会。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任正非接触到电话交换机，觉得潜力够大的他一番折腾之后，拿下了香港鸿年公司HAX交换机的代理商。
此时，国内自行研发的电话交换机质量太差，而国外进口的产品价格又太高，在做了一段时间代理之后，瞅准机会的任正非让搭档郑宝用组织团队，开始全力自主研发交换机。
郑宝用是清华博士出身，他带着团队研发出的HJD48交换机很快打破了进口产品的市场垄断，在上市的当年就为华为带来了超过1亿元的营业额。
不过，就在大赚特赚的同时，任正非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盯上了可用于长途通话的程控交换机。
这个时候，大型程控交换机技术只掌握“七国八制”手里，即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贝尔，加拿大的北电，法国的阿尔法特，日本的NEC和富士通，这些国外通信公司牢牢把握住技术，不仅售价高，态度也特别倨傲。
但就在此时，任正非听到一个消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邬江兴已经研发出了04数字程控交换机，看到希望的任正非决定，华为也要马上研发自己的程控交换机。
不过，任正非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公司管理层的普遍反对，大家觉得华为才刚刚起步，安稳赚钱最重要，这种冒险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一亿元的营业额它不香吗？
当他在纽约、波士顿、加州转了一圈，看到国外高科技公司的水平后，赞叹不已也忧心忡忡。
一返回深圳，任正非就安排郑宝用搭建团队，对标美国最先进的AT&T五号机，并放出狠话：
研发成功，我们就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1993年，华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JK1000终于研发成功，并顺利获得了邮电部的入网证书。一年之后，任正非又研制出万门机。
在步步为营中，靠着质量与性价比，华为接连拿下了国内的重要市场，成为一柄矛枪。
1996年，华为与李嘉诚的和记公司在交换机领域展开合作，正式开启国际化之路。
此后，华为南征北战，熟读《毛选》的任正非秉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高举着狼性文化大旗，相继在俄罗斯、拉美、中东、欧洲等地区攻城拔寨，开始向国际巨头挺进。
五年之后，任正非在内部做了题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讲话，正式宣布向美国进军。
成立于1984年的思科，在通讯领域的国际市场份额上一骑绝尘，“思科在你身边，世界由此改变”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
2002年，亚特兰大电信设备展会，华为率先亮剑，将展台直接布置在思科展台旁边。
游客们惊喜地发现，在性能和技术旗鼓相当的前提下，华为设备的价格要比思科低20%。
借助这次展会上的碾压优势，华为在美国的销量上涨超过70%，一夜成名。
不
过，思科也不是吃素的，很快炮制出“华为威胁论”在思科被炮制出来，在美国媒体的渲染下，两方剑拔弩张。
为扭转不利局势的思科，甚至在内部成立了“打击华为”工作组，多次公开宣称“将在美国起诉华为”。
为了不留话柄，任正非要求研发组与技术小组，对华为的每一款产品进行全面的检查与修改，绝不能存在抄袭的情况。
但就在一年之后，思科在德克萨斯正式起诉华为。在长达77页的诉讼状上，思科给华为安上了“21项罪名”。
由于在美国本土打官司，华为胜算并不大，因此有人建议任正非公开华为产品的源代码，以此来扩大声势，立于不败之地。
但任正非拒绝了，他很清楚：思科对华为的封杀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遏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
年近花甲的任正非掷地有声：
海尔输了，联想输了，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输了，我们不能一直输。我们是中国电信产品的代表，如果在美国栽了跟头，后面其他的企业就更没有再战的勇气了。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2003年3月17日，华为和思科的第一次法庭对峙，在思科的公关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美国国民众甚至部分中国媒体，都站在了思科这一边，华为孤立无援。
看着局势岌岌可危，任正非决定剑走偏锋，在同盟和舆论上发力。
他先是邀请最高水准的律师团队来华为参观，体验产品，接着开诚布公，将公司的管理机制、研发流程和审计制度向媒体和民间团体和盘托出。
更要紧的是，华为与思科的另一家竞争对手3COM迅速展开了合作，并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通讯专家亲往华为核对研发流程，最终得出结论：华为和思科的产品重合度不到2%。
在同盟的支持下，借着美国反垄断的政策，华为抓住思科产品的“私有协议”这一漏洞，开始全面反击。
在第二次开庭中，3COM合资公司的CEO克拉夫亲自站上法庭，以自己的名誉为华为的产品做担保，形势开始逆转。
很快，法庭驳回了思科要求封杀华为的提议，而在媒体朋友的支持下，美国民众逐渐消除了对华为的偏见。
就当任正非在海外开疆拓土时，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也高歌猛进。
1991年，45岁的曹德旺拿下了福建省仅有的一个发行股票公司名额，随即宣布向美国进军。
福耀玻璃与华为的节奏非常一致，靠着优质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价格步步推进。
为了更快地拓展美国业务，1995年，曹德旺举家迁往美国。
2001年2月，美国PPG公司联合另外两家玻璃公司，联合向美国商务部起诉中国玻璃倾销，曹德旺站到了风口浪尖。
在公司的高层会议上，大部分人认为不应该去应诉，福耀玻璃在国内供不应求，利润又高，将重心放回国内经营才是万全之策。
不过，曹德旺深思熟虑之后，朗声拍板：不但要应诉，还要组织最强的团队来保证胜诉。
他告诉高管们：
如果我们不去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无疑就相当于放弃了国际市场。我们可以作出放弃的决定，但丢掉的不是"国际市场"四个字，更丢掉了中国企业的尊严。
不过，官司说起来容易打起来难，在交锋中，曹德旺发现反倾销官司根本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法庭根本就不会听你这家中国企业的说法，就胡乱宣判。
按照惯例，美国法院会先判定倾销，开出高额罚单，然后再拖几年，一般企业要么完蛋要么也就溜了，无数国外企业就是这样在美国折戟的。
不过，曹德旺有自己的办法，他先是找银行开信用证明来抵交罚金，保住现金流。
接着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了反倾销研究所，组织学者们研究国际贸易上的法律和案例，并邀请国外专家参与，扩大声势。
但就在曹德旺稳中有进的时候，与美国PPG的反倾销案还没完，加拿大PPG玻璃公司又向加拿大海关税务总署和国际贸易法庭提交申请，要求对福耀玻璃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1年8月，国际贸易法庭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听证会。
曹德旺的律师团队在审查PPG的海关资料时，发现加拿大PPG公司在枫叶国卖的汽车玻璃竟然是由美国生产，然后运到加拿大的。
曹德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漏洞，在辩论时公开质问加拿大法庭：
加拿大是主权国家还是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加拿大是主权国家，那美国PPG跟中国福耀都是外国人，没有权告我们玻璃倾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