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虽已年近60，但仍笔耕不辍，努力思索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源这一宏大命题，并力求开出对症的“药方”。上个月，周天勇将自己近年来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成果付梓，出版了两本著作《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方案》、《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与王元地合著）。财新记者近日为此专访了周天勇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发表看法。
人口增长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
财新记者：你在新书中重点研究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结论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如何在逻辑上论证？
周天勇：我们先是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这么一个规律，随后又在逻辑上把它的内在机制弄明白了。
第一，一个人刚生下来，他有潜在的需求，但是还不是有效的需求，即有货币收入和支付能力的需求。一般要等成长到20岁以后，他就开始工作、有收入了，在这个节点上，滞后20年的人口增长就开始刺激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一下子放大，他们由潜在的有需求的人口变成有支付能力的人口。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还是从消费上讲，一般人在20岁以后要结婚生子（人口再生产），就要增加很多消费，家庭消费支出扩大，要买房、买车，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增加了，整个需求就扩大了。当然，这个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看，一个人可能从20多岁就进入劳动年龄，开始就业、创新、创业、投资等，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和投入。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人刚生下来只是消费，而不生产，但是，20年后变成创造收入的劳动力了。
周天勇：虽然一个人20岁以前也有消费，但他的消费还是间接的，是靠他父母的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等他20岁以后从原来的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数理上的模拟也是这样的，就把20年左右前的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这个内在的机理论证了。就是说：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随着社会发展，有些国家的工作年龄或者结婚年龄可能推迟。
财新记者：所以说，是20年左右。
周天勇：对，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决定经济增长，这应当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定理。
财新记者：在这个定理里，似乎主要说的是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口的其他方面呢，比如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影响？
周天勇：人口增长曲线向上，比如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说明人口结构里年轻人在增多，加上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在20年以后可能还是增长的。人口持续增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生的多，第二是人的寿命增加。
如果说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就说明生的孩子比老人多，比如说，2.5的生育率就是一个家庭生2.5个孩子，老人是2个，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关系到20年以后就是年轻人多。如果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下，比如1.5，那么就是1.5个孩子，2个老人，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关系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说明人口在下行。
财新记者：受教育程度呢？
周天勇：受教育程度和我们现在讲的经济衰退是两个概念。比如说这个社会，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力水平提高，总供给可能更加过剩。其中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普遍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成本问题。如果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口的投资就加大，人口生育和抚养的成本也越高，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下行，边际总需求就会递减，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出清，那会导致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如果受教育的这些人是结构性的，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多，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少，那么，可能知识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财富分配往这方面集中，但是，受教育程度低的那些人得不到财富又导致生产过剩；如果受教育程度是普遍化的、成本比较低的，那么，人口生育率平衡，人口增长不负增长，刚才说的生产过剩就避免了。教育普及平等，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传统产业下滑了，他们马上能适应，发生结构性失业不严重，或者说失业很少，那么，整个社会生产的供给和需求就平衡了。
还有一个极端情况，很麻烦，就是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不知道。因为智能机器人和原来的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现代化生产线（流水线）只是部分替代工人，智能机器人则可能是全面替代。全面替代的麻烦是什么，只能是机器人所有者分配越来越多，因为财富是他们创造的，而劳动力工人不创造了，假如普通劳动者都失业了就没有收入，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
中国不是不缺人，关键是缺年轻人、缺孩子
财新记者：你也提出，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调整，但是像你刚刚说的要等20年后这一调整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政府当前更重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比如希望保持在6.5%以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周天勇：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新增加的人口从支付能力上来讲是转移的消费需求，就是新增人口的潜在消费需求有可能变成真实的消费需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出生了，到某个年龄就需要上幼儿园，政府就需要修建更多幼儿园，还要增加幼儿园老师，这样就扩大需求、增加投资。随后孩子要上小学，原来的小学不够，不够就需要建更多学校……这样慢慢积累，实际上虽然它对经济增长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它有稳住的作用，实现经济“软着陆”。比如说，如果经济下行太厉害，人口一年多生300万，一个五年计划就是1500万了，这样对于奶粉等很多方面的需求量就大了，家长也要想办法挣钱买奶粉。
人口学上有一个词叫“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低，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比较有利，经济很有活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从最年轻一直到老化，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中间这一块就是人口红利。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现在缺不缺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不缺人、现在不缺人、将来不缺人，一百年内都不会缺人，对此你怎么看？
周天勇：中国不缺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首先是缺什么人。我们总体上不缺人，但是，我们缺年轻人、缺孩子，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再过20年，特别是70后、60后（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些多生的人一旦全部进入退休年龄，你看看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
财新记者：有关部门说可以采取延迟退休的办法。
周天勇：延迟退休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呀！我觉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即使这些人延迟5年退休，5年之后还是要退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不缺人，关键是缺什么人。我们不缺什么人呢？不缺乏老年人，人口老化太严重，消费率下降，其遗产造成更多的供给，养老金不够，国民经济的养老成本很高，社会创新能力缺乏，因为养老金缺口，老人要与年轻人争夺就业机会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应该是这么个逻辑，一个生机勃勃的国民经济体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比较两个国家的话，比如一个是1000万人口的国家，另一个是13亿人口的国家，那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而是自然增长，那么没有问题。即使生育率高一点，人口规模大一点也不会有问题，就像一个羊羔儿变成一只大羊是不会发生问题的。但是，现在要把一头牛在体积上、体格上缩小成一只羊，这是要死牛的。一只小羊羔变成大羊，这是成长、是发展。但是，你说这个牛太大，牛圈里也装不下，吃草也多，干脆把它变成羊一样大，这能行得通吗?说中国不缺人，应该实行长时间和大力度的计划生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
户籍制度阻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应当彻底放开
财新记者：除了人口增量战略，还有发挥人口存量优势的问题。但是，现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土地、社保等相关的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你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周天勇：户籍限制产生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原来在农村的人，要转移到城市，如果土地是放开的，户籍是放开的，那么，可以把土地抵押或者变卖等，这样有资本了，他们可以到城里创业。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就是这样，台湾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大量的企业是农民进城办的，原始资本从哪儿来?就是把宅基地或者农地卖了，于是有了创业资本。第二，宅基地放开交易以后，就可以在全国性的市场卖出价钱来，卖了以后他就拿这些钱到城里，或者有了创业的资本，或者可以有买房的支付能力。我国台湾地区1980年的城市化率是65%，但是，这不是我们大陆的“青出老回”这种名义上的城市化，它是很多人带着家人孩子进城去了，有房子住，这些人的产权房子有多少呢？整体上是85%，也就是说，85%是自己有房子，15%是租房子住，大部分人能够买得起。原因无非两点：第一，房价没炒得那么高，没有形成像我们一样，土地行政寡头极端垄断的市场；第二，新进城镇的人有钱，买得起房子。我们现在的进城务工农民是想把家里的宅基地卖了，结果不让你卖，土地、林地、耕地，也都不让你卖；然后城市的房价炒得这么高，谁能买得起呢？外出农民工在当地买得起房子的只有1%，一般都是回老家县城买，比例也不高，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务工地和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我觉得，现在还加上限购，交够多少年社保、多少年税才能变成城里人，这样大大阻碍了城市化。阻碍城市化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青出老回”，再有就是错过城市化的人口，整个经济增长动力就不足。我国现在因为人口增速下滑，还不让流动人口进城，实际上经济高速增长时间缩短了将近10-15年。如果让这些人进城，像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一样没有户籍限制，中国大陆不至于人均GDP才5500美元时，增长速度就从8%掉下来了。
财新记者：现在的户籍改革政策，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是区别对待的，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比较严格，中小城市则是放开的，以此引导人们往中小城市流动。你怎么看？
周天勇：北京这个地方太特殊，稍微限制一下有必要，但是上海、深圳这些城市没必要限制，户籍制度应该完全放开。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上海人口老化也很厉害，现在有些人说不能鼓励生育，一鼓励生育，就说医院产房都不够。这是理由吗？产房不够，可以建，别的地方也可以挪出来，正好现在找不到增长点，多生人口，扩大妇产医院，投资和消费，多好呀。现在都是以一些无厘头的理由来限制人口生育。另外，就业机会到底哪里多，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就业机会最多，你说县城、小城镇哪有太多就业机会，越是人少的地方越没有就业机会。
因此，户籍制度应当彻底放开。我刚才也讲，人家领着孩子进城打工来了，应该让他的孩子上学，不能另外收费。他要买得起房子就让他买，不要限购。对于他们买房、就业、看病、子女上学，你设置了很多条件，这就是户籍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