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灏（1937~），祖籍安徽滁县，1949年随父母前往台湾，196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本文摘自其代表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p.305~311。张灏本人的思想转型很有象征意义，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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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夏天，《中国时报》在台湾宜兰山间的栖兰山庄举行了一个学术思想的研讨会。我应邀赴会，由于这个机缘，我把蓄之有年的一些问题与想法写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自那时起，这些问题与想法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形成我思想发展的一条主轴。转眼20年过去，如今我回视这段心路历程，时间的距离使我看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也加深我对其思想义涵的认识。
该从我早年的政治意识说起吧！在台湾念大学的时代，受到殷海光先生的思想启蒙，我是一个五四型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我对自由民主这些理念的认识很朦胧，可是生活在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却对这些理念有着无限的向往与热情。
1959年我去了美国。在海外的新环境里，我的思想很快有了变化。首先是新中国给我的震撼。在海外我听到许多在台湾听不到的有关新中国的消息，读到在台湾读不到的“三十年代”文学，我感觉第一次真正发现了中国和做中国人的意义，也第一次感到做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这些感觉对于一个长期在台湾受教育，被逃亡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缺乏“祖国认同”的年轻人，实有着难以想像的震撼，就这样我的思想开始左转了。现在追忆那时的心境，这左转的动力毫无疑问主要来自民族情感。与许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一样，我是在海外找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由于它的牵引，我开始正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思考这思想提出的一些问题。
左转很快冲淡了我本来就很朦胧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不知不觉地进入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一旦发现了群体的大我，个人小我也无所谓了。1960年代初，有好几年，我和殷先生虽然通信不断，但与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似乎是渐行渐远了。
但我的左转并未持续太久。1960年代后期大陆上掀起“文革”风暴，使我的政治意识再一次转向。记忆中，“文革”开始时，我正结束哈佛的学业，去美国南方一所州立大学教书，那儿报纸很少登载中国的消息。但从各方零星的报道，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中国的动态。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我的困惑日益加深，觉得有重新检讨我思想左转的必要。就在这番检讨中，几年前我在研究所念书时的一段经验，又重新涌现在我的脑际，不但帮助我对“文革”进行反思，而且使我在思想上又作了一次重要调整。
这就要回到1962年的冬天，哈佛大学的春季课程排出了一门新课，这新课的准确题目，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概是“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与经验”，由一位法学院教授与另一位校外请来的访问教授合开。这位访问教授就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美国宗教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这门课的题目与尼布尔的大名引起我的好奇心，决定春季开学后去旁听。因为这门课是排在早上第一节，记得开学那天，一向迟睡迟起的我，特别起了一个大早，冒着料峭的春寒赶去上课。课室是在著名的佛格博物馆的地下室，我抵达物馆的大楼时，才知来得太早，大门仍然关着，却见门前有一位面貌古癯，走路微跛的老者先我而到，在门前来回踱步，等着开门。他看见我，就主动与我打招呼，问我为何这样早赶来博物馆，我说是为了听课。他接着问我准备听哪门课，当他听到我的回答时，就微笑着告诉我他就是那位授课的访问教授。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正不知应该再说些什么，博物馆的大门开了，也就随着陆续来到的学生进去入座上课。
注：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人的本性和命运》、《对基督教伦理学的阐述》等。
那年春天，这门课我断断续续总算听完了。但听得很不理想，主要因为我当时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很不够，对于堂上讨论的问题，常常不能清楚地掌握它们的意义。但尼布尔在堂上说的一些话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决心要探究一下他的思思。就这样我开始接触到以往一直未注意的一股西方民主思潮。
这股思潮就是一次大战后在欧洲基督教内兴起的，一般称之为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或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这派神学后来传到美国，经尼布尔大力阐扬，在1930至1950年代的美国思想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危机神学的主旨是：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彰显后者所强调的人与神之同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至美的超越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不错，人的本原是妤的，因为帝造人是根据他自己的形象，但这本原的善很快就因人背叛上帝而汩没。因此，就人性论而言，危机神学特别重视人的罪恶性。尼布尔在思想界重大的贡献就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必须记住人的罪恶性。最能表现人之罪恶的就是人对权力的无限贪欲。二次大战前出现的左右两派的极权暴政（注：原文如此，把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归到右派极权暴政，可能是个错误），便是这罪恶性的明证。
而环顾当时世界各种主义与学说，如社会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自由主义，可悲的是它们都忽略人的权力欲所反映的罪恶性。所以，他要特别重提基督教的双重人性观：我们不仅需要看到人的善的本原、上帝所赋予每个人的灵魂而尊重个人的价值，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人的罪恶而加以防范。只有从这双重人性论的观点，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制度的功能，彰显它的价值。因此而有他的名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在听尼布尔讲课以后的几年，我对他的思想稍有涉猎，但真正深人地体会尼布尔对人世与人性的深思灼见，还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在“文革”运动展开的过程中，我在海外虽是“隔岸观火”，但那熊熊的烈火却深深地震撼着我。与海外许多华人不同，这烈火在当时没有使我对“文革”抱持同情或幻想，相反地，它却震醒了我左转的迷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观察这场风暴中，尼布尔的思想突然有了活生生的意义，好像得到经验感受的印证。我看见了，在理想的狂热中，在权力斗争中，人是多么诡谲多变，多么深险难测，人性是可以多么丑陋，多么扭曲，多么可怕！在人性的阴暗里，我找到了“文革”所展示的权力泛滥的根源。我不自禁自问：权力，假如有制度加以防堵，加以分散，还会变成这样泛滥成灾吗？尼布尔那旬名言，特别是那第二句话又在我的脑际浮现：“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我由此开始对民主重新估价。在左转过程中，我对民主丧失的信心，也因此渐渐恢复了。
在恢复民主信念的同时，我也修正了我对民主的认识。在此以前，因为年轻时代受了五四的影响，多年来我对民主的看法常常是高调的：民主不是国家富强的良药，就是道德理想的体现。但长久在西方国家对民主运作的观察，以及看到中国近代民主道路的坎坷，已使我无法再抱持高调的民主观。这种领悟，加上“文革”以后我对政治的一番新认识，使我对民主的重新肯定变得低调。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对民主的评价曾经有句名言：“民主并非一个理想的制度，只是人类到现在还未想到一个比它更可行的制度。”这句话很能代表我近20年来对民主的看法。不错，民主政治确实有许多缺点，但至少，在民主制度下，权力泛滥成灾，千万人头落地的情形不大容易发生。从这一点去看血迹斑斑的人类历史，民主的价值已够我们珍视了。因此，自从我由左转回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以后，我一直深感在中国谈民主，常常需要一个低调的民主观，才能稳住我们的民主信念。
这就是我在1980年代初提出“幽暗意识”这一观念的思想背景。这些年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看到了我从前对时代认识与感受的思想限制，在检讨与反省这些思想限制的过程中，我对“幽暗意识”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我早年的求学过程中，有两个观念——儒家的“忧患意识”与马克思的“异化”曾经深深地影响我对时代的感受与认识。前者我是透过徐复观先生的著作认识的，由这个观念我开始知道：儒家，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反照，常常对现实世界有很深的遗憾感与疏离感，认为这世界是不圆满的，随时都有忧患隐伏。就此而言，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有相当的契合，因为幽暗意识对人世也有同样的警觉。至于对忧患的根源的解释，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则有契合也有很重要的分歧。二者都相信人世的忧患与人内在的阴暗面是分不开的。但儒家相信人性的阴暗，透过个人的精神修养可以根除，而幽暗意识则认为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无法根除，永远潜伏的。不记得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人类的文明有进步，但人性却没有进步。”这个洞见就是幽暗意识的一个极好的注脚。
这个洞见也使得幽暗意识与马克思的异化观念有所不同，后者在1960年代的西方知识界相当风靡。我当时在研究所念书，曾经对它发生极浓厚的兴趣。这观念的前提是：普遍人性是不存在的，要了解人，必须从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去观察。但不幸的是：人的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本末倒置的现象，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但不能主宰与享有自己劳动力的成果与生产成品，反而落入后者形成的枷锁，变成它的奴仆，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现象。就了解人的社会性而言，异化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带有很深的忧患意识。
从幽暗意识的观点去看，这是异化观念可取的地方，但同时也有它严重的盲点：前面提到，马克思不相信普遍人性。因此，异化不能归因于内心，而只能归因于外在的社会结构。在他看来，异化是社会结构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阶级制度的结果。而社会结构与阶级制度是人造的，因此人也可以加以改造。于是马克思相信透过人为的革命，社会可以改造，阶级制度可以取消，异化作为忧患的根源可以根除，由此人间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可见，异化观念并无碍于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
因此，从幽暗意识出发，我一方面接受马克思的异化观念所含有的洞见，同意外在的社会制度可能是人世忧患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却不能接受他的极端理想主义。因为除了外在制度这个源头，人世的忧患也可种因于入内在的罪恶性。后者可加以防堵与疏导，但却无法永远根除。也就是说，外在制度的改革，不论多么成功，多么彻底，人世间的忧患仍然不会绝迹。乌托邦也许天上有，人世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基于上述讨论，可见幽暗意识是与忧患意识以及异化观念有相契合之处，也有基本不同之处。正因如此，我近十多年来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理想主义，在同情了解的同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我无条件地反对理想主义。实际上，人的理想性是幽暗意识的一个不可少的背景观念。因为不如此，则幽暗意识将无所别于所谓的现实主义。
如所周知，东西文化传统里都曾经出现过一些现实主义。例如中国的法家，以及西方传统里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与霍布斯（Hohbes）的思想，他们都曾强调人性中的负面。幽暗意识与这些现实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于价值上接受人性的阴暗面，而以此为前提去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与此相反，幽暗意识仍然假定理想性与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可少的一部分。惟其如此，才能以理想与价值反照出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但这并不代表它在价值上认可或接受这阴暗面。因此，幽暗意识一方面要求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也可以说，幽暗意识是离不开理想主义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之而来的是我近年来越发信之不疑的一个对人的基本看法：人是生存在两极之间的动物，一方面是理想，一方面是阴暗；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一方而是无限，一方面是有限。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神魔混杂的两极之间挣扎与摸索的过程。
总之，我是透过对儒家忧患意识、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与各种现实主义的反思而逐渐澄清了幽暗意识这观念。在这反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进一步认识了人，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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