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
王汎森
选自《傅斯年：中国近代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作为一名学者,傅斯年感到来自西方学者的挑战。他亲眼目睹了欧洲汉学的成就和发展,并主张中国学者应该将他们的学问变成国际学术界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将汉学的中心从巴黎迁回北京。
此时,爱国主义的源泉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当西方人用机关枪入侵时,中国必须用机关枪同他们对打;否则,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就不会有任何正义或公理可言。当中国学者不得不与国际学术界竟争时,他们贏得国际尊重的方式是按照通行的规则参加国际游戏。萨义德(Edward said)严厉地批评了西方的东方学者用带有偏见的歪曲视野来诠释东方。
傅斯年反复强调,在现代，中国研究必须按照外国人的眼光进行。中国学者要从国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世界通行的方式同西方学者竞争。因此,自责和反传统是必需的。但对于其他爱国学者而言,傅斯年的团体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文明的价值,用西方汉学家的诠释来探察中国的过去,是一项危险而叛逆的事业。
傅斯年认为科学是衡量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国别性的：有科学,而没有中国科学;有生物学,而没有中国生物学;有哲学,而没有中国哲学;有医学,而没有中国医学;有语言学,而没有中国语言学。
中国的原始材料应该重新整理并科学地研究。但是,按照傅斯年的观点,这样做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尊严;相反,因为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本土材料很熟悉,如果他们勤勉地运用西方的方法论,会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傅斯年拒绝国别性事物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批判中医。1934年,他发表了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的两篇著名的文章。傅斯年写到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就诊于中医;他说,否则会“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甚至声称,中医的繁荣是教育失败的象征。
胡适和陶希圣之间的私人通信也表明了爱国主义与自我谴责间的联系。1935年,当文化本位主义处于高潮时,胡适正提倡自责,胡适在北大时的学生陶希圣忍不住写信给胡适,问他为什么仍然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他建议胡适应该将他的态度由“国际主义”的转变为重视“国界”的。后者回答：
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恐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
胡适这里表现的态度是许多五四青年胸怀的典型代表。新文化运动中狂热的反传统主义者钱玄同的评论也可说明这一点,他竞然宣称：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许多人持有相同的态度,前此康有为已开先河,竭力想让中国人都变成白种人。戊戌变法的积极分子唐才常（1867-1900）也曾呼吁“通种”。驻法国外交官赵颂南也主张,中国未来的唯出路是中国语言罗马化,使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假洋人”。他号召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并与外国人通婚。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孩子都不懂汉语。1927年胡适遇到赵颂南时,他仍然赞赏这个狂人;他相信,赵颂南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热心的爱国者。
回溯起来,五四时期的傅斯年既是反传统主义者,也是爱国者。一方面,他说“家是万恶之源”；“儒家的伦理和名教是要杀人”,“哪里有不杀人的伦理和名教”。他甚至拥护“全盘西化”的目标,宣称“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他强调,因为进化论适用于全世界,东方应该完全遵循西方的革命道路。中国正在攀登这样的台阶,但是中国尚处于低阶。这样,当傅斯年等待上船前往欧洲时,他恨不能“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获取西方知识。
但是,年傅斯年在外国留学时,却刻了这样一枚印章“天汉之后”。后来一次醉酒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他对洋人的敌意与他家乡村中的拳民十分相似。但是,他打败西方人的计划又需要他向西方学习;爱国主义和反传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