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思行研
真相就像诗词,可绝大多数人都讨厌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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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前瞻美国大选和人大常委会

三思行研  · 公众号  ·  · 2024-10-28 15:29

正文



Q: 海外耐心资本对中国叙事方式的变化有何看法?他们会带来哪些新鲜反馈?

A: 海外耐心资本对中国过去两三年相对悲观的叙事方式确实有所变化。这些资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策动向和经济表现,并期望从中获得新的投资机遇。随着中国政策的逐步调整和经济的持续稳定,他们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这些海外投资者不仅带来了对全球经济趋势的深刻理解,还带来了对中国市场的独特见解和反馈。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政策的具体落实和执行效果,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此外,他们也特别关注中国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企业盈利以及通缩问题上的具体举措,希望看到中国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打破现有的经济困境,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增长。
Q: Richard的调研结果如何反映地方基层和金融行业的现状?
A: Richard的调研活动覆盖了多个省份,通过与地方基层和金融行业的深入交流,他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政策效果的一手信息。这些调研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和金融行业对于近期政策变化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当前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短期托底,化解风险,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些政策标志着中国决策层在思维方式上的重大转变,预示着更加积极和主动的经济管理策略。金融行业的反馈则更加关注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效果,特别是对于企业盈利和通缩问题的解决。他们普遍认为,只有政策真正落地并产生实际效果,市场信心才能得到恢复,经济才能实现稳健增长。
Q: 中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时间变化有何特殊含义?
A: 中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时间变化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次会议破天荒地安排在了11月份,与美国大选时间几乎同步,这引发了外界对于决策层是否在应对外部形势变化、是否有新的政策备案的猜测。从历史上看,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通常都在10月底举行,而这次的时间调整可能意味着决策层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和制定应对当前复杂国内外环境的政策。会议日期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决策层正在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准备根据需要调整国内政策。这种时间上的调整也反映了决策层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度谨慎和灵活性,以及对于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深刻洞察和敏锐反应。
Q: 内外资在政策转变框架上的视角差异是什么?
A: 内外资在政策转变框架上的视角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政策效果的期待和评估上。外资普遍采用“trust but verify”的态度,即他们愿意相信中国的政策调整能够带来积极的变化,但需要看到具体的政策实施和效果才能完全放心。甚至有些外资机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悲观叙事后,转变为了“not trust but verify”的态度,他们更加谨慎地评估政策效果,并要求看到财政政策的真金白银和具体落地的时间表。相比之下,内资尤其是接近北京的较大、较成熟的投资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这次政策转变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思维框架范式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次政策调整不仅体现了决策层对经济的高度重视,也打破了过去几年来的信息茧房和论调,为经济的稳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这种视角差异反映了内外资对于中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同理解和期待。
Q: 决策层的变化如何打破市场担忧?
A: 决策层的变化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和举措打破了市场的担忧。首先,决策层对于经济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这体现在政策的紧迫性和针对性上。决策层通过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民生、安全和竞争力等关键问题,从而打破了市场对于决策层是否淡化经济的疑虑。其次,决策层打破了过去三年以来的信息茧房和论调,开始更加全面地关注社会民生和底层运营的问题。他们不仅关注高收入群体的利益,也关注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这种变化打破了市场对于社会现状的片面理解,增强了市场对于政策效果的信心。最后,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更加注重政策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效果,避免了短期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决策层对于市场担忧的全面回应,为市场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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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地方化债方案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A: 地方化债方案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操作上的转变,它是一项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们的团队,包括郑玲和蔡志鹏博士,详细解释了地方化债的核心目标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地方化债旨在打通地方经济的堵点,促进资金流动,缓解应收账款的积压问题,进而帮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轮流支付工资,刺激地方消费和提升经济活力。此外,这一方案还有助于打破因地方财政困境而引发的对民营企业的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如倒查、声誉受损和过度补救等。这些措施不仅为地方经济止血,更为其长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外资的视角来看,地方化债并不被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刺激手段。外资投资者普遍认为,如果人大常委会仅仅提出地方化债方案,无论是温和的年度计划还是大规模的多年计划,如6万亿的多年规划,这主要解决的是存量问题,而非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因此,外资的长线投资者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期待的是能够带动新增需求的刺激措施。
Q: 美国大选结果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地方化债方案的实施?
A: 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地方化债方案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特朗普当选,共和党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因此,中国选择在美国大选后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关税战影响。如果特朗普当选,中国可能会提出更大规模、更具针对性的地方化债方案,以提振市场信心,部分抵消关税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仅靠这些措施可能不足以满足海外投资者的期望,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新增经济刺激,而非仅仅是债务重组。
Q: 为什么增量刺激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它可能包括哪些具体措施?
A: 增量刺激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激发新的经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在地方化债方案的基础上,提出额外的刺激措施,如增加赤字、发行特别国债、扩大消费品刺激等,这将大大超出市场预期,对国内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这些增量刺激措施可以包括:在年内增加赤字或发行特别国债,明年继续扩大消费品刺激,以及发行更多长期特别国债,这些资金可以用于社保福利、消费刺激或企业声誉补贴等。这样的措施不仅能解决当前的债务问题,还能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Q: 资本市场在打破通缩、提振经济预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 资本市场在打破通缩、提振经济预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9月24日以来,中国决策层将资本市场提升为改善社会预期的重要抓手。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不仅是经济晴雨表,更是信心的风向标。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日本,房地产和股票等资本市场是改变通缩预期的关键。日本央行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渐认识到,从房地产价格到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于改变通缩预期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也借鉴了这一经验,通过资本市场来提振经济信心。
Q: 为什么境内的投资者相对比海外投资者更加乐观?
A: 境内投资者相对乐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他们感受到决策层自9月24日以来对资本市场的重视,将其视为改善社会预期的重要工具。其次,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度和透明度,使得投资者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境内投资者认为这次的政策转向是长期的、可持续的,不是为了短期内的GDP增长,而是为了民生、财政和社会的整体福利。这种转向的持续性,使得境内投资者相信,即使四季度GDP保住了,政策也不会轻易转向或收紧,因此他们相对更加乐观。
Q: 新三大工程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生和财政可持续性?
A: 新三大工程——强化农民工和底层市民的社保、用中央资产负债表解决房地产库存旧主体问题、以及将生育政策与国家纲领、住房政策、福利补贴政策和职场政策相结合,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些工程不仅解决了当前的经济问题,更为长期的民生改善和财政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例如,通过强化社保,可以提高底层市民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不公;通过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可以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金融风险;通过优化生育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这些政策的实施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它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Q: 近期经济政策思路发生了哪些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应如何定义?
A: 近期经济政策思路的转变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定义。首先,政策层面已经意识到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并非短期的阵痛。尽管有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多轮地产政策调整、去年年底的临时扩张斥资1万亿,以及今年至今出口量高达两位数的同比增长等有利因素,但这些都没能遏制住经济和价格下行的大趋势。特别是下半年以来,价格下行的斜率更加陡峭,显示经济和通胀环境都有强大的向下动能。过去12到24个月的宽松政策未能阻止这一趋势,表明政策效果有限。这是第一层转变——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政策局限性的新认识。
第二层转变是政策层面在面对经济下行时,似乎正在进行战术性调整。过去几年,为了对冲地产下滑,主要手段是加强产能投资,加快形成新生产力,以缓解经济转型中的痛苦。然而,这种战术存在局限,因为像房地产和地方基建这样的系统性重要部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托底,过长过度的调整会带来重大风险。这些部门无法像猪肉市场那样自主出清,因为房地产供给弹性低,对上下游拉动作用显著,价格影响系统性,既影响家庭部门财富感知,又在金融系统中充当金融加速器。因此,政策层面开始发生战术性调整,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释放了2021年以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信号,这是思路转变的开始。
第三层转变涉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供给侧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政策是否应尽力而为,而不是超前发展,以及供给侧是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保障,这些思路的粘性可能是社会福利改革和消费相关政策初始规模较小的原因。要达到较大规模,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这三个层次中,第一层和第二层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但对于一些粘性较高、涉及意识形态的考量,转变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未必是180度大转弯。
Q: 已出台的政策如何证实或证伪上述政策思路的转变?
A: 已出台的政策部分验证了底层逻辑和思路的转变。例如,股市政策从担忧资产价格泡沫到认可股市作为引导社会预期的抓手,地方债政策从要求地方自行解决到出台潜在的大规模债务置换计划以保基层。这些政策显示了包括一些深层次思维在内的重要转变。至于财政层面的需求端政策,由于其灵活性较低,需要走完法定程序并与各部委协调,还需要突破思维定势,因此具体措施和数字可能姗姗来迟。但这并不能证伪政策转向已经发生。通缩的特性会迫使政策层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甚至一两年内继续维持支持性的宏观政策。尽管9月份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但内生动能不足,可持续性存疑。主要动力是制造业投资,而社会零售总额增长不到3%,制造业投资增幅高达9%,这可能不可持续。同时,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显示供需失衡严重,经济内生循环不畅。企业需要利润来维持工资和价格水平,否则将形成工资和价格下行的螺旋,迫使政策维持一定的支持性。
Q: 接下来政策应该如何发力,有哪些选择?
A: 接下来政策发力有三个逻辑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维持当前思路,保持消费和投资的比例,特别是在需要增量政策时向投资端进一步倾斜。这可能导致通缩压力持续,实际GDP增速可能维持在4%以上,但名义GDP可能仍然承压,债务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债务通缩螺旋,限制政策空间。第二个选择是容忍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接受经济较大幅度放缓。这样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会逐步趋于合理,但由于整体需求不足,特别是供需失衡起点高,GDP平减指数的通缩会逐步收窄,但很难回到2%左右的合理区间。第三个选择是实施大规模经济再平衡措施,直接或间接刺激消费需求,容许产能投资进一步理性合理化。这样最终需求增速可能维持在4%到5%之间,名义GDP可能恢复到6%以上。这是学者智库倡导的“蓝天情景”,通过大规模财政扩张主要朝消费发力,帮助经济维持最终需求合理增长,推动消费再平衡,走出通缩。
考虑到美国大选临近,关系风险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和最终需求失衡,政策层面更合理的对冲是朝着第三个理想情形靠拢。对于关税影响,如果特朗普上台并给大部分商品加征40%、50%甚至60%的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显著。以2018年到19年为例,当时测算对经济影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一轮关税影响更广泛,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同时控制行政和立法,可能用惩罚性关税遏制绕道出口,对中国经济冲击可能超过两个百分点,需要更大财政扩张对冲。
Q: 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可能的经济冲击?
A: 中国在应对可能的经济冲击时,政策空间是一个重要考量。当前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经高达100%以上,这限制了财政扩张的幅度。然而,政策空间并非完全没有。首先,政策可以在既定的财政空间内,将资源从投资向消费端倾斜。有学者提出每年10万亿的大幅转移,这有助于政策更加有效。其次,过去两年整体财政不仅没有扩张,还呈现大幅紧缩态势。在通缩状态下,政府应作为支出方来遏制通缩螺旋的加深。因此,即使在通缩环境下,容忍财政政策继续紧缩可能并不是合理举措。
此外,政策空间是可以通过积极作为来创造的,而不是仅仅通过节省。宏观经济需要循环,不像管理企业那样,省钱就能有更多钱去投资。在宏观经济中,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宏观经济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能在通缩时进一步加力,最终可能使整体经济循环畅通,反而会有更高的政策空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通过积极作为,可能会比不断节省空间更低一些。
Q: 大规模的经济再平衡措施是否有效,如何评估其长期和短期影响?
A: 大规模的经济再平衡措施是否有效,需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来评估。从长期来看,对社保体系的补充能够显著降低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家庭部门储蓄率一枝独秀,几乎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两倍。将中国较高的家庭部门储蓄分开来看,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的储蓄率远高于城市居民,主要原因是他们接受的社会福利保障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将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公平地覆盖到所有阶层和户口,那么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有下降的空间,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
对于短期影响,如果通过减免个人对于社保支出的部分,每年能减少3到4万亿左右的支出,相当于对个人和家庭部门的减税。这样的政策如果能持续两到三年,将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城市效应可能不会特别高,但有助于改善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因为疫情之后,政策更多地向供给端发力,而不是需求端。因此,姗姗来迟的社保福利改革有助于部分释放消费的潜力。此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刺激消费需求,并容许产能投资进一步理性合理化,可以使最终需求增速维持在4%到5%之间,名义GDP恢复到6%以上,实现经济再平衡,走出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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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考虑到美国大选临近,风险有所上升,这对产能和最终需求失衡有何具体影响?

A: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预期波动加剧,这种风险环境可能导致产能和最终需求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具体来说,企业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时,往往会采取保守策略,减少投资和生产,以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政策变化。同时,消费者也可能因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而减少消费,进一步压缩市场需求。这种供需两端的收缩,将直接影响产业链的稳定性和效率,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库存积压,最终可能演变为更广泛的经济放缓。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其政策变动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需求都有深远影响,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产能与需求失衡。

Q: 政策层面如何合理对冲这种风险,特别是关税政策方面?

A: 在面对由大选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及产能需求失衡时,政策层面的合理对冲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前文提到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应努力朝向最理想的情形靠拢,即维持稳定的贸易环境,减少关税壁垒,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关税政策,首轮加征关税主要集中在资本品和中间品上,且幅度相对温和,这是因为这些产品对美国经济自身的影响较大,过高的关税可能反噬国内经济。因此,若需进一步调整关税,理论上那些起点较低、目前关税水平相对较低的商品,其上升空间可能更大。然而,政策制定者需谨慎行事,避免过度保护主义措施,以免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引发贸易战。

Q: 如果特朗普上台并大幅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具体会有多大影响?

A: 若特朗普上台并实施高达40%、50%甚至60%的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显著且深远的。以2018年至2019年为例,当时的关税措施已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新一轮更广泛的关税措施,尤其是在共和党同时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情境下,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贸易政策,包括使用惩罚性关税来限制中国商品的绕道出口,这将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据估计,这种极端情况下的经济影响可能超过两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出口减少上,还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国内生产、就业和消费,形成全面的经济下行压力。

Q: 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这种经济冲击,特别是财政扩张的可行性如何?

A: 面对可能的经济冲击,中国政府确实需要考虑采取财政扩张等措施来稳定经济。然而,当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00%,这意味着财政扩张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政府不太可能贸然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因为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债务水平,增加财政风险。此外,财政扩张的效果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如资金使用效率、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因此,政府需要权衡利弊,精准施策,既要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又要防止债务危机。可能的策略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而非单纯依赖财政扩张。

Q: 除了财政扩张,还有哪些其他政策工具可以用来对冲关税冲击?

A: 除了财政扩张,中国政府还可以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来对冲关税冲击。首先,货币政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降息、降准等手段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其次,可以通过加强多边贸易合作,寻求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减轻单一市场依赖带来的风险。此外,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是长远之策。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可以形成内部市场的强大支撑。最后,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也是对冲外部风险的有效途径。

Q: 短期人大常委会(11月4日至8日)是否会推出消费刺激政策?
A: 针对这一外资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分析基于当前的政策动向和经济形势。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报告及财政部官员在MF年会上的发言,当前政策的重点并未集中在短期的消费刺激上。如PPT所示,财政部提出的方案主要聚焦于五个方向,其中地方债务管理被置于首位,而消费刺激则处于较次要的位置。考虑到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的1500亿资金尚未完全使用,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急于推出新的消费刺激措施。当然,若能推出新的消费刺激政策,如扩大以旧换新规模,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除非政府对于关税调整及经济思维方式的转变速度超出预期。因此,基于现有的信息和政策导向,我们预测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增量消费刺激政策出台。
Q: 如果仅靠短期刺激,缺乏长期改革,是否能有效打破通缩,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A: 这一问题触及了当前经济政策的核心。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若不能结合深层次的改革,将难以彻底打破通缩,恢复市场的长期活力。通缩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协同作用。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和流动性来影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直接支出和税收优惠来刺激需求,但真正能够恢复民营企业家信心和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是改革政策。改革意味着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优化营商环境,保护产权,以及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和支持,是恢复市场信心、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我们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税收制度,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通过舆论引导,塑造一个对企业和地方宽容的环境,强调合法致富的荣耀,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进行正面宣传,以此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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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未来政策是否会重演2016年后的供给侧改革,如何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
A: 关于未来政策是否会重演2016年后的供给侧改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挑战,但产能过剩仍然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无效供给,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完全复制过去的供给侧改革。政府可能会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来引导企业优胜劣汰,而不是简单的产能削减。同时,政府也将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新的增长点,以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和升级。在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政府还将注重保护就业和民生,确保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因此,未来的政策将更加综合、灵活,旨在实现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的多重目标。
Q: 当前政策转向的幅度如何?是180度大转弯还是30度的微调?
A: 针对当前政策转向的幅度,我们经过深入研究与地方调研后认为,这并非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更接近于30度的微调。这一结论的得出,基于我们对政策制定者初衷的理解以及对过往政策效果的评估。过去,政策制定者在限制产能过剩、控制地方平台债务、调整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化解风险,而非忽视经济发展。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在2021年泡沫较大时开始的,目的是实现市场的平稳过渡。因此,当前的政策调整,更多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的优化与微调,而非全面的方向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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