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生于巴黎，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转型中的重要作家，象征主义的先行者。其作品语言灵活多变，内涵丰富，细节描写令人叹为观止，以物质形象体现精神世界，并带有反讽色彩。于斯曼精于小说的创新，擅长对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深度剖析，因此评论界时常将他与叔本华并列。
于斯曼同时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标志着19世纪法国文学史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变。他早期参与了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活动，以一篇小说《背包在肩》而成为“梅塘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该集团成员除了左拉、于斯曼，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等人。后来，于斯曼因为小说美学、诗学倾向、宗教观念上的观点与左拉相抵触，逐渐离开了自然主义流派。
游走的女人
罪恶之于她，就像于其他人，充满了日常工作。它修饰了她的脸，使这张脸放肆的丑陋变得有吸引力。带着丝毫没有消减的巴黎郊区人的优雅，这个姑娘因着她那些浮夸的首饰和被脂粉大肆修饰过的魅力，变得秀色可餐，吸引着那些已经麻木的欲望，和那些只有用猛烈的妆容和戏剧中纷繁的裙子才能唤起的迟钝感官。
在下等人中，她却能达到这样一种美妙的高贵不凡，一种有教养的平民女儿才有的高雅。这个干粗活的女仆褪下了晒成棕褐的肤色，和她那穷苦女人的恶心气味；贝壳粉取代了烟斗底部的烟垢，郁金香状的酒杯取代了无脚小酒杯，瓶子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灰尘的名庄葡萄酒取代了粗俗的大杯皮卡洛酒和蓝葡萄酒，铁铺床变成一个覆盖着布料和软垫大床，游走的女人此刻因其被氯化汞和石膏小心修饰后的脸而耀眼，而后，溃败就在某个晚上来临了。波利特，这个严肃而乐善好施的出纳，在偷偷地给了她一段拳打脚踢的苦涩爱情，轻率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离开了这里，回到他的家中，每天责备他的儿子们品行不端。
现在，各种年纪的人留宿她家，生活起起伏伏；她在咖啡厅门口窥伺着，茶褐色的眼睛设下温柔圈套，但嘴角边那一丝痛苦而恬不知耻的微笑，吓走了那些只求从定期亲吻和意料中的鬼脸中寻求幸福的粗俗主顾。
她那神秘而阴暗的美得不到理解，无论寒暑，整夜整晚，她都在伺机出动，违禁打猎，朝着逃走的猎物开枪，在幸运的晚上，能打到一些醉鬼。
但大部分时候，她都空手而归，腹中空空，胃被酒精填饱，鼻涕狂流。她不堪忍受，孤独地睡去，想着那个抛弃了她的可怕粗人，想着那些在皮奈尔广场的小酒馆中焦急的约会，那里丑陋的三角楣上挂满彩旗，写着“来喝一杯里高乐波士酒”。
这个年代虽已那么遥远，那么模糊，游走的女人还是能在不完全的酒醉和极端的疲惫带来的清醒失眠中把它重温。已被完全掏空了的疲倦不堪的她，在想到给予那个男人的百般爱抚和激情的时候，还是会不禁颤抖。那些与这动人而又愚蠢的关心有关的细节又回到她的脑海；她又看到如牛角一般的，他耳朵上的细卷发，他那些圆点子花纹的衬衣，那些她亲手为他系的领带，他需要钱给他其他的战利品买一杯里高乐波士酒的时候那些轻吻和诱骗，这粉红色的香草味果汁，这破烂不堪之人的马拉斯加酸樱桃酒啊！
然后，清晨充满房间，然后下午又过去；但还要起床，来对付上天赐给她的残酷生活。时光流过，今日似昨日，明日又如今日。买家愈加稀少，或卑鄙地砍低付给她的辛苦钱。夜晚被人宰，白天也被人宰，被难以遏制的口渴所折磨的她，只能止住波利特的渴，后者作为回报送给她的是一阵阵惊人的拳打脚踢。而后，无情的穷苦加重了，因为这些爱恋和痛打，这些饥饿和放纵，她的眼睛深深凹陷进被打得青肿的脸上。为了不彻底死于饥馑，必须用肩膀填补深渊，或者用紧身胸衣的屏障包住溢出来的肉；那些填塞物，那些束身衣的钢骨，和那些描眉画眼的脂粉，已让游走的女人身无分文。她那些罪恶的庄稼已经成熟，缉查队也对她虎视耽耽。转眼间，自卸车来了，带她去往卢西纳医院的顶层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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