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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演讲与科学队长合作呈现
大家好，我是钟扬，植物学家，来自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种子的故事。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1984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了16年，是在中科院的武汉植物研究所。我们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植物是猕猴桃，它是1904年由英联邦国家的传教士和那些专门来寻求各种各样奇花异草的人，在湖北宜昌农村意外发现的，我们叫他们“植物猎人”。
我们今天知道它叫猕猴桃，可是当时即使在宜昌城和武汉都没有人吃它。找到这种植物以后，他们觉得它成熟了以后味道非常美，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我们现在知道它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高，酸和甜的比例会随着时间变化带给这种水果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们当时从树上剪下来20多根枝条带了回去。在我们现在植物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个意外。为什么？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植物是雌雄异株，所以他光把雄的剪回去，或者把雌的剪回去，是无论如何不能繁殖的。而当时全世界的生物学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植物的雌雄异株的机制。
顺便提一句，植物雌雄异株的机制后来被知道，是因为日本科学家从中国的银杏中发现了植物的精子，才知道植物原来有雌雄之分。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株的，一类植物上既有雌花也有雄花，它们可以授粉，可以繁育后代。
而像这种雌雄异株的植物需要巧合。20多根枝条带到了英联邦国家，最后终于传到了新西兰。最后在新西兰他们居然用一个副本，一个雄性和两个雌性进行杂交，得到了新西兰非常重要的品种，在国际上被取名叫Hayward。
猕猴桃在新西兰取得成功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植物的基因，一个植物带过去了，成了我们广义上的“种子”，我们叫植物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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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被新西兰国家生物资源的会议邀去作大会报告，当时主持人说钟教授告诉我们一个新西兰如何从中国偷了猕猴桃的故事。我用的英文词叫“引进”，他用的是“偷”。确实，因为并没有拿签证，也没有跟我们任何部门申报，所以那不应该称为引进。
但是他们还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他们的植物学家进行了反复研究，终于筛选出世界上最好的品种之一，Hayward；第二，他们相关的文化管理和经济学家们，巧妙地把英文名称Chinese gooseberry改成了Kiwifruit。
Kiwi是新西兰的一个国鸟，这样的话在国际市场上让人听起来就像是新西兰的东西。而且这个名称后来又被翻译回中国了，变成了奇异果。
另外他们也有管理学上成功的经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猕猴桃种植区旁边必须要建机场，以保证三天之内能够运到全世界各地。而我们的猕猴桃现在还拿来扶贫，什么地方不能运，我们就什么地方种猕猴桃。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吃不到那么新鲜的猕猴桃。这当然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新西兰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利用中国的这个资源，让猕猴桃成为了新西兰第一大产业。这让中国植物学家也倍感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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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西兰的植物学家也不轻松，为什么？因为他们国家一个排第一的农业产业，居然建立在中国的三棵植物身上。
那么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他当时取的这三棵植物并不是整个猕猴桃种群里最好的呢？如果这个猕猴桃有一种病害，有一种虫害，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能够对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呢？那么新西兰的农业就要遭受这么巨大的损失吗？所以他们知道真正的遗传宝库在中国。
而仅仅在湖北，在武汉，我们大概收集了70多种猕猴桃。这70多种有的并不好吃，有的长得并不好，但是它是我们今后的真正的种子。
猕猴桃只是一个例子，更重要的例子，粮食作物的“绿色革命”在国际上是由欧美驱动的，最后在墨西哥等国家广泛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高产作物来自一种矮秆基因，叫HYV。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主要是从野生资源中筛选到了矮秆基因，植物不需要长那么高，特别是农作物，长矮一点，让它的营养生殖减少一点，多结一些种子。发现矮秆基因的科学家罗曼·保尔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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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大家知道袁隆平先生在海南岛发现了一种叫野稗的野生稻子资源。然后通过反复的选育，终于得到了杂交水稻，带来了我们农业上完全可以称为革命的一些变革。
我自己本人也参加了上海农业基因中心的工作，我和罗立军教授一起，到处去收集旱稻。在我国的云南、贵州、湖南这些山区里面，农民在缺水的时候也种一些水稻。它看起来产量并不高，可是实际上有很好的耐旱性。我们收集了大量农家土生土长的品种。
我们也把它进行杂交，最终获得了一个新的品种，叫杂交旱稻。袁隆平先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发明奖一等奖的同时，我们获得了国家的二等奖。今后在上海地区和江南地区缺水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种子资源。
种种这些迹象表明，如果我们能获得种子，对我们的未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这些种子可以为我们提供水果，可以为我们提供花卉，改善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有粮食作物。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吗？还有，那就是医药。
我们的医药也缺乏，很多是来自天然产物。包括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青蒿素，它也是来自植物，一种叫青蒿的、黄花蒿的植物。如果有了它的种子，我们就可以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进行栽培，从中获取青蒿素这样有用的药物。
但是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它就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很多科学家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2000年新的世纪到来以后，科学家终于决定把这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想法付诸实现。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是斯瓦尔巴特种子库，我们称之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
它设置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属于挪威管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面。不仅是工程上、科学上设计非常精妙，而且它还特地考虑了人类在遭受核打击和停电的情况下，到底种子能保存多久。
因为我们现在保存种子基本是超低温和干燥两种方式。超低温大多数是靠空调来实现的，如果停电了以后怎么办？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剧烈活动，有些完全是作死的行为。由于进化的原因或者由于环境气候变化，一部分植物要死去，或者要消失掉。但是我们居然自己还可以打仗，通过打仗来消灭我们的生物资源。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下，斯瓦尔巴特的种子库它不仅能够保护一批种子，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强烈的警示意义。只要它立在北极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生物多样性并不太多了，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科学上光靠这个不行，我们还需要更为精妙的设计，那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首先它收集的地方非常地广泛，在那里可以轻易地找到来自非洲和亚洲所有的种子。因此我们可以分析全世界关于种子的现状，以及评估环境变化以后种子的状况。
第二个特点，它的收集的目标非常明确。因为那里的科学权威特别多，所以它非常系统地来收集一些农作物的种子。
举个例子，我本人对它里面的豆科植物特别感兴趣。我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吃豆类的东西，特别是后来到西藏时间久了以后，由于痛风等原因，我对豆类植物更不感兴趣了。在西藏豆类植物也不多，主要是青稞，可是青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来自全球环境变化。
科学家已经做过分析，在过去的60年间，青藏高原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二点几度。一方面这是个喜讯，这二点几度会导致农业增长。你如果有机会再到西藏旅游的话，就会发现西藏的山变得更绿了，而且我们平常的植物在周围长得更好了。
但是凡事有一个极限。如果气温再这么继续升高，我们预测当年平均气温提高四度的时候，西藏的农业将面临崩溃。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个应对的措施。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全球气候的变化，所以只能想如何去应对它。
我们的邻国印度已经开始遭受气温上升的灾难了。我们发现它在进行替换，它在教当地人吃一种叫黑豆的东西。黑豆原来就有，但是产量不高，或者栽培的面积不大，所以它必须经过豆类植物的改良。然后让他们吃各种各样他们原来不吃的豆子。
这个工作我们在西藏还没有开始做。会不会做呢？以后植物学家为了应对未来的发展，说不定要做。而像在英国皇家的邱园，我发现它居然收集了世界上最多的豆子。所以可见这样的种子库今后可能会造福全人类。
第三点，邱园的科学家们非常认真地从科学上探讨了一个种子究竟如何保存才能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他们现在摸索出来的条件是负20度的温度，相对湿度在15度左右。所有植物的保存时间，它的标准是定在80年到120年。一种样本的数量要达到5000粒。如果是濒危的物种，本来就没有5000粒，说不定你去采就把它采濒危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濒危物种只需要500粒。
邱园的种子艺术不仅是在做科学，而且已经跟艺术结合，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如果有人还记得2010年上海的世博馆，英国馆就是英国邱园的科学家来设计的。它是一粒一粒的种子，封装在特殊的材料里面做成的。设计是英国的，里面有很多的种子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提供的，也包括了我提供的种子。
这些种子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在显微镜、扫描镜下，都特别漂亮、特别美丽，无论是结构还是色彩。这些东西表明什么呢？种子可能给我们的生活，或为我们今后的建筑，或为我们的艺术，或为我们的材料科学，提供崭新的思路。
我工作的地方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到这样的地方去收集种子很可能有它的特殊意义。首先，在全世界第一批确定的二十几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我国就有三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横断山区为特征的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