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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驾崩后，原本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组成的顾命体制在辛酉政变中被迅速推翻。随后，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开始垂帘听政，而奕䜣则被任命为议政王，领导军机处，从而确立了新的辅政体制。在我们的印象中，和强势精明的慈禧相比，慈安似乎永远是个永远忠厚老实、缺乏才干的老好人，事事都要问慈禧。甚至连慈安的突然去世都被怀疑是不是慈禧故意毒死的。那么，慈禧与慈安关系究竟怎么样？她们真是一对塑料姐妹花么？
慈安太后，出身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是咸丰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为人温和，咸丰帝称赞她“质秉柔嘉，行符律度”。咸丰二年（1852）二月，她经选秀入宫，咸丰帝诏封贞嫔，五月二十五日晋封贞贵妃，六月初八立为皇后，十月十七日行册立礼。1861年咸丰去世，同治帝载淳继位后，她以嫡母身份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这是慈安太后称呼的由来。（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呼为慈安，那拉氏统一称呼为慈禧）
慈安出身于一个极为尊贵的家庭，其祖辈额亦都是清朝初期的开国功臣之一，在萨尔浒之战中与努尔哈赤并肩作战，击败了杜松和刘綎，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尽管慈安的家族属于旁系，但在乾隆至嘉庆年间，其家族再次兴盛。慈安得以进入皇后的候选名单，其显赫的家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她本人也受到了优质的教育，号称“德容言工”俱全。
正如上文所述，慈安二月入宫，六月初便成为皇后，简直是火箭般的晋升速度。所以也有很多人猜测，慈安早就被内定为皇后，这次选秀只是走过场。要知道，慈禧入宫时仅仅赐号兰贵人。也就是说，在慈禧还在为后宫地位而焦虑时，慈安直接就成了正宫皇后，二人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的地位实在过于悬殊。清代的后宫体制是：“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这样看来，慈禧这个兰贵人排不进前十。直到咸丰六年（1856），慈禧生下咸丰帝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她才母以子贵，一路晋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但和慈安相比终究还是有嫡庶之别，慈禧对此心知肚明。
1861年8月，咸丰帝死于避暑山庄。当天颁布的一封谕旨表明，咸丰帝临死前钦定的政治安排是八大臣辅政，而非垂帘听政。谕旨的原话是，希望八大臣“尽心辅弼，襄赞一切政务”。虽然是襄赞，但一切政务、军国大事，八大臣都有参与的权力。为防止八大臣权力过大，咸丰临终前把自己的两枚私章——“御赏”“同道堂”分给两个人，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起首要盖“御赏”印，结尾要盖“同道堂”印，如此才能生效。这两枚重要的印章，一枚交给了皇子载淳，另一枚交给了慈安。可见，皇帝的决策没有慈安的批准就不能生效。而载淳此时只有六岁，所以，这枚印章自然就落入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手中。
可以说，咸丰帝临终时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周全的。两宫太后地位尊崇，任何谕旨若无她们的钤印便无法生效。然而，她们此时充其量只是拥有否决权，具体的议程设置的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八大臣手中。面对八大臣提交的文件，两宫太后唯一的谈判手段就是拖延不盖章。八大臣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自恃手握先帝遗诏，认为自己是临终受命的顾命大臣，谕旨诏书自然应由他们全权拟定，两宫太后只需负责盖章，不应过问谕旨的具体内容，更无权修改，否则便是违反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此时的慈安与慈禧，实际上并无理政权力。
但是，慈安与慈禧不会妥协，慈安与慈禧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制八大臣的专权。经过四天的僵持，八大臣意识到若无两宫的盖章，他们的文件便无法生效，于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两宫太后发布谕旨、批阅奏折，乃至允许两宫任免大小官员。此时，慈安与慈禧的实际权力已经接近皇帝，挡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一道“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不过，后面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慈禧太后的政治盟友——恭亲王奕䜣坚定支持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将八大臣一网打尽。
两宫太后垂帘的很长时间内，慈安与慈禧并没有爆发宫廷斗争，关系甚至可以用好来形容。慈安在世时，慈禧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深知自己是妃子出身，与先帝的正宫娘娘慈安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后人眼中那个专横跋扈的西太后，在慈安面前处处小心、事事恭谨。凡是朝廷大事需要决断，慈禧一定会先征求慈安的意见，或与慈安耐心商量，向大臣宣布时也必称二人意见一致。慈禧平时叫慈安姐姐，有好吃的东西都要专门备上一份，派贴身太监送到钟粹宫慈安住处。慈安与慈禧共同治理朝政，始于1861年，持续了约20年。在这二十年间，两位太后仅在三件事情上产生了公开的分歧。其中之一便是广为人知的安德海案。1869年8月，慈禧太后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在山东济南被巡抚丁宝桢以“矫旨出都”和“招摇煽惑”的罪名处决，而处决安德海的命令是由慈安太后决定发布的。
安德海之所以受宠并非偶然。在两宫垂帘听政的制度下，太后与臣子间的沟通因性别之别而受限，不得不依赖太监作为传话的中介，这无形中提高了太监的地位。安德海自入宫起便侍奉慈禧，尤其在八大臣专横跋扈时期，他经常向慈禧表忠心，因而深受慈禧喜爱。他在宫中的行为也因此一贯招摇，不料这次在山东济南被抓。丁宝桢的奏折送达北京后，慈禧非常震惊，与慈安一同召集军机大臣奕䜣等商议对策，结果奕䜣、文祥、李鸿藻等人都主张严惩。这次，慈安也与他们意见一致，最终的结果是安德海与党羽二十余人悉数被杀。慈安此举，很有可能是对慈禧专断已久的不满，借着恭亲王和丁宝桢的势头，对慈禧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制衡。
第二件事是有关于同治皇帝载淳，载淳继位时年幼，因此对性格和顺温柔的慈安太后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而与忙于政务、性格较为强势的亲妈慈禧则相对疏远。慈禧对此一直心存不满。这又导致了第三件事，即载淳的皇后人选问题。载淳并未选择慈禧所倾向的女子，而是选择了慈安支持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这进一步加剧了慈禧太后的不满，导致宫廷内外广泛流传着两位太后不和的传闻。
光绪六年（1880）初，慈禧得了重病，卧病在床，慈安垂帘听政。这段时间，慈禧很少露面。第二年初春（1881），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身体不大舒服，症状实在轻微，没有引起重视，不料在第二天夜里突然去世，时年仅45岁。臣子们只听说宫中太后去世，想当然以为是重症卧床已久的慈禧死了，没想到竟是慈安去世，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传闻也随之而起。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恽（yùn）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当天慈安在钟粹宫观赏金鱼，慈禧的贴身太监送来牛奶饼之类的点心，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不料，慈安吃后很快就传太医急救，当晚就去世了。但恽毓鼎的这本书写于宣统年间，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三十年，可信度显然值得怀疑，更何况，恽毓鼎对于慈禧太后早年的描述也多有不实之处，这就更影响了这本书的可信性。
慈安由生病到病亡，前后不到两天。慈禧在这一天则非常忙，据《翁同龢日记》载，慈安死于晚八时，半夜（子时）翁同龢就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闻云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子时初，即晚上11点左右。可见，翁同龢在出事后三小时之内就从官方渠道得知了慈安的死讯，匆忙进宫。进宫后，翁同龢发现其他重要大臣陆续到来。出了这么大事情，算上抢救、商量对策、整理遗容、向各部官员通报、送信人员路上耽误的时间，林林总总三小时内完成，可以说慈禧基本没有拖延，她的态度也比较透明，直接向臣子公开，没有隐瞒的意图。天明以后，各位守在宫中的大臣接到慈禧旨意，进入慈安的寝宫钟粹宫。慈禧令太监摘去慈安的“面幂”，令大臣们瞻仰慈安的遗容。
有清史学者认为，慈安是正常死亡，类似心血管病症。此前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即“神识不清、牙紧”，很快大小便失禁，接着六脉将脱，药汤都灌不下去，两个小时后很快去世。太医庄守和留下了全套的脉案、处方，看上去是非常完整的证据链，一切都指向了病逝的可能。朝廷很快公布了慈安的《遗诰》，一般认为她发病突然，这份遗嘱是慈禧或大臣代拟的。在这份遗嘱中，除了追忆慈安陪同咸丰、同治两位皇帝的旧时光，还记载了清廷官方对慈安之死的第一时间表述：虽当时事多艰，昕宵勤政，然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
清廷官方当然不可能支持毒杀说，这份表述和翁同龢的记载一致——病故。如果接受官方的这一论断，我们或许可以从慈安太后生前的健康状况进行回溯分析。据史料记载，慈安太后在同治二年（1863）就曾出现健康问题，翁同龢曾提到“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前后卧床一个月，这表明慈安的身体也并不强健。
在慈安去世前不久，慈禧因病卧床，慈安因此承担了全部的垂帘听政责任，需要处理所有政务，这无疑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她此前的健康状况，这种压力很可能诱发了心脑血管急性病发。尽管官方和部分史料倾向于病故的解释，但关于慈安太后被毒杀的说法自清末以来一直存在。从恽毓鼎到《清稗类钞》等文献，都有对慈禧太后的指责。慈禧此前乐于与姐姐慈安分享美食的行为，此刻也变成了下毒的铁证。甲午战争失败后，慈禧太后成为清朝失败的象征，政敌对她的攻击愈发激烈。民间关于两宫太后不和的传闻，经过说书人的渲染，使得慈禧毒杀慈安的恶人形象更加根深蒂固。
民间对慈安太后的评价一致很好。薛福成在《庸庵笔记》里这样描述：“当是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错实主之。西宫（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窥会。”薛福成还记载，慈安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或竟月不决一事”，但到了“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也就是说，慈安轻易不下决策，但只要做出决策，天下百姓都拍手称快。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称赞的太后突然去世，大家当然不愿接受现实，更何况此前，慈禧与慈安不和的消息在民间就已传播，几种消息叠加杂糅，毒杀之说应运而生，终至于风行海内。
无论如何，慈安之死，为慈禧解除了最后一道权力的紧箍。光绪初年，是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当时的情形是“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坐”，与议政王奕䜣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权力关系。但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慈安太后崩逝以后，即是“孝钦独坐于后”，不仅直接坐到了皇帝背后，且面朝臣工，那层薄薄的纱幕也逐步被拿掉。直到有一天，帝师翁同龢亲眼看到，“皇太后与上同坐御榻，太后在右，上在左，俨如宋宣仁故事，盖前此所未有也”。失去慈安制约之后，慈禧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
参考资料：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②沈渭滨：《垂帘太后——慈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王开玺：《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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