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面的话：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lberto Alesina以及UCLA的经济学副教授Paola Giuliano于2015年年底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了一篇重磅级文献综述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这么大的题目确实只有大家敢写。这篇论文梳理了关于文化和制度的一些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极其丰富地涵盖了该领域目前几乎所有重要的作者和文献。因此，王鑫不辞劳苦地将原文编译成了中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文化与制度的定义和测度；第二部分，文化与制度二者的关系。由于文章篇幅很长，我们决定分两次推送，本次推送第一部分——定义和测度。
文化与制度
原作者：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编译：王鑫
这是一篇关于文化和制度的文献综述。我们好像没有推送过综述方面的文章，不过凡事总有开头并难言结束。
一、导言
文化和制度皆内生于地理、技术、种族、战争以及其它历史冲击，二者的因果联系和交互影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内容。作者用Putnam（1993）的研究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Putnam和他的同事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一次行政改革——中央政府建立了15个新的地方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并未如理想中那样同时运行良好。他们发现导致这种地区差别的原因在于合作、参与度、社会互动以及信任等四个“社会资本”特征，并且这些差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那些曾经是自由城邦的地区更容易产生合作行为和民主政治，同时其还将作为一种文化特征代代相传。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13）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论断，决定制度成败的那些社会文化特征确实和中世纪是否有自由城邦的历史密切相关。制度变量（自由城邦）影响了持久的文化变迁并进一步影响了当代意大利的地方政府。然后中世纪的自由城邦并非外生变量，那些拥有地理优势以抵御外部侵略的地区显然更可能成为自由地区。不仅如此，还有其它变量也决定了意大利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文化和制度的关系，注定是复杂且有趣的。
学者们更多地的尝试从制度中剥离出文化的影响，因为
制度的重要性
已经被学界反复强调过了。作者提醒到，
制度的识别以及将它从文化因素中剥离出来
同样重要。接下来讨论的重点便是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以及其相互作用。
二、定义
（一）何谓文化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给予了文化不同的定义。经验研究方面，代表定义是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给出的：文化是一种惯常的信念和价值标准（values），并经由各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将其不变地代代相传下去。理论研究中，文化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结果的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却可能被上一代人或某种实验所修改。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构建了一个关于信任的代际交叠模型，小孩从父母那里学到关于信任的知识，并在真实世界的经历中将原有的概念升级，然后将进化了的概念传递给后代。这一设定导致了“不信任、无贸易”和“信任、贸易”两个均衡，文章证明一个关于信任的暂时冲击会导致一个均衡永久的跳跃至另一个均衡。Grief（1994）认为文化信念是用来管控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的，它不像知识需要经验发现和分析证明。过去那些支持纳什均衡的文化信念提供了一个重复社会博弈或存在多重均衡时的焦点。另一些理论研究将文化视为关于价值标准和偏好的原始现象（Akerlof、Kranton，2000），更加强调了情感在刺激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Pinker，1997；Kaplow、Shavell，2007）。
目前，许多文化经济学论文都旨在构建一种文化的关联性，而很少去
区分信念和价值标准
，所以文化这一术语通常同时指代价值标准和信念。Alesina et al（2013）通过展示当代妇女劳动力与前工业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强烈关联，说明了关于妇女参加劳动态度的那些价值观成分。Fogli et al（2011）和Fernandez（2013）则用信念来解释随时间而不断增长的妇女劳动参与率。
（二）何谓正式制度
North
（
1990
）
将制度定义为“人为设计的建构人类行为的约束。是一种游戏规则”。正式规则由政治创建，非正式制度从我们所谓的文化中部分地继承。Acemoglu et al（2006）将制度理解为经由社会选择决定和实施的一种机制。他们把政治制度定义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团体中分配政治权力的一种机制，并且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Greif（2006a）把制度定义为产生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社会要素的系统。这种社会要素（social factors）是人为的，非物质的能够外生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包括：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在North那里，博弈规则不同于博弈的方式，但Grief却并不认为制度是一种特别的外生规则，他认为博弈是内生的，那些实施博弈规则的参与者的行为必须被制度解释。所以，制度是均衡而非规则。
上述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们皆与文化的定义有较多的重合。规范、习俗即适用于制度也适用于文化。特别在Grief的定义中，制度太宽泛而很难量化。所以，为了分别测度制度和文化及其相互影响，只能将制度定义为正式制度（正式的法律系统和正式规则），将文化视作价值标准和信念。
（三）测度
经济学家有三种方法来测度文化：使用调查数据；控制经济和制度环境后，通过观察二代移民来剥离出文化的影响；搜集实验证据。Fernandez（2008）详述了这三种方法，不过调查数据的方法是运用得最广泛的。
学者们通常在国别层面来测度文化和信念，并且这些测度总是和经济效果相联系的（Knack、Keefer，1997）。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于内生性问题（反向因果和遗失变量）。经济学家们也做了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Gorodnichenko et al(2013),Guiso et
al(2009),Alesina et al.(2013)运用了工具变量方法；Tabellini（2010）和Duran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地区水平的文化变量，运用国家固定效应捕获遗失的跨国文化差异。
第二种测量方法是控制住制度变量，考察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同一目的地国家的行为。这一方法有利于发现文化特征的垂直传递（长辈传递给晚辈）。文献大多以二代移民为样本，这有助于排除移民的自选择问题。该方法通常以二代移民的产出（outcome）为被解释变量，以其在原国家的产出为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展示了移民面临相同制度环境时的那种文化关联性（relevance of culture）。文化特征的持久性在二代移民的妇女劳动参与率方面被证实。Giuliano（2007）和父母同住是移民保有的一种文化特征。Luttmer and Singhal（2011）发现那些来自高福利国家的移民也更偏好再分配政策。Grosjean发现美国郡县当下的犯罪率与定居在此的苏格兰牧人有关。这些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征的持久性，它不会随人们进入新的制度环境而改变。Giavazzi et al（2014）首次将研究对象推至两代以上的移民，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中有的文化特征保存了下来有的却消失了。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弄清的是，为什么一些文化特征容易保存而其它的却快速消失。
测量文化特征的第三种方法是实验数据法。主要做法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到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游戏中来，并考察他们的不同行为选择。Henrich et al（2001）的经典文献研究了一个小范围的社会，但问题的关键是从一个小群体博弈中导出的结果是否适应于更大范围的真实社会呢？
接下来，作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征的测度做了详细说明。
1
、普遍信任（
Generalized
trust
）
有两种方法测度该变量：调查和实验室实验。在调查中，一般会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相信他人之类的问题。World Values Survey，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和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提供了相关的调查数据。Uslaner（2005）发现信任是一种道德观，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个体特征，不怎么依赖生活经验。在多种族共存的美国城市信任水平较低（Alesina、La Ferrara，2000，2002），人们更容易相信本国人而非外国人（Guiso et al，2009）。信任还影响了经济绩效（Knack，1997）、个体表现（Butler et al，2014）、创新（Fukuyama，1995）、金融发展、股市参与率和贸易（Guiso et al，2004，2008，2009）。在实验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组群内部更容易产生信任与合作（Eckel and Grossman，2005；Charness et al，2007；Chen and Li，2009；Chen and Chen，2010）。跨国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的同胞（Guiso et al，2009）。
2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Gorodnichenko and Roland（2013）解释了个人主义盛行的原因。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就，个人主义将社会地位授予获得个人成就的人。同时，这一特征将导致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只看重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显然更有利于集体行动，但却有损创新活动。为了证明个人主义有利于增长，他们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捕获这两种特征的权衡取舍。对个人主义的测度来自Hofstede（2001），他调查了IBM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雇员，发现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成就和个体权利总是被强调，人们倾向于选择自己的联盟。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更倾向于成为某些终身团体和组织的成员。
3
、家庭纽带
Banfield（1958）和Coleman（1990）均发现基于强家庭联系的社会倾向在家庭或宗族内部实施善行，而基于弱家庭纽带的社会更容易把善行扩展到家族外部。以家庭为基础构建的社会通常较少具备普遍信任感和公民意识。Bertrand and Schoar（2010）发现拥有强家庭关系文化特征的社会中，家族企业的比例会比较高。裙带关系降低了企业的质量，并且作为管理者的家庭成员通常更加厌恶风险。
4
、普遍道德（
Generalized
morality
）
Tabellini（2008，2010）测度了普遍道德和狭义道德（limited morality）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联性。其中，狭义的道德只存在与家庭成员之间，普遍道德则将合作行为扩展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Tabellini利用WVS的问题来度量普遍道德，这些问题包括：信任、尊重他人，服从长辈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并控制自己的生活。这里，普遍道德更像是关于信任和个人主义的某种综合。
5
、对工作与贫穷的态度
人们如何看待成功至关重要。某些人相信成功缘于努力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成功主要来源于运气和个人关系网络。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社会的有差别的社会流动性。
6
、各种文化特征的关联
Tabellini（2008）认为有限道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非道德的家庭主义（amoral behavior）。Banfield（1958）发现道德观念仅在家庭内部适用，非道德行为在家庭外部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按照此定义，家庭纽带和有限道德将很难被区分开。同样的，普遍道德和信任也有点像同义反复（Glaeser et al,2000;Guiso et al,2006,2008），更高水平的信任总是和更多的社会资本相联系。Hofstede（2001）统计了家庭纽带、普遍道德、个人主义、信任和工作－幸运（work－luck）等文化特征的相关系数，发现大多变量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7
、制度的测度
产权保护是测度正式制度的常用指标（Acemoglu et al，2001）。但Glaeser et al（2004）批评这一变量测度的是均衡的产出水平而非制度本身，例如，民主和独裁制度可能呈现同样水平的产权保护特征。其它识别正式制度的方法包括考察执行约束以及民主的内容，这些变量构建起来测度政府的质量，更一般的讲，是用来测度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请关注“文献自助餐”后续推送。】
文献来源
：
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201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53(4), pages 898-944, December.
文中所引用的文献不一一列出，出处详见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