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思磐

电影《驴得水》的热评最后落到了女主角张一曼身上。张一曼这个角色赢得一片叫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因为她是一个“新鲜”的银幕形象，如“影视怪蜀黍”所言——她“享受性本身”；大多数关于张一曼的赞美之词都涉及她的性解放，张的“性解放”甚至被一些论者引申到了“女权”：

“性欲旺盛，言行大胆，撩拨裴魁山、勾引铜匠都相当直白粗暴，差点连特派员都不放过。电影中的许多笑点都来自张一曼毫不掩饰的黄暴台词……她和男人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她想要，她喜欢，除了性，她并不想从男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这简直太酷了不是么？集博爱与薄情于一身，简直就像一个……男人。难怪有人说，她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权形象的巅峰。”

诡异的是，跟张一曼有关的讨论，还有另一个面向：“勾引有妇之夫，破坏家庭。”角色在剧中随意的一次性爱，被认为侵害了“铜匠”妻子的权利，再一次，专偶和婚姻被挑破一点儿窗户纸，人们就有着大厦将倾的恐慌。

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为性而性”非常地酷，一百年前的张一曼有着“当代”的“前卫性”，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人认为婚姻等于性的垄断，比一百年前还更加坚决。张一曼的故事——游戏的性，黄段子，疑似职场性骚扰，原配上门打小三，用一种不必要的恶毒羞辱自己的草根性伴，被荡妇羞辱——这些情节，其实是一个基于当代的故事，承载了此时此刻的幻想和焦虑。这部片子被观众称赞的所谓民国味儿，所谓性解放，全是名不副实。

▍民国性解放女性什么样？

在真实的民国，性解放的“张一曼”事实上是什么样？我想到的是一位同样奔赴北方山区、搬走庙里的菩萨扩建学校的女教师。那就是民国“性学大师”张竞生的前妻褚问鹃。褚出身江南世家，属于五四前后受教育的那拨知识女性。为了离开原来的包办婚姻，她这个在北京从天天坐汽车听戏的小官僚太太，只身到山西教书，到县城任小学校长时，因扩校时占用庙宇搬走神像，被报纸报道而得到全国很多新派知识分子支持。她在张竞生介绍下，投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张同居而后结婚。

▲ 褚问鹃

1926年，张竞生主编出版了让他声名狼藉（事实上应该青史留名）的《性史》——普通人的性经验自述，写第一篇的，就是褚问鹃。在这现任丈夫编辑的小册子里，褚问鹃详细地描写自己童年的性萌动、少年的自慰经验和与前夫的性体验，细节具体到体液；甚至比较了第一位和第二位（疑似张）在身体和性技巧上的区别。通过巨细靡遗的描述，她娓娓道出大家必须研究性技巧、女人应该得到性满足的忠告。

性的解放——性和生育节制知识的普及、男女协商式的平等关系和旧式家庭的解体，只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解放蓝图的一部分。当那一代时代变局中的“出走娜拉”，譬如苏青、丁玲、萧红或是杨沫——走向性解放的时候，她需要做的可不只是解开旗袍纽扣“睡服”；她是一个勇气绝伦的人，性的解放，择偶自主和亲密关系的平等和自由，是她们的起点，她们跨过了加诸女性身上的诸多阻碍，经历逃婚、求学，有能力利用刚刚为女性开放的专业工作机会，她们走的是充满挣扎的通向未知之路，面对动荡的革命生涯——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意义上的。性的革命和当时社会革命的理想是相互支援的，譬如，当中共妇女部长向警予与宣传部长彭述之发生婚外情，她告诉了丈夫蔡和森，并在党的会议上坦承情事，与同志们讨论解决方案。

褚不仅不安于家庭妇女的角色，一直希望出去工作，并且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她一再出走去从事社会运动。她跟张的分手让张无法接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泄情绪，内容跟王宝强发的微博类似。然而，张竞生得到的，不是全民帮助他用言辞浸荡妇的猪笼，而是褚的友人和外界的谴责，连早年相当欣赏他的周作人，都毫不留情批评他文章“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这也违背了张自己倡导的“爱情定则”——爱情可以变迁，夫妻关系是朋友关系的一种。那时候，专偶制并没有现在这般坚硬，因此，《驴》剧中裴魁山的那番下流的辱骂，也只有在今天显得那么理直气壮毫无违和感，反而在七八十年前，不大像一个文明体面的人该有的样子。

因为政治和感情双重决裂，褚问鹃后来带着儿子离开了张，孩子改姓，终生没有归宗；在大革命中，她进入中共妇女部，成为妇女和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也是参与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少数女性之一。后来她进入国民党军中做刊物主编，成为军中第一位女上校。娜拉出走其实是没有退路，没有终点。从军之后她的专栏曾经写过：“我们趁着这生命的孤舟，在这黯淡的人生海面上游行，前途的命运正不可知，而过去事又多半是不堪回首的。”但这个单亲妈妈没有停下来。

褚问鹃即便不能够代表那一代性解放女性的命运，至少她的故事更能够代表她们的处事风格——抗争和出走是她们的姿态，她们绝不会扮演被动牺牲者的角色。

▍不是“话剧感”，是空洞

张一曼在《驴》剧中真实的角色，是粗糙剧情的缝补者。影片因为种种内因外因，刻意模糊时空背景，只剩下一个空洞的“三民小学”的概念。这是关于“教育”、“理想”和“人性”甚至“国民性”的一个巨大的隐喻。有《让子弹飞》那样的先例，但凡你要在电影里把“过去”拍成隐喻，就可大行不顾细谨，加一点商业电影廉价桥段和笑料，中国观众受过精密政审的头脑自然懂得脑补其他的一切。观众也可能因为脑补太多，而没有留意到《驴》的编剧导演，对自己貌似要讲出的那个故事，理解得相当单薄，譬如导演认为这个故事是批判“知识分子太容易妥协了”。

有些人说是因为《驴得水》“话剧感”太重而“电影感”不足，固定场景太多，像情景喜剧，没有电影的视听语言，演员表演显得夸张不自然。可是，“话剧感”曾经出现在很多优秀的电影中。《驴得水》跟另一部完全以话剧形式演绎剧情的电影，拉斯·冯·提尔导演的《狗镇》很类似（我甚至猜想，编剧和导演也许参考过《狗镇》的文本）：同样是穷乡僻壤，同样是轿车载着执掌暴力的人——《驴》剧中是教育部特派员与士兵，《狗》剧是警察和黑帮——带来情节的转折。甚至电影名字都是以影片中唯一动物角色为名。同样的，影片探讨的是人性，“教育”是两部片子共同的关键词。不同的是《狗》将极为抽象的话剧舞台搬上了银幕，而《驴》则采取了实景拍摄的方式，把舞台剧变成电影。

同样的，两部影片中，受难者都是女人。但两相对照之下，《驴得水》的剧情之粗糙让人难堪。

在《狗镇》中，黑帮老大的女儿Grace希望摆脱黑帮草菅人命、为一己之私代行上帝审判之职的“傲慢”生活。她逃到贫穷偏僻的小镇，而一心再造小镇人灵魂的医生儿子、自诩为作家的Tom，说服小镇人瞒过黑帮收留她，并且爱上了她。Grace认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家园：环境艰苦，人们还是努力正直生活；她也开始通过劳作改造自己，自食其力。

当写着Grace名字的寻人启事被警察换为通缉令，尽管知道Grace是无辜的，人们对自己善心的要价越来越高昂：包括欺凌、强奸、性骚扰和奴役劳动。最后，软弱的Tom担心失去小镇人的认同，无力帮助Grace逃跑，又囿于情人身份无法协同作恶，煎熬之下把她出卖给了黑帮。黑帮终于来了，Tom不乏谄媚地亲手把女友交出。于是Grace重新面对逃往小镇那一天她与父亲之间的争拗：到底理解人性的弱点、选择宽恕是傲慢的，还是以暴力作出判决是傲慢的？最后她完成了关于上帝的思考，与黑帮父亲达成了共识，让人们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黑帮血洗小镇，她则亲手射杀了情人。

▲ 电影《狗镇》剧照

同样是彻头彻尾的隐喻，但《狗镇》里小镇居民有十几位，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从善到恶，都有完整的、草蛇灰线、不断发展的行为逻辑；受害者Grace从天真乐观，到隐忍观望，再到绝望反击，都有丰满的细节支撑。而《驴得水》里，铜匠从一名卑弱者成为与官员勾结的加害人，血气方刚的周铁男从勇者到懦夫，仅仅在一瞬之间完成。因为情节的逻辑实在是太过于脆弱，《驴得水》前半部分的轻快节奏，主要靠张一曼以并没有超越日常酒桌段子水平的性玩笑、幼稚而无趣的“不眨眼”游戏，以及貌似浪漫的留声机、交谊舞、目不暇接的旗袍式样、撒蒜皮“下雪”之类的佐料撑下来。

可是，一个性解放的女性，跑到农村寻求性自由，是出于什么考虑？并非隐姓埋名，教育部档案里还有她的黑历史。一个能够在几乎全男班的工作环境中毫不隐瞒自己的“性瘾”，并且言行不乏侵略性，这样的女人要正常地生活下去，她怎么可能只是一味的“单纯善良”？她怎么可能任由外界施虐而毫无反抗直至发疯？

▍陈旧角色：最纯洁又最放荡

也许有人会说，编剧把一个女性角色设定为什么样子，他有创作的自由。确实创作不能被审查，但有优劣之分。好的作品，在于它能够挑战日常生活的秩序和人们既有的成见，而不是像米兰·昆德拉说的，媚俗——“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

张一曼的命运虽然来自于演员任素汐的演绎过程——她不喜欢这个角色最后跟男人们一起同流合污，因此改成了“质本洁来还洁去”；洁白无瑕，轻如鸿毛。以至于导演周申解释她的命运时，只能强调她性格中固有的“戏剧冲突”。据他所说，这个角色最先来自他看过的池莉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的人物，周认为“她是最纯洁的一个，但看起来是最放荡的”，“有这么一种人，内心单纯善良，却给人感觉浪荡风骚，她的原则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受人束缚，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其实关键时刻远比那些成天满嘴大道理的人能够坚持道德底线”。

女性个人的“放荡”，跟其他领域的女性“越轨”（一切追求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行为）不一样的是，女性的“放荡”本来就是男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男性的性满足，始终需要“放荡”的女性提供性；为了男性能够维护私产与权力的继承，保证后代“血统纯正”（其实这只是美好愿望），必须把一部分女性囚禁在专偶制中守贞，对“荡妇”的惩戒和羞辱是最有效的控制。

张一曼在性事上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她对追求者不“计较”自己的既往无动于衷，把性和单一伴侣的亲密关系分开，她并不介意做一个荡妇，然而，她却一言不发地死于荡妇羞辱——羞辱她的人正是享受了她的性的人。所以，应该被解放的不是“放荡”，而是要拆解划在“纯洁”和“放荡”之间的伪道德，那才是自由女性的真正枷锁。然而，导演需要这个二分的道德，来成就他的戏剧冲突，这只表明，这个戏剧冲突非常陈腐，“性解放女性”角色背后，是解放的反面。

《红楼梦》里的尤三姐，与张一曼一样，放荡得何等别致洒脱，“挥霍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然而她只有在被退婚之后自刎，才可以被称为“刚烈贤妻”。以被害者身份获得伪道德的圆满，以女性的牺牲巩固男人的利益同盟，一点不新鲜。

▲ 尤三姐

对张一曼的利用渗透了剧情，她是传统虚构作品中女性类型的混合，贪婪的、人尽可夫的荡妇和缝衣做饭、奉献的母亲，她还负责了电影大部分的视听语言，包揽了从搞笑、时尚到自然等娱乐工作，前半部靠她游戏人间装点太平，后半部用她的牺牲奉献渲染悲剧气氛。然而，张一曼对性的“黄暴”表达，跟电影用大量物质细节堆砌的她的“女性美”和“文艺”多么不协调，这中对“性解放”的粗鄙想象，也是出于男性视角的想当然。

而对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理论家，如赖希和马尔库塞，对于他们，性解放不仅仅是女人变成一个男人的问题，性的压抑指的是整个社会系统对个人的规训、工具化，而不仅仅是“刻板羞涩被动”的女人，变成一个主动的男人——因为男人的阳刚、主动和不知餍足，也是压抑之后的病态。譬如赖希曾经如此讥讽靠权力控制女人的性的“小男人”：“即使你有个女人，你也只是‘睡’她，以证明你的‘男性身份’……你处在一种永远的性饥渴状态中，你贪婪地盯着每一个异性；你和朋友们用黄色笑话来谈论爱情……”

性解放，更不是女人在变得主动之后，仍然以生殖器/阳具为中心来讨论性（如张一曼讨论性伴侣硬还是不硬，久还是不久，行还是不行）——在马尔库塞的理解中，性体验以阳具为中心其实就是性压抑的一部分，既是因为性没有从生殖中解放，也因为男性被定义为工作与战斗的机器，他们身体其他部分被征用和工具化，这些部位的性感因此要被遏制。

张一曼这个角色的设定，源自于一种无意识的对女性解放的偏狭误会或自作多情。男性鼓吹的女性解放，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从兴办女学、反缠足到男女同校，无不以自己的需求为出发点。只可惜在当下，解放的外延缩窄到了性。

这是张一曼角色唯一“惊世骇俗”的东西：语言和行动上掌握性的主动权——以完全戏拟男人的方式；把性和情爱、婚姻切割。而其他方面，没有一处她挑战了既有的性别规范：她负责做饭缝衣的照顾工作，兼职会计并懂得在工作中扮演配角，她还负责爱美（这个责任一点儿也没被男性分担），不介意做荡妇的她被剃了头发照个镜子就疯了。她的解放，从男性的观点而言，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恰恰让他们觉得颇有新意，又毫无威胁。

▍我们如何想象性解放

个体的选择不是没有意义，张一曼的性观念没有什么不对，但个人选择和成就，有可能是社会的变革的一部分，也可能被男权社会收编成一个例外，或者排斥成一种变态。维多利亚女王在早期女权主义者赞美她的治国能力之后，恐惧地咒骂她们“疯狂愚蠢”；只有广泛的女性参政运动走向成功之后，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才慢慢成为常态。终于，发达的媒介触角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变成我们眼前的景观，世界前所未有地变得辽阔而复杂。在今天，想象和讨论性解放，比五四时代更难。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王怡带人在成都街头发反堕胎传单的时代谈性解放？约一百年前，主张性解放的张竞生和胡适请来了节育先锋桑格夫人访华，赖希也认为性解放内在地包括女性中止不情愿的妊娠的权利。跟百年前相反的是，不同阵营的某些男学者们最大的共识，就是将女性从教育、职场中隔离和驱赶，当这些领域收缩，女人除了守贞与服从，何谈解放？

当性爱作家可以是一个安全的职业，而某些边远地区妇女却不被允许单身生活；当性直播网红和性工作者依然是扫荡执法的对象，而教育和职业场所的性侵害却无人问津；当《奔爱》把跟同一个男人有性关系的两个女性角色的关系描述为同性爱而毫不羞惭，而同性爱女孩又因为毕业告白而被扣留毕业证；当广西的农村女孩需要靠被迫接受捐助者的性侵害来完成高中和大学教育；当卫星电视节目可以让幼童和男明星在真人秀中暗示模仿情侣；当暗网上可以随意购买消费儿童的性的视频；当学院中倡导“性积极”的学派，一以贯之反对女权主义者防治性侵害的努力……

我们怎么样计划性解放的日程表？需要解放的是谁？谁是解放的主体？谁是解放的敌人？

我反对“性积极”性学阵营的立场，似乎“享受性本身”就足以解放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有意忽视性的规矩和模式，多么精密地支持了男性统治和社会等级分化。即便是性解放的成果，也常常被组织进新的盈利机器，强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吞噬。这种性的不平等的新变形，在互联网的时代真是超乎想象地层出不穷——你能想到，一个支付软件能制造一个社区，让年轻姑娘发暴露照片，只允许经济能力经过大数据精确淘洗的男人跟她们互动并打赏零钱吗？以消费者的名义，新的奴隶制以科技和解放之名生成。

同样的性，有的人可以购买，有的人只能售卖，有的人可以使用暴力，有的人无力说不。很多人无法光明正大地得到跟性健康有关的资讯，但是这样人为生产的贬低女性人格的资讯却大行其道。

正如吉登斯所言，性解放可以是一个有用的方式，来促成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的情感重整”，而核心的问题，是私人关系的民主化：包括情侣、朋友、亲子的关系，和塑造它们的人际法则。对于女性，性解放是关系到性别的正义，只有资源和机会的平等，才能让“享受性本身”不只是出于偶然和运气。对于男性，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相对的情感无能需要被治愈。对更多性边缘群体，差异不能成为压制的理由，她们的经验需要有空间共享，被看见，被学习，成为新的知识的一部分。

正如赖希所言，性解放需要人类品性的再造，而不只是多几个“纯洁又放荡”的“新女性”。也许，我们更应该期待新男性的诞生。

题图图注：《驴得水》中的张一曼

（本文原标题：《“性自由”女性这个下场，那自由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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