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和福柯这两位二十世纪哲学家都曾广泛地讨论历史这个题材，尤其是历史文学。怀特质疑历史作品的真实性。作为一名结构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一方面，他看到了根植于历史作品中的结构，另一方面，他强调个人选择历史的能力，体现出存在主义的立场。这篇文章将比较怀特和福柯历史观的异同，以及他们对于科学至上主义的批判和对伦理学的阐释。
怀特提出了元历史（meta-history）概念，也就是广义上的历史哲学。比如，他借用了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将其视为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他认为每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怀特这样的陈述从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将反思赋予历史哲学以尊贵化历史。除了历史意识的这四种主要方式，他还提出了情节编织（employment）的概念，作为历史结构主义的一种体现。通过情节化模式的运用，作者在叙述历史时总是在解释历史，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就创造了历史的意义。他总是保有一种从无数可能的模式中选择如何阐述历史的权利。但事实上，无论这位历史学家是否情愿，他必然已经是在某种模式之内阐释历史。当然，这种模式不一定非得是某种刻意而学术化的模式，即便最常见的——开头、中间、结尾——的叙事结构，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换言之，他们无法真正选择是否要以其中任意一种模式写作，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自由的。
正因为各人在阐述历史时必然处于不尽相同的叙述模式中，历史文学就成为了一种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或证伪的作品。怀特认为，历史创作绝不仅是将所谓史实按照时间顺序堆积起来，否则，它完全可以利用科学手段被证实或证伪。相反地，怀特所关心的历史，是一种呈现为故事发生过程的历史。在这种已然编织而成的故事中，结尾总是包含在开头之中。但这并不是一种目的论的手段，而是由于作者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穿梭，运用自由意志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意义和价值正是产生于这个从编年纪事走向故事叙述的过程，这也体现了怀特作为存在主义的一面。在他眼中，历史的选择与个人的选择永远分不开。因此，对怀特而言，那些总是从宏观角度解释社会系统革命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忽视了个人自由在历史中的影响。社会形式和革命方向都被个人选择所创造和形塑，而不是朝着某种所谓的客观发展方向自身演化。
福柯同样不赞同这种将个人选择的作用限缩到所谓深层结构中去的历史。他关心每一个事件的如何演化及发生，同时并不做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判断。他的系谱学就是一种结合了渊博知识（erudite knowledge）与局部记忆（local memories）的方法。在此方法中，他将看似随机的和不可预料的事件融入历史研究，而它们恰恰是不能从中总结出抽象规则的那些事件。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具时间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任何历史时都不能逃离，随着范式的转移，事件的发展都在不同的真理中展开。即便从化学、天文之类的自然科学学科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所谓的范式转移（paradigmatic shift）。比如，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都在或曾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被视作真理，却在该学科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中被否定了。自然科学学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人文学科了。如同怀特，福柯也反对将科学视作真理范式，亦或所谓的科学至上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