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展开，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地平线，虽然高楼林立，但高楼和高楼之间，是远比高楼宽阔的空地，在高楼之外，还有号称“百湖”的大大小小的水泡子。这是一个单看外形，没有历史沉淀，也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像个尚在青春期的年轻人，从哈尔滨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甚至是愉悦。于广义和他的画家女儿于秋石从一片杏树林里走过来迎我，大步流星的，星光灿烂的，和这城市一样。于秋石在还有半米的地方就伸出手来牵着我往家里走，旁边的于广义早已拉上我的行李箱。到底是到东北了。
有好几年时间，我每到秋冬季就往东北跑，走边境线，坐绿皮火车，看森林，看几大山脉、几大河流。东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东北人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赵本山式的幽默里？在二人转的黄色笑话里？在人们喜欢嘲讽的《乡村爱情故事》里？还是在“东北省三亚市”的宰客事件里？我深深地迷恋东北的风景，却对这片风景下的人一无所知，直到看到于广义的几部纪录片：讲长白山脉伐木工人生活的《木帮》，讲一户猎人家生活的《小李子》，讲伐木工人娶不到媳妇儿的《光棍》，讲当地萨满的《跳大神》。
于广义在长白山下一个林场长大，也在林场工作。林场太小，装不下他。26岁时来到富饶的大庆油田，还是装不下他。在做了几年公司后，像被命运之神选中一样，或者用于广义习惯性的自我嘲讽说，“误打误撞中”，他重新回到林场去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他去到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领奖台上，东北的故事，东北人的故事，因此有了一个不同于赵本山，不同于二人转，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风土的出口。
但他是一头一辈子都不安分的困兽，纪录片带来的荣耀还像晨光一样沐浴着他时，他决定转身去做剧情片。一个小时候连作文都写不通顺的坏学生，第一次做剧本，就在上海电影节的剧本创投中，获得最佳创意大奖，就像他在拍纪录片前一刻，才刚学会手持摄像机的开机、关机、充电功能。他再次回到东北，继续讲述东北的故事，但这一次不在林区，在工业城市大庆。
在北纬46°，于广义的家中，他和女儿、爱人，一起给我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女儿和爱人也是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帮手，几十年如一日的知音，一个几乎完美的艺术家庭，虽然每两人之间，“每天至少干六仗”，所以是，一个完美的东北艺术家庭。
这两天两夜的故事，影影绰绰，真假难辨，全和大雪封门的冬天相关，和冬天里没日没夜的喝酒相关，如果没有大雪，没有酒，就不是东北，至少没有东北的魔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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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义在他的林场。他以十年的坚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一个人，一台手持摄像机，一根蜡烛，一把手电筒，挑战电影技术的极限。
行李&于广义
1.
行李：
你什么时候来大庆的？
于广义：1986年，在这里生活三十多年了。
行李：
对一个南方人来讲，东北常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之前看你纪录片，只知道你在东北，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而且因为纪录片里一直拍的是长白山林区，来之前，一边看你正在写的家族口述史，一边看地图，才终于把方位弄清楚了，原来几部纪录片都在长白山北边张广才岭的五常县拍摄的，而你现在生活在距离那里四五百公里的大庆。
于广义：我在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长大，基本上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五常在黑龙江省东南部，是渔米之乡，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虽然田少，但黑土地、山泉水长出了有名的五常大米。我后来看《五常县志》，里边记载，1835年，一伙朝鲜人来五常县南部山区开荒种植水稻。这个地方离我小时候长大的林场八公里，叫高丽井村，因为村头有一口朝鲜人留下的古井而得名。朝鲜人在五常县种水稻的时间比较长，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带来北海道的耐寒稻种，这里的水稻种植技术才成熟。县志上记载：满州国时，五常县境内有日本开拓团1700多户，全以种水稻为生。开拓团就是日本政府组织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农民，中国人把他们住的地方叫日本屯，离中国人住的地方不远，隔条道或是隔条河。
行李：
我也是看你整理的口述史，才知道闻名全国的五常大米原来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这段故事，而且生长在以林区为主而不是平原为主的地带。
在你第一部纪录片《木帮》里，我想象你家乡尽是森林，来之前看地图，这一带也遍布林场，曙光林场、长征青年林场、东方红林场、东升林场……
于广义：小时候周围全是原始森林，连天都很有限。以前黑龙江省一共有48个国有林业局，每个林业局下有十几个林场。国有林业局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县团级单位，归省林业总局管，有几十万伐木工人以此为生，现在停伐，这个行业也结束了。
行李：
你拍摄《木帮》时，和拍摄对象完全没距离，原来你自己就在林场长大。
于广义：我也是林场职工，就是纪录片《木帮》里那个林场，林场主峰是黑龙江省海拔最高的地方，从林场到山顶，25公里，海拔直线上升，山上是苔藓类植物，中间是针叶林，往下是针阔混交林，到山下完全变成阔叶林。那里1895年就开始了森林伐木，一百多年来，年年如此，只是当年俄国人留下的大肚子锯和日本人留下的弯把锯，换上了后来的电锯，窝棚上面当年的树皮茅草变成了塑料布，人和工具的名称还都掺着俄语和日语。到1949年，我父亲到了山河屯林区，一直在林场做调度。1958年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林业局调一批管理干部过去，他也去了。在呼玛县十八站，我1961年在那里出生，但太小，还没记忆。1962年大跃进，破产失败，父亲回到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我在林场长到18岁，记忆里的一切都从林场开始。
行李：
你父亲是从哪里去的林场？
于广义：五常县向阳山。从我爸的爷爷我太爷，我妈的爷爷我太姥爷他们那一辈儿算起，我的家族在向阳山住了已经有一百多年。我的族谱上记载，我们于家1651年就已经来到东北，最开始在辽宁海城，太爷1890年前后来到黑龙江，到我算第四代。看到这些我心里特别踏实，这真是纯正的东北人。
行李：
《木帮》里的整个拍摄时间都在冬季，伐下来的木头也通过雪运下来，是只有冬季伐木吗？
于广义：冬季是伐木的黄金季节，要在冰雪融化前干完活儿。运输是这样子，以前主要靠松花江的支流拉林河的水运，冬天先用马爬犁从山上运到河边，春天冰雪融化时，迅猛的桃花水会将一根根大木头冲向拉林河。从伐木场到向阳山镇，水路近百里，放排人随木头一起走，要走十多天，到向阳山是第一个驿站，放排人从冰冷的河里爬上岸，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在火炕上吃住几日。我姥家在向阳山拉林河边开了一个大车店，还有两个饭馆，大车店是旧时东北的客栈，就这样，生意红火了好多年。日本人来后，修了森林窄轨铁路，从山河镇直接修到林场，你看地图上很多地名叫八十六农场，八十八农场，九十三农场，就是指从山河屯火车站到这里的距离。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这条森林小火车，那是连接山外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
行李：
“桃花水”这名字太好了，是指三月桃花盛开时，河水解冻么？
于广义：每年3月25日，快到春分前后，山上的雪还有一米多厚，然后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雪在几天之内迅速融化下来，这叫桃花水，这里没有桃，但很向往，就像北欧人，冬天有那么一两个月看不着太阳，当春天来临，太阳远远的在南方出现时，那是它们盛大的节日。那时冬天真是太漫长了，大雪总是下个没完没了，天和地像是被冻在了一起。有时雪刚有点融化，结果又一场大雪。我小时候每到三月就跑到向阳坡去，扒开积雪看草根，哎呦，你什么时候能绿啊！后来拍纪录片的时候，为了工作方便，在村里盖了一个小房子，跟我爱人在屋子的塑料盆里弄点土，弄几棵葱栽里头，放炕头上，长得特别快。外面满天风雪，看着那盆绿油油的大葱，幻想着春天来了。
行李：
那时南方人正在一阵紧一阵的盼着下雪呢，中国南北两端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于广义：冬天雪能下到一米厚，太漫长，太难熬了，每年十月中旬开始进入冬季，到了第二年五·一还在下最后一场大雪，最冷的时候有零下三十多度，下午三点多天就黑了，一个男人，一年要喝三百多斤白酒，没这么多白酒他活不了。夜里还经常停电，一觉醒来，会发现前一晚夜里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警察来了，交不了差，村长会出面，说这个不怨他们，这是神附体了或者狐仙附体了、黄仙（黄鼠狼）附体了，然后请萨满跳神。
行李：
这样的冬天，人会很容易自杀、抑郁，东北喝酒，会把自杀和抑郁的比例降下来吗？
当然这种地方也容易出大师。
于广义：自杀一部分，喝坏一部分，剩下那部分再不成点事还怎么得了（笑）。寒冷和蛮荒也形成我性格里的一种气质，虽然那个寒冷谁都不愿意待。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人类大部分生活在地球的北半部，而像黑龙江这样，冰天雪地，地处北纬45°以北的地方，是被人类忽略的。北欧、北美也在高纬度，但那是高福利的富裕国家，西伯利亚虽然更北，但人口密度小，而黑龙江，还在冰天雪地中谋生，恰恰我就生活在这里，应该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寒冷状态下，人的劲儿是不一样的。冬天冷，脸冻成紫红色，走路也非常快，没有废话，他会把语言都精简到一定程度，有时候甚至没有语言，在路上碰到熟人，最多相互瞅一眼就过去了。
行李：
但这种地方的人都擅长讲故事，冬天那么漫长，大家是不是很多群体活动，常聚在一起聊天？
于广义：我就是听着山里的故事长大的。那时人们必须聊天，必须集中在一起，不然活不了。为什么东北人幽默、善于表达？你想，漫长的冬季，地广人稀，不像上海、北京，人和人之间备加戒备，在东北，你赶个马爬犁，一天都碰不上一个人，见到人那就是朋友了，心和心之间没有戒备，只有拧成一股绳面对这样残酷的自然环境。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家家围着火炉讲故事，看谁家故事讲得好。
说一个好玩的事，前几年我拍纪录片，有一个林场，最早的时候有80多户人家，最后剩下5户。林场路边有一棵木头，当年伐掉，抬不动就扔在那儿，那个木头有四米长，五六十公分粗，烂成粪也属于国家的，你不能弄家里去，人闲着没事就拿那个当老年活动中心了，都坐那儿聊天，把木头磨得锃亮。村里有两个老人，每天坐在那儿聊天，抽烟，聊聊，聊急眼了就干仗，中午干完仗，睡一觉，下午他俩又出现了，保持点距离，四米长，你坐这头，他坐那头，中间剩下不足三米，互相瞅一眼，那个老头急眼了，说你别他妈以为我得意你（就是喜欢你），都他妈走光了，没人了，给我根烟，陪我唠嗑。那人给他一根烟，俩人又好了，好完不几天还得干。我想一两百年前，东北人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很冷，很孤独。
行李：
寒冷使东北人幽默，俄罗斯的冬天也漫长，可俄罗斯人都很悲怆。
于广义：现在的东北人，主要来源于山东、河北、中原一带，地广人稀，环境又那么恶劣，人在艰苦的生活中总要寻找一点快乐了。所以东北人还喜欢自嘲，把这些年收集到的一些丢人现眼的事，全用在自己身上，喝酒的时候跟大伙讲，知道嘛，最近我嫖娼被抓了，逗大伙一乐，他觉得非常开心，大伙也都知道他是瞎扯淡。
行李：
而且寒冷的冬天，和外面的风雪相伴的，是屋里的火炉，那种两重天的差异感也很迷人。
于广义：所以我过去的纪录片里，一直出现炉火、蜡烛，外面满天风雪，屋里烟熏火燎，那个感觉才是生活，才是日子。小时候我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我妈在做饭，我蹲在灶坑门口烧山核桃，山里核桃特别多，上山随便背。用菜刀把核桃劈开，用锥子抠出来吃，看着炉火，木柴烧得噼里啪啦响，闻着柈子那股苦唧唧、潮呼呼的味儿，伴着烧核桃的香味，我妈在做饭，狗在叫，我爸下班了……
行李：
你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场景？
全是木头房子吗？
于广义：对，高脊、长檐、陡坡。早年，山里的木头有的是，房子全用圆木磊成，为了保暧，在圆木外面用黄泥拌上草，厚厚的抹一层。每户人家的房山头立着两个大烟囱，烟囱是用整根的空筒圆木做成，圆木筒有水缸那么粗，立在那里比房脊高一点，底部用石头或红砖码上，木筒和红砖的连接处也抹上厚厚的黄泥。屋顶的草如果是晒好的，上面会长一层青苔，十几年都不用再动，也不漏雨，冬暖夏凉，我还画过一张版画。
每家都是三间房，中间进屋是厨房，一面一个大锅台，进了屋，一间房子半间炕。太阳下山时，各家开始做饭，烟囱里冒出的烟随着风变换着方向。山里人用松明引火，开始木筒烟囱里冒出的烟是黑色的，不一会儿变白，最后变成了一股看不见的热气。每到这时，全林场笼罩在一片暧哄哄的紫灰色幕色中，空气中飘着一股烧木头柈子的味道，有一点像山里老人抽的旱烟袋。
行李：
邻居间隔得远么？
于广义：很近，房子坐北朝南，一家挨一家，一排一排的，南北隔四五十米，每家有一片小菜园。林场几百户住在一起，就像一个村子。
行李：
停止伐木后这十多年， 林场变化剧烈吧？
于广义：非常大，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在森林伐木，用当地话讲，那是石匠打他儿子，石打石招，石匠是非常实在的，工种决定了人的性格，林业部门也是这样的性格，当伐木结束，搞起旅游来，每天面对的就是接待游客，懂得钱的作用，学会讨价还价，眼神也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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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48个国有林业局，总计数百个林场，几十万伐木工人，伐木时期，他们大雁一样从各个角落涌来东北，又在禁伐时代黯然离场，只有这一部纪录片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不至于使这千万个生命像流沙一样来去无踪。
于广义这样阐述《木帮》的故事：
【我从小生长在黑龙江林区，《木帮》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小时候放学后，我们常去老伐木工人住的大棚玩，那里两铺大炕，住着好多个老光棍，他们大多是早年闯关东来林区的伐木工人，他们光着腚，披个被，讲述着满洲国时期山里那一个个神叨叨的故事，这些成了我那时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和校外辅导。
离开家乡快二十年了，2004年冬天我回到那里，走进木帮，和他们同吃同住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一切深深地感染着我，拍摄中时常使我泪流满面，仿佛走进了一个时间隧道，老伐木人当年讲述的一幕幕又回到了现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为了生存还要如此艰辛，这就是我的家乡吗？于是走近他们，真实的纪录他们，成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我有幸和木帮一同度过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见证和记录了他们一段真实的生活，当我全部拍摄完成，下山时已是2005年初夏，在这喧闹的城市，后期剪辑又用了整一年的时间，每天整理着大量的素材带，感受着现实生活中的木帮和街上时尚的男女、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现代的工业文明，砍伐中的森林和窗外飘过的沙尘暴。这些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吧！】
2.
行李：
在很多人的偏见里，以为东北男人都心思粗，大男子主义，刚才听你讲起林场这些细节，觉得你挺多愁善感的。
于广义：有点，前几天我去长春参加一个战友会——我当过三年兵，这个经历很少说。在林场待到十八岁，从未出过门，山里太寂寞，偶尔有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总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1978年12月，终于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当兵，第一次坐上火车，结果两天一夜，给我拉到内蒙乌兰浩特科右前旗，中蒙边境大山沟，比家乡的山沟还要大，真是跟我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那时中国南边打越南，北边防备苏联，我刚满18周岁就扔在边防线上，对面就是苏军，他们机械化程度非常高，我们压力非常大，在那儿待了三年，打山洞、挖战壕、盖营房、垒大墙、救山火，想不到的活儿都干过。1881年复员回来，到今年正好38年，头一次跟这些战友们相聚，有一个战友说我当年一吃高粱米饭就哭，像女生。
行李：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林场工作的？
具体做什么工作？
查资料时，看到你在中国美院学版画，上次联系，又说住在杭州，以为你就是“全职艺术家”，没想到还在林场工作过。
于广义：艺术也是吃饱喝足了，打个饱嗝，没事干的时候才玩这个东西，当理想和生活有矛盾的时候，我肯定首先蜇伏于生活，把生活弄好。1981年复员，1982年就回到林场上班，做检尺，木材从山上运下来，统计一下他们的工作量，一直干到1986年来大庆，四五年时间。那几年很痛苦，身边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都在画画。那时素描都不会，就是画速写，狗窝、草垛、猪圈、草房子、电线杆子，全林场都让我画遍了，后来又去哈尔滨学画画，林场的人说我精神病，当兵回来有工作，还上什么学！我的战友，孩子都快上小学了，我连对象都没有。
行李：
画画的喜好是怎么来的？
于广义：小时候就喜欢，我爸没事愿意临摹东西，造型能力特别强，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那个天分，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心里想什么能画出来，但那个地方没人教我美术，整个教育都很落后——
行李：
上学就是在林场内部的子弟学校？
于广义：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我中间还多上了一年，整整十年，就在那个小林场的子弟学校里，一长排大草房子，每个年级一间屋子，一共九间屋子排过去，一年级的时候在第一间屋，到第九年的时候排到最后一间屋，再往前面排就是一条小河沟和一个大茅坑，没地方排了我就毕业了。那个教育真是没办法！
后来哈尔滨学画的时候，高考刚恢复没几年，有高考补习班，我去蹭课听，正是讲世界历史部分，那个感受真是太深了，比当时刘兰芳讲《岳飞传》的评书都要好，我说学习不好不怨我，林场的教育太落后了，山上抬大木头的伐木工人，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就弄来教我们，满口山东话。
幸好我爸那时每年都花三块多钱订一份《参考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说一点真话的报纸，我爸拿着《参考消息》对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对我讲，这个世界一周前又发生了什么，因为报纸从出版到林场要一周的时间。从那天起，那个小林场就装不下我了。我经常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是生在一楼，但灵魂始终在空中飞翔。
行李：
林场里一头困兽。
于广义：1984年，《小李子》中那个老韩，他是我战友，给我拿来三本文学杂志，《作品与争鸣》，上面连载着路遥的小说《人生》，写高加林在高家村，向往着城市的生活，急切地想走出去，我连读了两遍，说这哪是写高加林，说的就是我于广义，但高加林羡慕的是县城，我天生心气高，第一次走进县城是1978年12月，当兵出发前，在五常县和山河镇待了五天，当时我就想，要去我就去哈尔滨以上的城市，这种县城我不喜欢，满街都是大马车，偶尔有一辆挺大轱辘的生产队公社的拖拉机，土惺惺的，住在大车店里，门口有几口酸菜缸的臭味，马车老板在那儿戳脚丫子，那股旱烟袋的味道！门口拴着几头驴在叫，街头全是马粪。他们丢掉了山里人那种纯朴，又不具备城市的文明，那是一个灰色地带。那时我才18岁，当时想，要么我就去大城市，我喜欢文化，小城市没文化，如果走不出去，不如就在我家的林场，至少还保留一种纯朴。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爱人，是她让我来到大庆，因为都是国有企业（我在林场，她在大庆油田），借两地生活关系，从林业局调到大庆油田，命运改变了。大庆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石油基地城市，待遇特别好。感受最深的是，刚来时正是夏天，住在我姐家，单位分西瓜，一分一麻袋，在我老家，一夏天吃几个西瓜都是有数的。到秋天分苹果，比老家买的土豆都多，上百斤苹果堆着。
行李：
没想到纪录片又把你重新带回林场。
于广义：在林场工作的五六年，一天都没有安心过，天天想的是如何改变命运，如何走出大山。那样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渴望，又得不到。我常想，假如我生长在一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会是另一种人生。后来拍纪录片才知道，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这样一个寒冷和封闭的状态，它仍然是一种资源，从另外的方向激励我成长，正是那种封闭、落后和寒冷，让我完成了四部纪录影片。
以前林场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大家问，你长大去哪儿？我去镇里。我去五常。然后问广义，你去哪儿？我不敢说，我一说，他们以为在吹牛，得揍我。但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干一件十分牛逼的事，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后来我多次坐上飞向欧洲的飞机时，从内蒙进入外蒙，然后进入西伯利亚，一路向西飞，追赶不落的太阳，终于落在欧洲，稀里糊涂又到了领奖台，拿到奖又飞回来。我那时经常在流泪，原来想的就是这件事，好像在我爸那张世界地图上飞似的。童年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行李：
是纪录片把你带到了世界各地。
于广义：是，站在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拿了一个又一个奖。每次去电影节，那一两天的日子觉得很不真实，拿完奖回宾馆住一宿，第二天又回到现实。
行李：
纪录片是怎么开始的？
你本来已经来到了生活条件好很多的大庆。
于广义：2004年，老家来了一个同学，说国家天然林保护，今年是最后一年伐木。我马上坐火车到北京，去中关村买机器。那时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影，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我也很少看电影，卖机器的人只教会我充电、开机、关机，然后就开始拍。开机前正是冬天，12月，父母都去世了，他们的坟都在山上，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我跪在父母坟头说，“爸，妈，我回来了，回来拍电影了，保佑我把事办好办成，过年我给你们送钱来。”这就是我的开机仪式。
在山里拍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拍些什么，拍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就觉得应该这么去弄，完全凭一种直觉，但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直觉，让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木帮》、《小李子》、《光棍》和《跳大神》四部纪录片。
行李：
但已经离开这么多年再回去，你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于广义：我1986年来大庆，2004年回去，离开家乡18年，当时做梦都想逃离的一个地方，今天又回来了，拿一台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而林场的生活仍然那个样子，18年的变化都不大，人们为了生存，仍然像牛马一样挣扎，那种感觉熟悉又陌生，亲切又伤感。但之前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始终要找一个出口，不然会憋疯的，通过纪录片，把这十几年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运气好，赶在一切都在消失前，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拍完《木帮》，百年伐木的历史就算结束了，现在黑龙江再伐一棵树就是违法。等我拍完《小李子》，持续了几千年的狩猎生活，这时已经变成偷猎。然后又拍了一部《光棍》，伐木结束以后，当地经济来源少了，女人都进城了，一个小山村600多户人家，50多个光棍。我说的这个光棍，年龄都在50岁以下，什么毛病都没有，还能干活，人也纯朴，就是娶不上媳妇。后来又拍《跳大神》，这样一个古老的萨满习俗，在冻土地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还没剪辑完，影片中的一号人物也去世了……
行李：
你获的第一个奖是什么奖？
于广义：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是韩国首尔国际电影节，那时秋石刚高考完，还没填志愿，我都不愿意去。我爱人坚持让我去，也不知道会获奖，就是去看看。电影结束，要颁奖的时候，我们坐在第一排，但那会儿所有翻译都撤走了，我英语基本一句不懂，韩语也不懂，后来似乎听到了我的名字，我想这个不能乱上，万一没有你，上去咋下来？太磕碜了。越喊我的名字，我越往下藏，然后掌声响起来，最后确定是我，这就上去了，先给我一个奖杯，一束花，然后又给我一个奖杯，又一束花儿，是铜质奖杯，一个得有六斤重，我把花放地下，两手拿俩奖杯。这时翻译突然出现了，说于导演请你对观众讲几句，讲啥我也不知道，就实话实说，那个话筒杆特别矮，我把话筒举起来说“非常抱歉，我听不懂英语，也不懂韩语，我不知道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一个好日子，用中国人的话说，大家同喜同贺，欢迎你们去黑龙江，欢迎去我的家乡长白山，我将像迎接贵宾一般迎接你们，请你们喝最好的中国酒，感谢评委，感谢电影节，我估计我是获奖了。”
完事了，开始签名，韩国人很有秩序，一下排出去四十多人，我说我获一个四等奖五等奖有什么值得签的？那一年中国导演去了五六个，他们说老于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是两个大奖，最佳导演奖和评委会大奖。我说有奖金吗？当时只想着怎么收回成本，拍《木帮》花了十六七万，正好，这俩奖金和成本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