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始终还停留在根深蒂固的音乐学院的教育中，认为音乐是用来欣赏的， 从来没打算让人参与。但现在恰恰这个时代，大家觉得一定要能参与的音乐才是好的歌，我不太理解这件事。”
丁薇出了新专辑《松绑》，跟我们聊了聊她对音乐、选秀节目和歌迷的看法。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歌？
丁薇：你们需要歌吗？
口述：丁薇
采访整理：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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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忧患意识是从初三开始的。
那时候，我是突然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焦虑。我学的是二胡，这个专业并不是我选的，是我父亲给我选的。其实二胡拉到附中毕业足矣——附小附中就九年了，再加上考学之前那三年，我已经拉了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曲子反复拉，《二泉映月》起码拉三遍，当然老师会说每一次会有不同的境界，但是……民乐界有点像民歌界，好坏明眼人可能看得出个一二，外行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二胡这个东西，拉个几年以后技术也就这样了，不像钢琴，弹李斯特和弹肖邦的还有个区别。所以，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大概是什么景象，四十多岁的时候是什么景象，我都能想象得到。
当时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想留校是不可能的——第一，不但不爱拍马屁还天天说坏话；第二，但凡需要一点潜规则什么的肯定第一个喊出来。所以谁会重用我？我当时就看到了未来的景象，觉得不能绑死在二胡这棵树上，得想辙。
但我那个时候只是表示出对自己对未来的焦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招，因为我并没有什么选择。很幸运的是，高一开学之后学校就有了新的规定，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如果专业跟文化课达到一定的水准线之上，可以报考选修作曲专业。我高兴得要死，就报了，也考上了，我自己还挺得意的。
这是我自己作出的第一个人生决定，之前都是我父亲替我决定。可以说，我的焦虑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这么看，我是个挺奇怪的人。一直到当了歌手，其实大部分人就停留在那个阶段了，高高兴兴唱歌。我是永远都会想，万一有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没有人需要你去唱歌，那个时候你能生存吗？我经常会问我自己。我想我至少得可以当个厨师、当个司机什么的。
虽然有意识地学了作曲， 但我真不是有意识地变成了一个专业词曲作者。
1996年出完《断翅的蝴蝶》，我跟“大地唱片”闹解约没闹成，我就自己把自己给冷藏了。
那时候，唱片公司既是公司又是我们的经纪人。我的唱片约到1997年，艺人约到1998年，在合约期间我决定啥都不干，但约没满我也没法签别的约。这就意味着，这两年我没有收入来源了，而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北京，一下就懵了。怎么养活自己，怎么交房租，怎么吃饭？我就开始拼命写歌。
我开始给人打电话：“你们需要歌吗？”这在我的人生里，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以前觉得绝不能求人。那个时候开了第一个先例，我就开始给各种人打电话，而且说服自己：我也没求人，我只是告诉他这个讯息“我这儿有歌”，我只是给自己创造一次让他们听的机会。这么着，1996年到1998年我写了很多很多歌，同时也给自己写了很多歌——怀着那种与唱片公司不能沟通的愤慨。
那两年作为一个词曲作者，我是不管数量还是质量都开始上去了，所以到1998年签BMG的时候，我的歌都准备好了，属于“来吧，让我赶紧干吧”。
那两年，可能焦虑的就是钱，因为那时候我居然买房子了。其实也是被周围这几个人——孙楠、潘劲东他们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银行分期付款这一回事，买那个房子是先交七万，每月交七千，一共交七年，是开发商搞的花样。结果旁边这几位说“多便宜啊我们买吧”，大家稀里糊涂跟在后面买，买完我就后悔了，每个月交七千块钱挺费劲的，还得装修。那时候我写歌就想，这首是马桶钱，这首是为了那个浴缸……但是我觉得挺好玩，人其实是潜力是很大的， 人到触底之前都会有一个反弹的、自我保护的动作。
那时候我给很多人写歌。1997年，我签了刘德华的New Melody，1998年签了BMG。刚开始，一首词曲两千块钱，后来随着市场价和知名度上升，慢慢变成四五千，又到八千或一万，但那也差不多就是顶峰了。这个行业的鼎盛时期就在1998到2000年，后面就开始走下坡路。
2001年，我差一点上了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找到我，极力地想把我那首《冬天来了》弄到春晚上去。她说这是好作品，很想推荐给全国人民，当然我也很愿意。为符合春晚的气氛，还给它改了个名字叫“春又来了”， 词也给改了。但是词决定不了音乐的本质，都已经改成那样了，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歌太悲。最后到了年二十九的一场终审，还是没过。
那时候很多晚会也会找我，觉得“你不是主流歌手吗？”因为我在大唱片公司，人家就会把我划为主流歌手，可恰恰是主流里的这些人听我的歌，觉得“这个东西太不主流了，你是另类的”。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地下摇滚音乐人来讲，我肯定是主流。所以我的问题是，我在流行乐行业里面跟谁都不是一拨儿的，甚至从音乐的类型上来说也是，我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到这里，我人生的第二个焦虑是给解决了。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我从来不会说我对现状已经满足了。
我深知音乐这个行业是没有保障的。它是不以经验为优点的行业，也不以专业性为标准。尤其是当歌手，年纪大越大就越没有优势。制作人跟词曲作者稍好一点，但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危机感。因为这始终是年轻人的行业，如果写出来的东西不再是年轻人所喜欢的，不能为年轻人代言的话，你就要被淘汰了。流行音乐的词从来没有什么规定说一定要怎么样，可能你很朴实，像小学生作文一样，也能打动人——现在很多歌词就是那个水平，但是跟普通人更接近，所以大家喜欢。既然没有标准，就是分分钟有可能会丢饭碗，不是受你控制的。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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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搞音乐的，没有“艺人”这个概念。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出道的时候没有助理没有化妆师，都是自己拎着包走的，自己有啥穿啥。《断翅的蝴蝶》MV的导演是李少红的丈夫曾念平，拍的时候他问我：“你没带衣服来？”我说“我就这条连衣裙”，而且我一个大学生也没什么衣服。他说不行啊，还得来几件，“我让少红给你找几件”。所以那个MV里面好几件衣服是李少红的。
后来开始有时尚行业了，还有服装编辑，专门给你打理服装。曾有经纪公司负责人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底子不错，你看你这个脸，颧骨要调一调，骨头削一削，就好看了。我说我不要改， 本来啥样就啥样，我父母给我生的样子，我改了他们不认识我了。
慢慢地，我意识到流行乐这个行业的各种不靠谱，就又开始焦虑，从2000年开始，我有了写影视配乐这个意识。
刚开始挺困难，我是个女歌手，发过专辑的，导演们大多数是男的，他们只要一听说你是女歌手就会有种不信任感，“你一个女歌手怎么可能写我们这个戏呢？我们是男人戏噢”。他会怀疑我的能力，或多或少，影视界还是以男人为主导的，所以女性在里面想要获得一点公平的机会也不是太容易。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是老要求公平，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在街上跟人理论什么的，现在慢慢想，的确这世界上没有公平，所以大家才求公平。
2002年，有一部电影找我，他们想用《冬天来了》这首歌。那部电影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改编自张洁的小说，是马晓颖（后改名马俪文）的处女作。我去跟导演聊，她说，你是学作曲的？我说对啊。“要不你把配乐也给写了吧？”我说，真的吗？我可没写过。她说对啊，我也是第一次拍电影——就这样，算是第一次尝试，稀里糊涂的。当时我只有感受，没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技法，肯定好多都是不对的，但是音乐就是这样，没什么可不可笑，你就听，你觉得感人就感人，你觉得好听就好听。那个片子还不错，算是尝试了一把，让我知道做电影音乐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觉得我得接着学东西，必须要磨炼磨炼，多练到一些本事才能做的长久。我就开始钻研电脑，自学，跟编曲的朋友们请教。当时我有个本子，有了问题就想，今天给谁打电话？——我给XX打，问完这个问题，赶紧记到本子上。一会儿又出现一个问题，不行，不能再给XX打了，看看XX在不在给他打一个……就这样轮着打电话，三四个音乐人朋友，最多一天给人家打一个电话，别烦着人家。就这样张三问一句李四问一句，吃百家饭那样的，摸索着把电脑程序这块儿搞定了，然后就可以自己编一些小样。
2004年我出专辑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编的，已经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技术。之后真正开始影视剧配乐工作，差不多是一年一部。所幸，我还有一个搭档林朝阳，他是男性，又有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背景，单单我一个人，后来也没有问题，但一开始会比较难。2008年，林朝阳（盐哥）跟我迅速地变成一个组合，就很有说服力了。
2008到2011年这段时间，跟我们合作的几位导演都不是请大牌明星的那种，可以平衡好制作的关系，大家合作得很愉快。差不多从2008《人间正道是沧桑》开播到2014年，配乐变成了我的事业主线， 那六年过得很辛苦，也很稳定。到2015年，配乐作品是一年4部左右。
这两年影视剧更热，尤其是电视剧，但反而愿意在音乐上花钱的少，越是热钱多越是想赚快钱，投资完全失调，演员身上花掉90%的钱，10%用来制作，那还做什么音乐？弄点罐头音乐得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这两年的配乐作品我们选择得更为谨慎。
我认为写配乐很练人，是很好的工作。它是一种作品，但它的来源、目的都不是我的，是要为导演、为整个片子服务的，而且片子已经拍成什么样，我控制不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做音乐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这样了——在这个时代，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个搞艺术的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即使写这么多配乐，它毕竟是集体创作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