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共话读书时

沈庆利老师：

读书也可以是一种乐趣

很难说我有最喜欢的书籍，只能列举几本读过以后印象最深的作品：高中时期偶尔读到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或许是因为读过的优秀作品太少的缘故，记得当时几乎涕泪横流，为汪文宣的悲催人生感动了好久。等到上了大学再重温这部小说，就有些“不过如此”的感觉了，觉得情节不够曲折，语言也比较单调；大学时期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作品有邓友梅的《那五》、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再有就是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鹿鼎记》一类武侠小说。如今回想起来，很多熟记的教程教材都忘记了，反倒那些当时“看着玩”的闲书至今记忆犹新；工作以后印象最深的，有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觉得很能开阔视野。

所以，我给青年学子的建议是，多读书，读好书，但不要为读书而读书。除了专业的必读书，还可以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闲书、娱乐方面的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读书其实还有很多乐趣，可以是娱乐消遣的一种。

李莎老师：

文字像可以戳破时空结界的尖针

我的书架有个人爱好与专业研究书目的一些区分，特别是18世纪的一些西方诗学和哲学归到一处；到了20世纪初，好像爱好与专业区分都不太明显了。前者年代略久，语言、思想都更有难度，令人肃然起敬，于是我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可视与可取的最优处，不用踮脚也不必俯身，即便如此也常常远之。而20世纪早期的一些研究对象似乎已和个人趣味融在一块，文学、其他门类艺术与我最有感触的一些古典音乐的现代演奏者专辑放在一起，五彩缤纷，一望便心满意足，乐于前往（惭愧，嘿嘿）。作为一名研究者，若说起喜爱的书，还得是心里有份量的书。细数起来有不少，仅试举几例中文译著。

一部分研究在18世纪的德国诗学与德意志观念论的表里关系，其中很关键的人物是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因而其原著的一些版本、中文译本和研究著作在我的实体和电子书架的排位中颇享尊贵。刘皓明老师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全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近年来汉语学界译介研究荷尔德林的一部语文学式的功力深厚之作。从翻译来看，以古雅的汉语洞穿诗意，译词考究令人驻足玩味，不自觉地具有两种古典文化相对接的接受效果。此书介绍了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诸种诗体，还应参阅了原著各版本评注和大量相关研究材料，把荷尔德林的文本还原回复杂的哲学历史文化语境，无论是译诗还是评注都是极具阐释张力的文本，为学习研究者提供了入门的途径以及具有鞭策力的治学参照。令人意识到，翻译此类著作与研究密不可分。作为通往作者诗心的译文“拱廊”并不是那样轻意就搭建的，也并不能依靠一点单薄的灵光一闪。一个词的重量凝聚的是研究、体会还有语言功底，不能羁绊住感知的译文看似平顺，往往是浅薄而不可信的，此时期的哲学著作译事亦当如是观之，因为它们的语境关联甚深。翻译是深具学与识的艺术，很难“快”起来。

关于荷尔德林的研究著作，中文学界还译介了沃尔夫冈·宾德尔（Wolfgang Binder）的一本论文集《论荷尔德林》（Hölderlin-Aufsätze，林笳译，华夏出版社，2019），也很厚重。宾德尔对荷尔德林颂歌（Ode）音节格律的解读、对后期诗歌的文本细读，对著作中人名的考据都细腻深入。写博士论文时曾在《荷尔德林年鉴》上读过，是进入德语诗学研究的一种深入指南，还提供了多样的研究方法。另外，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讲稿》（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李双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部讲稿的思想非常绵密，细数了启蒙时代德国知识界中涌现的新神话观念的源流。印象较深的诸如他讲解荷尔德林《饼与葡萄酒》中狄俄尼索斯神话与共同体灵魂的同构关系，是将酒神和基督融为一体，在灵与爱的迷醉中获得构造共同体的力量，旁征博引，让人茅塞顿开。我还欣赏安克斯密特（F. R. Ankersmit）的《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杨军译，东方出版社，2011）一书。他对荷尔德林与卢梭的分析，有时一句论断不羁得令人咂舌但又那样接地气，比方他说：荷尔德林以男女之爱接续上了卢梭“自然状态”的全部内容；还有论断荷尔德林何以超越卢梭、荷尔德林的神话并非痴人说梦，而与本雅明所谓的“本真”（Authentizität）经验相接通……令人感受到这位历史哲学家有一颗诗性的大心脏。

浪漫主义时期的诗学讲究打通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书架上还有很多搜集来的古典音乐碟片，像傅聪1998年舒伯特音乐会现场录音专辑中D960第一乐章中许多令人陶醉的气口，还有内田光子（Mitsuko Uchida）那盒宏深的舒伯特专辑中D946第二首快回旋部分类似命运催逼的节奏，在一些或幽暗或明媚的人生时刻令人恍然触碰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内田光子大师（包括傅聪大师）都会说：舒伯特和我分享孤独。此言不虚。

已经说了不少，另外的心头好暂且打住。最后列一本让人不这样正襟危坐而总是读之入迷又意气风发的书。这就是三联出的一套“旅行之道”丛书中的《世界之道》（L’usage du monde，治棋译，三联书店，2016），这一本总让人回想并开怀不已，后来才知它被尊为旅行圣经。这是尼古拉·布维耶（Nicolas Bouvier）与好基友画家1950年代初从瑞士一路自驾，走过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最终抵达阿富汗边境的沉浸式旅行回忆录。率真的文字像一枚随时可以戳破时空结界的尖针，无论从任何一处书页翻开，总能让人当即扎入他们行进中浓厚的风土人情，平等不失反观自嘲的叙述视角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与他们一道和世界人民心连心，一道感受像伤口一样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冈茨人围炉煮茶时的绵绵情谊、藐视一切的库尔德人的飒爽豪迈，波浪般奔向高加索大地时的恬静曙光……是一次一次在山川人流中毫无预期地投入此在，从中枢性的灵魂衰竭中出离、返回再出离的西西弗斯式命运、荷尔德林（舒伯特）式命运，让旅行所代表的“世界之道”如此真实如此迷人。

 尼古拉·布维耶（左），蒂埃里·维尔奈（右）

诸雨辰老师：

重要的不是答案

今年给大家推荐的是彼得·萨伯（Peter Suber）的《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Nine New Opinions）

这本书本来是我作为旅行读物而带上飞机阅读的，因为它每个部分的讨论相对独立，阅读可以随时中止，读来或许不会太累。可是随着作者的思路进入这个“奇案”，我立刻意识到其中的思辨性，本来漫长的旅途也似乎倏忽而过。

《洞穴奇案》源于美国法理学家富勒（Lon L. Fuller）于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一桩假想公案。在案件中，五名洞穴探险者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决定抽签吃掉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恰好选中威特莫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判处绞刑。富勒假想了这个复杂的案子，并虚构了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1988年，萨伯延续富勒的假想，另外虚构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续写成这本《洞穴奇案》。

看到这份案情简述后，细心的你或许就已经发现这一案件的复杂性。从法律来说，四人杀了威特莫尔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应被控以谋杀罪；可是从常识判断，探险者们被困洞穴的经历无疑令人同情，他们的行为在求生的意义上又显然罪不至死。于是，任何一位参与审理案件的法官都会意识到自己将陷入法理困境，进而引发关于法律、道德、正义、社会、文化、人性等的多重思考。而读罢此书，这些哲学思辨也会引发我们在思维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我想，这就是《洞穴奇案》的价值。

要判断四名探险者到底有罪还是无罪？我们可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饥饿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吗？表面上看显而易见不能，但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饥饿与被困洞穴的饥饿不同，而后者与人的生死处境直接相关。但我们又可以追问，如果食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可否等待最虚弱者自然死亡？可否先吃掉自己不太重要的身体末梢？是否应允许某人退出抽签？这些选择看起来都比杀人要文明得多。可是经过书中各位法官的思辨，我们又会意识到，等待弱者的自然死亡，无异于回到弱肉强食的世界，反而是一种野蛮，而抽签决定生死却至少选择了公平，看似文明的行为将再次堕入野蛮的丛林法则。而对于被困者来说，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食用自己的肢体，是不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折磨？提出这一选择的法官是否有设身处地考虑过这种选择的可能性？至于退出机制，威特莫尔的退出将使其余四人发现，被杀的概率从1/5提升到1/4，再有人退出便是1/3、1/2。于是威特莫尔的退出，将有可能促使其余四人继续退出，直至最终无法采取公平抽签的方式决定生死，其结果是又退回弱肉强食或者诡谲欺诈的世界。经过推演，原本似乎简单清晰的法条与逻辑，现在看起来充满了模糊性。那么究竟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法律是否应该正义？法律与道德是否应区别对待？诉诸法律之外的正义是否又意味着对民主的颠覆？无数的问题会随之扑面而来。

而在案件之外，我们又可以追问，十名英雄为了救援被困者而牺牲，而探险者被救出后却要被判处死刑，这对于牺牲者来说是否过于荒诞？探险者利用无线电询问杀人求生的法律问题时，得到的是沉默；在无线电求助牧师询问杀人求生的道德问题时，得到的也是沉默。他们的“谋杀”是否也是处于文明社会的“我们”所推动的？那么事后给予的法律审判或道德审判，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公平的吗？

这些追问，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给出完满的解答，正如书中14位法官每个人都无法说服他人一样。可是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反复阅读这本书、与他人探讨这一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对思维的训练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毫无疑问，它会培养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思考问题的理性，以及理解人性的所谓人文素养。因此，《洞穴奇案》虽然只是一本法理学或法哲学读物，但其意义其实已经远远超越法学这一特定领域了。

[美]彼得·萨伯著《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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