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出差回家，兄长一命呜呼。
找了团头何九叔，要到了兄长骨殖；找了郓哥，知道了证据。满县人无不知道这桩冤情。
然而县官收了西门庆人情，执法不作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就罢了。
武松何等烈性。长兄如父，大仇不可不报。
于是杀了潘金莲与西门庆，亲去出首。
好一桩大事，轰动了阳谷县。
然而却只落个发配孟州？
这里可是众目睽睽，两条实实在在的人命呢。
却说武松当时，如此这般：
满街人都来看热闹，这是围观群众。
全县人都争先恐后给武松送银子酒食，这是民意。
武松先前已经逼王婆招供画押，有四邻作证，这是证据。
县官本来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感念他上京出差去帮忙，这是人情。
于是县官改了证词，说“武松祭献亡兄武大，嫂子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嫂子推倒灵床，起了斗殴，一时杀死；妇人的奸夫西门庆赶来强护，扭打到狮子桥边，斗杀身死。”
武松一桩故意杀人案，被弱化成斗殴误杀。
特意强调了妇人推倒灵床，让武松的愤怒有了理由，有了斗殴之中正当防卫“一时杀死”的借口。
东平府的陈文昭，更是了得。书里说他“是个聪察的官”。他拿了案子先改轻了罪案，又让心腹人带了密信，去京城替他辩护。最后议下是：“王婆哄诱通奸，唆使妇人药杀亲夫；又命妇人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
死者的罪恶都抖将出来，又改轻了武松的案情，为武松作保。
如此这般，武松杀了两人，却只用刺配了。王婆反而被剐。
大快人心啊。
县官虽先前执法不作为，但之后倒也给武松留了面子，帮了忙。这是个庸官，倒不是坏官。
陈文昭更是个“聪察的官”。武松逃脱性命，全靠他们周全。
自然，围观百姓、确凿证据、周遭人情，都帮了忙。
《水浒》里另有个故事。杨志在东京卖刀，被牛二揪住吵闹。
几次三番，杨志被牛二抬手殴辱，一时性起，赶过去戳了几刀杀了。
一条人命啊。最后被发配大名府，没几天被梁中书提携，当了提辖了。
这却又为何呢？这可真是杀人了呀。
当日，天汉州桥下看热闹的百姓，因为杨志为民除害，都来送他送饭送钱打点。
推司先看他是条自守的好汉，又为民除害，牛二家又没苦主，于是改轻了案例。
“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
杨志于是也不过刺配而已。
与武松类似：因为人情，被改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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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杀人，在山东。
山东似乎多这样的案子。比如，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聊城那个案子。
在场多少目击者亲眼目睹，那是阳谷县与天汉桥的居民，是围观群众。
母亲与自己受辱，是事实。谁都没法否认。
死者杜某身上负着的肇事逃逸案，算前科。
结果是……受辱反击，防卫过当。
说防卫过当的理由是：
对方未使用工具，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衙门又已经派人了，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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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古代是人治，人治不如法治。
《水浒》里这俩故事，已有人治的色彩了。的确不太应该。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还可以接受呢？
因为在法治不作为的前提下，这点人治，给这些惨事，补了点人性化的色彩。
武松那个县官断案时，是考虑到了自己先前的不作为的。他先前不肯听武松去惩治西门庆，出事了，他也不好意思对武松太狠。虽然软，也算软得有始有终。
如果先前衙役不去捉通奸伤人的西门庆，不去捉殴辱杨志的牛二。
事后却揪着杀人的武松与杨志，说：
“武大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杨志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
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武松及杨志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衙门也表示了关注，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好像哪里不大对吧？在足球里，这裁判就是所谓判罚尺度不一了。
这里有个可理解的因素。
衙役不作为，也可以理解：我国法度，衙役不得介入经济纠纷。类似债务事件，是不管的。
这么做的初衷，自然是好。但在不适当的尺度下，却成了高利贷恶意催债的温床。成了暴力的庇护伞。
再怎样残忍的人身侮辱，一句“已经派了衙役”，就剥夺了你反击的理由。
我依然觉得法治胜于人治，但前提是：法治理当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某些不作为细节的法治。
说到底，法是为人民服务的。
比如，考虑武松杀嫂是否合理前，得先问句：
先前，县衙真对西门庆这种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的匪类，下够狠手了么？
我知道我这么说说，也没太大意义。
但您大概也注意到了：武松那个案子，阳谷县百姓和解放四邻起了作用。
杨志那个案子，天汉州桥的人民起了作用。
我大约知道，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类似事儿，得靠人多。一整个阳谷县百姓去听堂，县官也没法子犯众怒。
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当个阳谷县百姓，围观这件事，传播这件事，清楚地说：对，武松是杀人了。
但众目睽睽把人欺负成那样，衙役到了又走了，没管放刁把滥的西门庆。
就因为西门庆没动刀子，衙门已经来过人了，就认说是防卫过当，单判个“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阉割了武松的怒气与动手的权利……
究竟得受多大的威胁，被逼到什么程度，才能正当防卫呢？
是不是得跟超级赛亚人似的，看着兄弟被杀了，才能飕一声变身来暴打对面呢？
——似乎，也太不把人当人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