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下发文件，对部分频段的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予以降低。所降低费用的频段为3000MHz以上的高频频段，并采用差异化降价的方式，即从全国范围使用/省范围使用/市范围使用的同意价格800万元/MHz/年、80万/MHz/年、8万/MHz/年，降低到3000-4000MHz的500万元、50万元、5万元，4000-6000MHz的300万元、30万元、3万元，6000MHz以上的50万元、5万元、5000元，也就是说所使用的频率越高，降价的幅度越大。
在降低频率占用费的基准价格的同时，两部委也对5G的频率占用费实行了“头三年减免，后三年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即自5G牌照（5G公众通信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前三年免收频率占用费；第四至六年，分别收取基准价格的25%、50%和75%，第七年及以后全额收取。
“提速降费”的本质，是通信行业向全社会释放基础设施红利，在价值杠杆的作用下，激发全社会的价值创造。但是，让运营商独自发挥“外部正效应”是否合适？虽说是国企，但他们都是上市企业，也要为公众股东利益负责，毕竟近年来运营商的财报也显示了“提速降费”对收入和利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未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运营商投资，在4G领域，国内三大运营商已产生近万亿元的投资，未来5G领域将只多不少，这也要求确保运营商的收入和利润。
在运营商所支出的成本中，有一定比重是支付给政府部门，除了税费支出外，频占费也是不小的支出，三大运营商每年频占费的总开支在数十亿元的规模。政府主推“提速降费”，间接承担部分成本，也是理所应当。
纵观国内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史，移动通信的代际更替时，运营商都是获得了更多的频段资源，需要交纳更多的频占费，成本负担逐年加重。因此，政府部门需要适度降低运营商成本开支，使得其更有动力在新技术领域发展，更有资源推动“提速降费”的纵深发展。
5G的技术路线已相当明确，国内三大运营商及全球主流运营商业已对商用化起点进行了表态。但开始商用化，并不代表商用规模能够快速放大。在基础通信领域，市场是否能够做大，用户是否有需求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多则仰仗运营商的投入，包括完善基础网络设施、培育产业链、向用户提供高额补贴等。在3G时代，中国移动以一己之力，把全球惟一的TD-SCDMA网络做到规模化良性发展，靠的就是大量的成本投入。
未来的5G时代，业界已经基本明确了使用3000MHz以上的频段进行发展，降低3000MHz以上的频占费，可确保运营商成本降低，尤其是前三年免费，后三年打折交费的策略，让运营商在5G发展初期，能将更多的成本，用于5G网络建设、5G产业链建设、5G市场的培育。也就是说，运营商将更有底气实现规模化投入。通过网络建设，使得基础资源足够吸引业务需求者，通过对产业链中的芯片、终端等企业进行集采、补贴等，激发其快速成长、快速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产品；通过对用户补贴，消除其进入新领域的门槛，快速接受新事物。
本次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降低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首先频率越高，降低的比重越大，6000MHz以上，降低比重高达94%；其次5G发展前三年，频占费全免，之后逐步收取频占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