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我涉足编辑行业的第三年。一天，在编辑部书架上翻到了一本《中国秘密社会史》，得知这本书是我所在编辑部2011年出版的，拿着这本书去请教主任是否有机会修订。领导大力支持了我的想法。
为什么想修订这本书？源于我上学期间所修的方向——中国秘密社会史。读书期间听导师讲过这本书的重要性，当时读的是导师给的电子版，1927年的版本。
这本书计划以简体横排、排印本方式出版。我以1927年版做底本，重新校订2011年版简体本。经过近一个月奋战，完成了正文校订。完成后，我向导师取得了秦宝琦先生（著名历史学者）的联系方式，并约定去登门拜访。
秦宝琦先生曾为这本书的简体本撰写了万余字的文章，题为《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读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秦先生在文中阐述了秘密社会的概念，指出了平山周在叙写时的错讹，肯定了这本书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
2017年，我第一次见到德高望重的秦宝琦先生，他是1937年生人，是我导师的导师，按照辈分，应该是我的“师爷”。一进门，秦先生热情相迎，声音爽朗，精神矍铄。秦先生询问了我读书期间的情况，交谈中一直鼓励我：“编辑是个很好的职业，能够学到很多新知识。……你要努力不断学习，做一名好编辑。”
秦先生对我主动请缨修订《中国秘密社会史》给予肯定，对商务印书馆也给予了赞扬，说这是对读者负责任的做法。秦先生告知我有几处要改动，结合他近些年的研究，对这篇导读性质的长文也进行了修订，特嘱我用新稿。还告知我一个消息，他的朋友郑婕妮女士有保存完好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中国秘密社会史》，并把联系方式给了我。后来，在郑婕妮女士的帮助下，我终于解决了书中几位革命家的肖像事宜。
秦先生严谨治学、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颇为动容。聊了一会，在这位可爱长者的和风细雨中，我慢慢忘记了刚进门时的紧张，于是斗胆问师爷，怎么就迈上了秘密社会史研究这条路。
这个问题打开了秦先生记忆的闸口——秦先生所学专业是世界近现代史，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到人大后，秦先生参加了人大和北师大共同编写的《世界中古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并给档案系和新闻系学生讲授世界中古史课程。秦先生说自己进入清史研究领域实乃“半路出家”。1973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秦先生开始接触清史。1978年改革开放后，清史研究小组扩大并升格为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教授主持工作。当时，戴逸教授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以，如今清史研究工作也应当从整理资料入手，整理清史资料又要首先从整理清代档案做起。秦先生受清史所领导的委派，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天地会和苗民起义的史料。经过大约五年时间的努力，完成并出版了“清代档案资料丛刊”《天地会》（七册）和《清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三册）。秦先生讲，在档案馆搜集、整理档案史料的这段经历，既是他投身清史研究的开端，也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理档案资料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使得秦先生将搜集资料的工作与科研结合起来。秦先生认为，编辑天地会的史料，应以何时为起点，是关键问题。结合整理档案，在了解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后，《评天地会起源“康熙说”》一文，在1984年于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会党史研讨会上，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秦先生在多年深入研究后，发表了《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从档案记载与会内文件的结合看天地会的起源》（《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等极具代表性的论文。2023年9月，又以八十七岁高龄，在《清史研究》上发表《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一文。秦先生在论文中总结了几十年来在天地会起源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学界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秦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路继续扩展，视野不断拓宽，在哥老会起源、青莲教源流、一贯道源流诸问题的研究方面，秦宝琦教授的研究均保持在学界前沿地位。
此次交谈后，我根据秦先生的意见，再次审阅《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终于2017年底将这本书的修订本推出。
从此书开始，我重新将所学的这个神秘色彩浓厚且难度极高的研究方向捡起来。研读这个领域已有的出版物，带着读者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书，思考为什么这个领域的优秀著述仍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批出版物，随着转换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提倡，国外学者的著述为更多年轻学者接受，影响之深远有超越中国老一辈学者研究成果的趋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海外汉学家独到的视角、独辟蹊径的研究路径、大胆的设问，的确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活力。可细读起来发现，这些著作，更多的仍然是在中国本土优秀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人扎实考据的基础上出现的。看清楚了这个局面，我萌生了计划：齐头并进，既要出版海外汉学家经典的代表作，也要重新将老一辈学人的著述再次带到当今年轻的研究者和读者面前。
我重新翻阅了秦宝琦先生于2009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地下社会》。这套书在我读书期间，被导师耳提面命地嘱咐阅读。转换视角，重新阅读，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019年夏天，我再次来到秦先生家中和秦先生说了重新出版《中国地下社会》的打算，并且，经过编辑部集中讨论，初步将书名定为《中国秘密社会通史》。秦先生经过短暂思考后，认为我的想法可行。但他提出，经过这些年的研究，这套书内容上有完善的空间和必要，他会交给我修订后的书稿。这一年，我真正认识到了师爷行事的魄力和研究能力。
2019年10月开始，秦先生陆续通过邮件发给我修订过的文稿。集中看后，我又有了一个想法：抛弃原有结构，横向、纵向结合。按主题分作两大类，在两类中各自以时间顺序为轴叙事。我在邮件中和秦先生探讨了此事，秦先生回复我，他要考虑此事。过了几天，秦先生告诉我：“在您的设想启发下，我对全书的架构重新做了调整。分为上下两篇：教门篇和会党篇。‘教门’分为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和会道门三个阶段，属于不同性质的组织，很难用‘教门’一词来概括。下篇‘会党’包括异姓结拜、结会树党、三大帮会鼎立和黑社会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属于民间秘密结社，后者则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也难以用‘会党’一词概括。所以，我把全书改为上下两编，不再冠以名称，仅书上编和下编。上编包括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和会道门三个部分，下编包括异姓结拜、结会树党、三大帮会鼎立和黑社会四个部分。每一编，再分为若干个章，连续排序。您觉得如此调整，是否合适？”收到邮件后，我得意于自己的想法竟然和师爷不谋而合，并对秦先生面对我提出的建议会仔细思考而感动不已。
确定新的框架后，秦先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稿工作，并随时在微信中告知我进度。2020年春天，秦先生陆续把重整结构后的书稿发给了我。
这次交稿后，我重新审稿，觉得“大事不妙”。打乱原有结构重新调整，虽然从主题上明晰了，但细读后发现章节之间衔接不顺畅，内容上前后重复，各章节体量分配不均，逻辑上脉络不清晰。我真切感受到了通史难修，何况是如此“偏门”的主题。我向秦先生提出了这些问题，询问他是否有助手可帮忙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毕竟二人力量略显单薄。秦先生想到了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退休的副社长孟超，同时也是秦老师的学生。孟超老师听说这个出版计划后，认为是个不错的选题，并以他的出版经验给了我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和提醒，不仅仅帮助我指明了编辑这套通史的方向，而且让我对编辑这个职业有了更广阔的认知。
在秦先生的大力配合和孟超老师的鼎力相助下，这套通史的结构逐渐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