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摘编自林毅夫等著《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正和岛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该部分内容原载于后半段，这里提前到第一段）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
创新需要长期的试错，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执法，企业家就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不敢做长期、高风险的投入。法治环境最关键的就是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以生物制药为例，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高达10亿美元，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仿冒产品频出，创新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更谈不上创新的超额收益带来的激励。
同时，如果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证，企业家对政府的公信力信心不足，就不会全身心地去创新，而是去挣快钱和进行投机式经营。发改委已经在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如果能做到良法善治，将对民营企业家构成一个可信承诺，对恢复和提升信心极有帮助。
中国的创新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
产业政策最忌讳朝令夕改，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如此，这些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如果政府的态度不坚定，意志不坚韧，企业家就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一是供给侧。
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我们的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经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需求侧。
中国已经从物质短缺走向了产能过剩，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逆全球化、地缘政治趋紧、国际友好氛围的褪色只是我们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加速器，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怎么突围？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即便抛开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向上攀登也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压低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也不可能再牺牲环境，还要面对老龄化。
如果再叠加地缘政治趋紧，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成了不二之选，因为新质生产力除了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这已经成为中国以攻为守的必要战略配置，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放眼全球，美国虽然没有强调过“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但实践上一直是强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
美国一直有产业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而且不少产业都是在国防部名下做技术研发和规模化应用的探索，并与商业资本一起推动技术路线的军民两用与互相之间的转化。无论是通信技术还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国防部的支持。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像新加坡、越南等小国，中国除了发展GDP，还需要建立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
新加坡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比美国人均GDP还高，但它无法建立独立的国防产业体系。而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之间在技术上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于国防产业的合理有效的投入，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并提高新质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途径。这是大国与小国之不同。
即便只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如今的世界也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
中国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未必还能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有再学习、再追赶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远远超过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也是中国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原则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创新，但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
关于创新，一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比如，对于芯片，中国本来没有必要由政府大力推动创新，靠市场换技术一步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可以，但美国“卡脖子”，中国马上就面临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的问题。
不仅如此，美国已经对中国的人才引进、学生留学等都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我国从产品市场到要素流动都面临市场失灵问题，很多东西不再是我们愿意花钱就能买到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地缘政治趋紧而改变创新的基本原则。关于创新，经济学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政府着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比如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家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的预期等等，创新的主力棒还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政府非必要不亲自下场创新。
比如高端芯片就是战略型产业，它不同于服装鞋帽，一旦断供，不仅仅是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链容易瘫痪，还可能造成我们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
因此在面临“卡脖子”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下场干预，比如持续投资中芯国际，再比如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但要谨防把新型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的回潮。
一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准基础设施或安全领域让国有企业发挥其独特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外也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与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积极松绑，使之能够涌现出更多像华为、小米、阿里、字节跳动这样的创新标杆与先锋。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思考一步：如何让市场和企业家在“三高”的创新上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用掰手腕思维代替反垄断思维
国家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管理在不断改善，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不可否认，创新的主力还是要由市场担当，尤其是民营企业。
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我们在战略上要做一个必要的调整，那就是从反垄断思维转变为掰手腕思维。
因为反垄断的核心思维是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序，不能让一家企业过大过强，否则影响更多企业的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年治理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传统的反垄断思维偏向于认为企业过大过强就会官僚化，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碍创新。
但传统的反垄断思维今天遇到两个挑战。
第一个是技术的底层穿透性不断增加，跨界竞争越来越容易和普遍，就像我们过去担心淘宝的市场份额太大，想不到京东和拼多多有能力抢出很大的市场份额，更想不到今天抖音成了第一卖货平台。
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和跨界竞争本身就是反垄断的力量。在美国也是，英特尔早已被英伟达超越。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从外部获得先进技术，只能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和开放集成创新，前沿的创新必须依赖华为、字节跳动等超大型企业，也包括独角兽企业。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不是超过了50%，甚至80%，还要看企业是不是属于新质生产力，能不能代表中国与国际巨头“掰手腕”。
面对已经闯入无人区的企业，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企业先行先试的空间很关键。中国过去不仅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引进来，监管也是拿来主义。
只要不是与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应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再观察如何监管为宜。
因为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两种尖端技术的争夺，而是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升级迭代。不像过去一样，我们以举国力量研发出原子弹即可，新质生产力需要一批又一批本身就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而不是依靠国家补贴突破一两项技术。
一旦做蛋糕的速度放慢，分蛋糕的问题就会显得特别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涌现，地缘政治的压力也会加大，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支撑外交。
当然，这并不是说GDP目标一定要保持在高水平，我们要为经济转型和应对地缘政治，包括为深度改革留一些斡旋的空间，比如在潜在增长率为6%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定4.5%~5%的目标。
但不能没有GDP目标或制定一个“躺平”也能达到的目标，那样就会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失去“牛鼻子”和指挥棒。
新质生产力需要正确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有与无、大与小，而是科学不科学。对于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来看，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免税或减税胜过直接补贴。
很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制度产业政策时的习惯方式就是先收上来一大笔钱，本身造成一道扭曲，然后再重点补贴给一些目标企业。
政府的注意力往往放在补给哪家企业、补多少、补多久，这个过程容易引诱很多企业套利，滋生腐败等等，形成第二道扭曲，譬如有些企业为了套取补贴，每年换一个注册地，地方政府和部委补进去很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被用在研发上。
相比于这种补贴，更科学的方式是免税或减税，因此减少产生扭曲的政策环节与程序。
二是如果一定要补贴，应该提高补贴质量，尽可能补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而不是盲目地直接补贴给企业。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产业政策比较好，但早期也是直接补贴企业的粗放模式，导致多起骗补案，后来才改变了模式，堵上了漏洞。堵住漏洞的办法就是改变补贴的形式和对象。在补贴对象方面，政府不再补贴具体的企业，而是补贴能达到指定新技术标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
另一个补贴对象是消费者，即补终端。在形式上，政府不是简单地给消费者发钱，而代之以不限车牌、不限行，推进充电桩建设等，使消费者的购车、用车成本下降，这比直补企业的效果要好很多，并且降低了寻租空间。
三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
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的政策做过研究，发现最突出的特点是动态化。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补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补贴电池研发，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是电池技术。
第二阶段是补贴生产，要帮助厂家先把汽车造出来，造出来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快速迭代。但这个阶段的补贴出了错，见车就补，造成大量骗补，后来很快修正为补贴满足特定技术标准的汽车。
第三阶段是补贴消费者，其科学性不再赘述。
第四阶段是政策有序退坡，也就是在整个产业的自生能力起来之后，产业政策逐步退出。
四是产业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
不管对于之前的新能源汽车、光伏，还是今后对于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以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主，但鼓励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坚定的信心。
新能源汽车从最初补贴到今天已经十几年，政府最出彩的地方就是态度从未动摇，尽管力度上一直在动态调整。
产业政策最忌讳朝令夕改，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如此，这些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如果政府的态度不坚定，意志不坚韧，企业家就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美国的芯片产业就是因为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才发展成今天的局面，不仅仅是几家企业的努力，政府的决心、长期资本的力量都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相比于激励性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可能涉及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底线，一旦有超出预期的事情出现，我们要不要“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即便在新质生产力的领域足够包容，对于“旧质生产力”出台限制性、取缔性的产业政策也要慎之又慎，在政策出台之后要有充分的产业沟通和公众沟通，要有一定的退出时间，不能一夜之间变天。
五是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
中国是一个大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走在全球的聚光灯下。因此，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好，出台鼓励性或限制性的产业政策也好，一定要想到这些政策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产业，它还有很强的外部性，杀鸡会造成猴子外逃或“躺平”。
中国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的企业也必然要面对全球市场，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卫星互联时代，信息不对称的空间越来越小，欧美议会的辩论全球直播，大国的内政就是外交，不能再持有内政归内政、外交归外交的想法。产业政策同样如此。
产业政策是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政府一定要记得，“有形之手”最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公信力。
只要政府坚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建设和维护好对人民、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