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泰勒•布兰奇
翻译：韩阳、谭颖、吕杭蔚、刘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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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是有关马丁•路德•金及其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最权威的著作之一。记者出身的作者在广泛搜集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访了百余人，获取了大量的材料，全面、详细、栩栩如生地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这段时期，金及其伙伴从美国南方发起民权运动，并逐渐发展到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全过程。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美国民权运动的进程，而且通过大量细节展现了一个让美国人阵痛，并以总统被刺杀为谢幕的混乱时代。
以下文字受权节选自该书第十一章：车轮上的洗礼。
约翰·刘易斯错过了纳什维尔的公交车，于是，他的牧师朋友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便开车带着他全速直奔田纳西州的莫非斯堡，好让他在那里上车。自那时，刘易斯独自乘车前往华盛顿，和詹姆斯·法默以及另外11个新成员，于5月1日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形形色色—3个白人女性，3个白人男性，还有7个黑人男性，最小的21岁，最大的60岁。他们中有两个学生、一个民歌演唱者、几个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一个退休的教授、教授的妻子、一位牧师还有一个自由作家。詹姆斯·佩克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佩克呢绒公司的继承人。1933年，他选了一位黑人作为自己在哈佛大学新生舞会上的舞伴，全场为之沉默。此后，他蹲了三年多监狱，还因为无视与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惯例而多次被捕。阿尔伯特·比奇洛也参与其中，他身材魁梧，下巴扁平，在哈佛学过建筑，后来当了船长。比奇洛参加过“二战”，也因此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曾指挥自己的船只“黄金法则”号冲进位于太平洋上的原子弹试验区。刘易斯在他们之中年龄最小，也是参与其中的两个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之一。另外那个学生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亨利·托马斯。
华盛顿官方对此置之不理。种族平等大会的新闻办公室只找到了3个愿意报道自由乘车运动的记者，而且都是黑人。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黑玉》杂志的西蒙·布克将种族平等大会危险的计划告诉了联邦调查局。接着，布克偷偷来到司法部，参加了那种随时开始的30秒对话，告诉了司法部部长及其助手约翰·席根塔勒混乱可能发生。“好的，如果发生了就告诉我，”肯尼迪马上回答了他，“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去。”现在布克知道美国司法部部长已经提前知道自己要和那些堂吉诃德式的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布克松了口气，但肯尼迪语气中的不假思索让布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把意图表明清楚了。肯尼迪很快就把自由乘车运动抛之脑后了。
5月4日，13名乘车者分成两组出发了，一组坐灰狗长途汽车，一组坐旅途公司的公交。按照计划，他们在每辆车上的位置各不相同—有的白人坐在了后面，而黑人坐在了前面，至少有一组黑人与白人并肩而坐，还有几个自由乘车者不动声色地坐在传统安排的座位上观察。华盛顿以南52英里处，公交车在弗吉尼亚州的费雷德里克斯堡的第一个休息点停下来。等候室和餐厅依旧挂着“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指示牌，但除了冷冰冰的眼神，乘车者们再没遇到其他无礼的行为。再次登车后，他们在里士满的境遇也差不多。随后他们继续前往彼得斯堡，怀亚特·沃克之前待过的教堂前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里，他们在当地人家中住了一晚。在从起点到位于新奥尔良的目的地，他们经过了几十个公交车站，花了13天，全程5000英里。大部分公交站附近，人们都很少谈及最高法院和甘地。
第二天，他们经过了爱德华王子县的法姆维尔，那里既是弗农·约翰斯一家的家乡，也是布朗案弗吉尼亚部分的发生地。为了回避种族融合法令，县政府将大部分学校设施都转移到了匆匆组织起来的私立学校，专供白人学生使用。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生都已有两年没有上过学了。爱德华王子县的僵局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于是，前不久，肯尼迪的司法部就决定在这里首次推行学校去隔离化，尽力重新开办公立学校。灰狗和旅途公交车停靠在法姆维尔时，自由乘车者们发现，当地车站“有色人种”的指示牌才刚刚被重新粉刷过。
所有13名乘车者没遇到任何障碍就得到了应有的服务，因为爱德华王子县的大人物们不想让“大规模抵抗”扩展到州际交通方面。晚上，自由乘车者们离开林奇堡，到了丹维尔。在那里，公交车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拒绝让他们上车。然而，没有人被捕，也没有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高层，艾伦·谢泼德和罗伯特·肯尼迪也都在路上，相较于自由乘车者们的默默无闻，被视为先锋的他们则正在大放异彩—谢泼德是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而肯尼迪则正走向佐治亚大学，就民权问题进行首次演讲。“西方国家之幸”是第二天《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那天《纽约时报》上有6篇报道谢泼德，庆祝50分钟的太空之旅，认为它足以抵消猪湾事件以及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谢泼德安全降落后，肯尼迪总统马上就举行了振奋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罗伯特·肯尼迪要经受的考验也让人备感紧张。他和助手们为了演讲稿已经连续忙碌了5周，因为肯尼迪认为，如果不能在民权政策应用最广且最不受欢迎的地方得以施行，那么自己就成伪君子了。肯尼迪双手微微颤抖，而他在公众事件中的前途也有风雨飘摇的迹象。罗伯特·肯尼迪感谢了佐治亚州，因为在支持其兄长方面，佐治亚州给予了“全美最大的支持”。在民权问题上，肯尼迪坚持自己的强硬路线。“南方人非常喜欢坦率直接的对话，”他说，“如果你问：我们会施行民权法令吗？答案会是：会，我们会的。”出于个人信念，肯尼迪主动说自己同意布朗案的判决，他诚恳地表示愿意在自己的司法部废除种族隔离，而且至少要和其他地方废除种族隔离的节奏一致。至于在南方饱受诟病的爱德华王子县的案件，肯尼迪表示，无论是谁担任司法部部长，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都会采取一样的行动。“我不相信，”他说，“所有人都会支持阻止千万美国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则—尤其这一举措还会违背法庭命令。”肯尼迪将之与艾森豪威尔的形象比较，说这一充满希望的行动将以公平为前提。“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冷眼旁观，”他说，“我们会采取行动。”
最后，肯尼迪迟疑地坐下后，1600名佐治亚州听众一言未发，随后则爆发了掌声，对肯尼迪的说服力和勇气表示赞赏，据一位记者判断，掌声持续了整整半分钟。这一结果以及佐治亚州重要政治家的缺席都非常引人注意，新闻报道也称赞了肯尼迪在民权方面“坚定的讲话”。至少在余下的周末时光中，看上去司法部部长通过有力地表达国家政策而创造了奇迹。然而，周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便宣布总统否认了自己曾在竞选期间支持的民主平台的两种立法方案。几乎在同时，佐治亚州州长范迪弗也宣布，约翰·肯尼迪为了让自己在大选中支持他，承诺永远不会动用联邦力量在佐治亚州支持反种族隔离法案。报刊背页上到处都是充满恶意的关于政治交易的讨论，罗伊·威尔金斯将肯尼迪否认《民权法案》的做法比喻为“献出了一束仙人掌”。
塞林格发表声明当天早上，第一辆搭载自由乘车者的公交车停靠在灰狗公交车的终点站：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当时，“入狱”行动已成为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们中的传奇，而罗克希尔正是该事件的发生地，约翰·刘易斯努力转换角色，要成为首批试验者。他从公交车走到白人等候室时，之前的紧张感与其说是减弱了，不如说是被压抑了。罗克希尔的位置比大多数终点更为“低级”，弹球游戏机随处可见，一群白人青年正在乐此不疲地玩着—他们正是之前静坐运动的根源。有个白人青年站在门边，他身后还有二十多个人。
头两个白人青年走到刘易斯面前，挡住入口。其中一个一边说“去那边”，一边伸手指着旁边的有色人种入口。
刘易斯想到了应有的说辞。“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我可以从这里进入。”他说。
对方先是没有回应，接着说了一句“放屁”，就推推搡搡地把刘易斯挤到了门前的路上。有个袭击者一拳打在刘易斯嘴角，那是自由乘车运动经历的第一拳。刘易斯倒下了。听到暴力事件开始后，更多白人涌过来。站在刘易斯身后的阿尔伯特·比奇洛走过来，站在刘易斯和施暴者之间。比奇洛身材魁梧，却站着不动干挨打，这架势在打架时可并不常见。然而这并没有让攻击者退缩，反而脑袋和身体还挨了好几拳。三四下重拳打得比奇洛单膝跪地，有个施暴者突然朝比奇洛打过来，却把第三位自由乘车者吉纳维芙·休斯打倒在地。
罗克希尔的几位警察大喊着，施暴者依旧愤怒，不过暂时平息下来。警察局局长赶紧过去扶起刘易斯和比奇洛。他们两个人浑身瘀伤，不停流血，可意识十分清醒。之前众多少年犯罪案件早就让警察局局长认识了那伙施暴者，现在，局长厌恶地指着那些人，问刘易斯和比奇洛是否愿意针对袭击提起诉讼。刘易斯和比奇洛都拒绝了—因为那样做不符合非暴力抵抗的精神。他们的拒绝让警察局长有些不满，因为他冒着政治风险逮捕白人的好意被浪费了。他把所有嫌疑人都赶走了，而自由乘车者们也走进等候室，没遇到任何麻烦就点了餐。
两个小时后，旅途公交车到达终点时，发现那里已经大门紧闭。当地联系人带他们驱车前往接收罗克希尔“入狱”行动学生的友谊专科学校，对他们讲述了另一组人遭遇殴打的事情。当晚，自由乘车者们因在第一场危机中保持了镇定，且表现良好而备受表扬。第一位受害者约翰·刘易斯当晚接到了一条来自纳什维尔的紧急消息：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已将他列入一份奖学金的终选名单，获得者将前往印度与甘地主义者们一起生活工作两年。1954年获得这一奖学金的是詹姆斯·劳森。问题是，如果接受，那刘易斯就不得不退出自由乘车运动，马上飞往费城参加面试。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给他电汇了飞机票款。信念坚定如刘易斯，这实在是两难之选。不过，第二天，他还是与同伴们像军人一样告别，独自北上。剩下的十几个自由乘车者则向南朝哥伦比亚和奥古斯塔走去。
金当时正在蒙哥马利参加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董事会议。自从一年前的所得税案以来，这是他头一次回到蒙哥马利。为了展示接连不断的官方迫害—诽谤案、刑事诉讼以及在亚拉巴马州被解雇—都没能影响自己的行动，金在州长帕特森的首府主持了为期两天的会议。金给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称赞其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还宣布已组成18人的全国律师委员会，在4位传教士的诽谤案中辩护。亚拉巴马的4位被告分别是阿伯纳斯、夏特沃斯、洛厄里和西伊，金与他们就是否应该忍受个人资产总被扣押的情况还是应该离开亚拉巴马州谈过。夏特沃斯刚刚接受了辛辛那提的新工作。阿伯纳斯决定到亚特兰大的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去，但他还没准备告诉蒙哥马利的会众。
5月13日，周六，金和怀亚特·沃克刚好赶上了与自由乘车者们的晚餐。他们庆祝了穿过南方诸州北部近700英里旅程的成功，同时高度评价了他们深入种族隔离最猖獗的南方腹地各州的意愿和榜样作用。然而，在尽可能地鼓励了他们之后，金把记者西蒙·布克拉到一边，说自己刚从亚拉巴马州回来，那里的公众情绪非常激动，足够的报道已经让亚拉巴马人意识到自由乘车者们即将到来。“你无法在亚拉巴马获得成功。”金激动地小声说，而不知如何回答的布克则告诉金自己将跟随高大的法默，试图缓解气氛。“他是唯一一个能被我打败的人。”布克嘲讽道，还说他们准备把法默留给想要追捕他们的白人流氓。
那天晚上，由于母亲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法默辗转难眠。母亲说，他父亲那晚在华盛顿医院的病床上要求看一看“小法默的日程”，得知小法默第二天将到亚拉巴马州去，就突然陷入昏迷，继而离开了人世。而在法默的记忆中，父亲还是一位教授，在柯立芝时代中，坐在树下，阅读希腊语的书籍。法默夫人坚持认为丈夫是希望自己的离世能挽救儿子的性命，因为那样他就不得不回家参加葬礼。法默对自己感到有些懊恼，但知道自己无法参与之后的活动后松了一口气，于是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后便离开了。剩下的人一直认为要按照计划进行。在亚特兰大，十来个学生也加入了他们。法默不在的情况下，密歇根的学生约瑟夫·珀金斯成了灰狗公交车上的负责人，而詹姆斯·派克则负责旅途公交车。两辆公交车沿着美国78号公路一路向西。亚拉巴马州便衣调查员们也悄悄加入了乘客之中。
经过塔拉普萨和赫夫林站之后，灰狗公交车的司机悄悄告诉团队负责人珀金斯说，朝东边开的司机警告说前面的安尼斯顿聚集了一伙暴徒，而种族平等大会的侦察员汤姆·盖瑟则预感到那是个大麻烦。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公交车慢慢驶入位于安尼斯顿的停靠处时，新的终点标识上写着“白人州际旅客”和“黑鬼州际旅客”的字样，表明某些懂法的人已经狡猾地做好准备应对以《宪法》为后盾的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的挑战了。（最高法院已禁止州际旅客服务设施的种族隔离）然而，与带着木棍、砖头、铁棍和刀子的大批人马相比，这些标语并不算什么。这伙暴徒大喊着让自由乘车者下车时，9位自由乘车者以及5位普通旅客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有些人试图破门而入。这让两位亚拉巴马州的调查员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冲到前面，紧紧抵住拉杆，保持车门紧闭。暴徒的怒火燃烧起来，开始用棍棒敲打车体，还猛砍轮胎。车里的人让司机赶紧开车，免得车坏掉走不了了。司机没有多说，他发动引擎，倒了车。乘客们已经不知所措，深陷在恐惧中，看着安尼斯顿的警察们过来，挡住暴徒，指挥公交车出城，仿佛他们刚刚被唤来解决一起交通事故。
灰狗公交车在78号公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总有报告称后方的暴徒正穷追不舍。很快，随着自由乘车者们前往伯明翰，约有200名暴徒坐着50辆小汽车紧紧尾随。刚离开安尼斯顿不远，公交车就开始侧滑，司机意识到被击打过的轮胎正渐渐漏气。司机没办法，只能把车开下公路，关掉引擎，惊惶地逃到荒野之中。用力砸门的声音和聚集过来的人的喊声，让公交车更显安静了。
这次，暴徒们使用了砖块和大斧头，挨个儿砸碎公交车的窗户，大量玻璃碎片划到乘客身上。攻击者们破开行李舱，用棍子再次猛打车体。同时，另一组人则尽力想打开车门。最后，有人从后车窗丢进了一枚火焰弹。地板上都是火光，有些座位着了火，车厢里很快就充满了黑色的刺激性气体。被呛到的乘客们意识到火势难以控制，便惊慌失措起来。前面的州调查员E.L.考林意识到，暴徒们现在已不想破门而入，反而想挡住门，把他们留在着火的车里。浓烟让考林无奈而脆弱，他举起枪，逼得攻击者们退后。终于，考林费尽力气打开门后，阿尔伯特·比奇洛就和其他人一起指挥乘客们走出车厢。这一情景让攻击者们非常愤怒，然而考林的枪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站在车门附近没有浓烟的地方，对逃出来的人挥拳相向。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亨利·托马斯踉跄着走到空气清新的地方，脑袋却挨了一拳，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也跟着托马斯跌跌撞撞地走下车。最后，亚拉巴马州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后，攻击才算告一段落，乘客们才在警察们的护送下前往安尼斯顿医院。一位摄影师拍摄了火苗从破车中喷出的照片，浓烟滚滚，从各扇窗子中冒出来。晚上，这张照片将通过国内及国际媒体而家喻户晓。
一个小时后，旅途公交车继灰狗公交车停靠在安尼斯顿。吉姆·派克和其他自由乘车者们穿过站点，走进白人专用的餐厅购买三明治时，遭遇了诡异的沉默。大部分旁观者都转移了目光。有几个则嘟囔着“种族暴动”之类的话。自由乘车者们带着三明治重新上车，注意到这是第一次当地白人比他们自己更激动。莫尔豪斯学院的新生查尔斯·珀森和莫里斯·布朗学院的二年级学生赫伯特·哈里斯坐在公交车前排。他们坐下后，公交车司机便和安尼斯顿的警察们以及几个看起来很壮的人进行了交谈。之后，有8个人赶在司机之前上车，司机打开导游话筒时，那些人就站在过道里。“我们得到消息，有辆车被烧毁了，乘客们都得坐货车到医院去，”一个人紧张地说着，首次报告了灰狗公交车上乘客们的情况，“一伙暴徒正等着我们的公交车开过去，除非我们把这些黑鬼从前排座位上弄走，否则下场就是一样的。”
一个迷茫自由乘车者打破了这充满恐惧的无言，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回答说任何州际旅行乘客都有权坐在公交车的任何位置，但话还没说完，一个站在前座附近的白人就一拳打在了珀森脸上。之后，另一个白人开始殴打赫伯特·哈里斯。白人们将两个学生弄到过道上，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他们拳打脚踢。这时，团队负责人派克和密歇根的退休教授沃尔特·博格曼都吓坏了，一下从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前面抗议。可他们根本没能靠近。有个正在殴打学生的白人转过身，给了派克一拳，派克一下被打到了两排之后。博格曼也挨了一拳，被打倒在地。突然，暴徒们的愤怒转移到两个倒在地上的自由乘车者身上。有些人把派克从座位上揪起来，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他满是鲜血的脸上，另一些人则猛踩仰面倒地的博格曼的胸口。
“别再打了！”博格曼夫人大喊，“他是我丈夫！”
有些人怒骂博格曼夫人“跟黑鬼一伙”，另一些人则告诉朋友们不要打死博格曼，而此时躺在地上的博格曼已经不省人事了。很快，人们停止殴打，把珀森和哈里斯拖到后面，越过博格曼，扔到后座其他乘客的身上。他们把派克扔到两个学生身上，把博格曼拽到后面。沉着脸做完一切后，他们就坐到中间的座位上，免得还有黑人想坐到前面。打斗中一直不见踪影的公交车司机此时和警察们一起上车了。一番简短而沉默的查看后，新的座位安排似乎很让他们满意，于是警察们下了车，司机则发动汽车，从小路出城，以期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等在通往伯明翰公路上的暴徒。西蒙·布克周围都是呻吟、震惊和鲜血，他坐在后座上，想吸引白人们的注意力，好让他们收起让人难以承受的恶意目光。而布克能想到的只是给他们一份《黑玉》杂志准备刊登的有关自由乘车运动的报道。在伯明翰是藏不住秘密的。两周以来，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对金和其他人说，三K党会埋伏在公交车终点攻击自由乘车者们。盖里·汤马斯·洛维是联邦调查局在三K党总部的线人。他告诉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上线说伯明翰警方同意给三K党15分钟，让他们殴打联合起来的自由乘车者们。自5月5日起，联邦调查局伯明翰办公室的特工主管将警察与三K党之间的约定向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汇报过多次。此外，他还就三K党意图进行的攻击提醒了警察局至少5次—出于正常的安全考虑，他并没有提及警察局在报告中的共谋关系，以免在警察面前暴露洛维联邦调查局线人的身份，这样三K党也不会知道。尽管官方通知认为警察局应负责此事，伯明翰特工主管还是传达了一系列警告。对执法者来说，提前知道犯罪的发生不是好事。特工主管的懊恼显而易见，他通知华盛顿的胡佛局长说，自己有责任在5月14日周日时向汤姆·库克探员发出最后一份警告。据其所知，库克与三K党关系密切，因为库克是“唯一在值班的人”。
约翰·路特兰牧师是布尔·康纳的卫理公会牧师，那天早上，他和康纳一起在市政大厅请求不要让他们殴打公交车上的孩子们。白人媒体人非常关注此事，因此六七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转播人员刚过午后就聚集在了市中心的公交车终点附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霍华德·K.史密斯经伯明翰回纽约，听到的传闻非常不妙，于是便驱车前往市中心，亲自调查此事。
在即将到来的戏码中有多方参与，具有多种合法进行干预的身份，但大部分都直接有利于三K党的行动。布尔·康纳最信任的情报警探库克告诉3位记者公交车马上就要来了，接着，他突然走向警察局，留下记者们猜测他离开的原因。灰狗公交车预定的停靠点是灰狗车站，盖里·汤马斯·洛维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第一辆公交车将停靠在旅途公交车终点站。洛维听到附近响起了向周围几十个三K党传递消息的信号，于是所有人便从灰狗车站朝4个街区外的旅途车站冲去。
旅途公交车停在伯明翰的终点站时，先下车的是在安尼斯顿等车的8个白人—他们似乎已经混入了终点站的人群中，早已预见到当局要进行的检查和盘问。吉姆·派克的脸上和衬衫上已经血迹斑斑，他和查尔斯·珀森首先走出了公交车。作为被指定在伯明翰进行测试的人，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觉得逃跑似乎比留在终点站要好一些。派克认为自己不能开口要求珀森承担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看了一眼珀森，表达自己的意图。“我们走吧，”珀森简单地说完，便按照计划，慢慢朝白人等候室走去。派克跟在他身后。沃尔特·博格曼和其余几个人也跟着。
他们走近挤满了三K党、记者和因暴力事件而惊呆的旁观者们。黑人们走过来时，一个迷惑不解的三K党成员嘟囔着说应该杀掉那个黑人珀森，因为显然他伤害了那个受伤的白人派克，但他们走过去时，派克却说那些人不应该伤害珀森。这一跨种族的友谊点燃了人们的愤怒，三K党成员推推搡搡地把珀森弄到了黑人等候室。珀森转身，想再次穿过人群时，一个三K党成员把他推到旁边的水泥墙上。剩下的人都出现在那个三K党成员的身后。“打他！”一个人喊了一声，于是一个三K党成员便不由分说一下打在珀森脸上。珀森抬起头，鲜血从嘴里流出来，但等着他的是另一拳。这一次，他倒退靠在了另一个三K党成员的身上，那个三K党成员按住他，让他挨了第三拳，这次珀森跪倒在了地上。派克走过去，想扶起珀森，可连续五六拳也把他打倒在地。接着，12个三K党成员围住这两个人，拳打脚踢，用了棍子，还有在被吓坏的旁观者霍华德·K.史密斯看来像是巨型钥匙环的东西。联邦调查局线人洛维在这场打斗中也是毫不留情。
跟在珀森和派克身后的自由乘车者们想逃离这场殴打，却发现三K党成员已经封锁了退路。几秒钟后，记者西蒙·布克望向终点站时，发现浑身是血的沃尔特·博格曼正趴在地上，手脚并用，摸索着出口，极力想从暴徒们的腿之间爬出来。布克退缩了，他把报纸戳了两个洞罩在脸上，贴着车站边逃到了大楼外面。或许这次，幸运比伪装更眷顾他，布克确实找到了一个想尽快离开现场的黑人出租车司机。布克跳上出租车后座，把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终点站的暴力事件蔓延了开来，闷棍很普遍，而且经常不看对象。一个伯明翰的白人之前一直都在男士洗手间，他无辜的眼神激怒了暴徒们。最终，他成了因受伤严重不得不被送往医院的7位旁观者之一。一个到车站接女朋友的黑人也被打了，另外，几位记者也未能幸免。一名来自《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拍摄完对派克的攻击后，刚想把胶卷从相机中拿出，就被人用铅管打在头上，他的照相机也被打坏了。等候室外，一个从安尼斯顿登上旅途公交车的女性乘客正歇斯底里地大喊着：“公交车上开始了！车上开始了！”—十几个三K党成员扑到一个黑人自由乘车者身上，把他按在一排垃圾箱上猛打。接着，看到有个人在标有WAPI新闻的车内正通过车载设备广播，便砸碎了汽车的所有窗户，把新闻主播克兰西·莱克从主播车中带到街上，抢下他的麦克风后逃走了。这时，约定好的15分钟结束了，一大群伯明翰警察迅速走进旅途公交车的终点站，而三K党的成员也带着兴奋、乖戾的面孔散开了。一辆撤退的货车离开终点站一英里后，看到两个站在街角交谈的黑人。他们立刻停车，扑向黑人，将其痛打了一顿。
记者布克将第一条让人难过的消息带到夏特沃斯的家中时，这位传教士便召集了所有理事以及亚拉巴马州人权基督教运动中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员。他还没来得及组织几个志愿巡逻者营救自由乘车者们，几个受害者就搭乘出租车来到了他的家。查尔斯·珀森到的时候，脸已经肿胀不堪，头上的开放性伤口说明，当天他在安尼斯顿和伯明翰都遭到了殴打。一个吓坏了的黑人医生拒绝为珀森疗伤。就在一个女人给珀森做急救时，吉姆·派克奇迹般地从出租车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整个头到处都是红色，牙齿在嘴里晃荡着，由于肋骨部分的伤，他不得不弯着腰。“你得去医院。”夏特沃斯迎接他的时候说。他们等着急救车时，派克挣扎着走到珀森身边，握了握他的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夏特沃斯接到了很多警告，还接到了一通安尼斯顿医院打来的电话。而灰狗公交车就是在安尼斯顿被围攻烧毁的。电话中称，一大群白人暴徒追到了医院，而被暴徒们威胁的医院工作人员则要求自由乘车者们离开，称他们的出现会给其他病人带来危险。前有暴徒的愤怒，后有医院的要求，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自由乘车者们聚在医院的角落里，可总是被人赶走。在伯明翰，夏特沃斯给志愿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说自己愿意带领车队完成60英里的开车任务，往返于安尼斯顿医院。夏特沃斯说，不得携带任何武器，“牙签也不行”。很快，8名司机就到位了，他们吵吵闹闹的，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允许像夏特沃斯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暴露在危险当中。他们很真诚，但也有可能是认识到，这种紧急情况下，直觉告诉他们非暴力只是奢望而已。很快，8辆由黑人牧师驾驶的汽车就带上手枪和步枪启程了，他们行驶在78号公路上，到安尼斯顿接回不知所措却满怀感激之情的和平主义者。
经过多番努力，布克终于在夏特沃斯家联系到了司法部部长的特别助理约翰·席根塔勒。布克上来就说自己早就料到会有麻烦，接着向席根塔勒讲述了白天的血腥事件，还说自己担心自由乘车者们永远无法安全地离开伯明翰。席根塔勒记下了夏特沃斯的电话，很快便带着鼓舞人心的报告打了过来。席根塔勒称，司法部会在周一首先处理这件事，还保证说会保护安全进行州际旅行的权利。席根塔勒建议说，如果布克和其他记者暂时对这一事件轻描淡写将更有利于事态发展，可布克却说那不可能。这件事太严重了。白人记者们一直在四处收集消息。况且，有些记者本身也被袭击了。
那天晚上，在夏特沃斯的贝瑟尔浸信会教堂，饱受摧残的沃尔特·博格曼向一小部分人解释说，种族平等大会是坚信种族平等的非暴力行动组织。夏特沃斯讲述了为寻找失踪、走散的自由乘车者们所做的努力，还告诉他们布尔·康纳威胁要以在自己家中进行跨种族聚会而逮捕自己。然而，夏特沃斯的语气中透着勇敢，他大喊着说，他们肯定能撑过去。“白人们和黑人们都被打了，”他宣布，“他们携手并进的日子就要来了。”
搭载着吉姆·派克的救护车没有开往卡罗维卫理公会医院，他现在正躺在希尔曼医院急诊室的手术灯下。派克头上的伤口缝了53针，最严重的是额头上4英寸长的马蹄铁形伤口。站在医生们身边的摄影师拍摄了这次缝合的照片，提供给了当地报纸。接着，一群记者向仍旧头晕恶心的病人抛来了一堆问题。尽管派克很虚弱，但还是连贯地回答了问题，不过有时要停下来区分一下发生在安尼斯顿的袭击和发生在伯明翰的袭击。最后问及他的计划以及经受残暴的袭击是否值得时，派克简单地回答：“前路碰到阻碍，但我明天仍将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记者们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派克，又带着同样的表情相互看了看。记者们离开后，一个警察说派克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一个穿着得体的黑人—跟随夏特沃斯的人—走到手术台旁，往派克的手里塞了一块钱。“如果他们来找麻烦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来救你的。”他悄悄地说。
周一午夜两点时，紧张不安的医院负责人蛮横地让吉姆·派克连夜出院。夏特沃斯过来接上他，他们一起驱车走过同样战战兢兢的伯明翰，后面跟着很多警车。路上他们被盘问了一次，最终，夏特沃斯回到了家，把派克安顿在床上在纳什维尔，詹姆斯·贝弗尔主持了一次光荣的周日野餐，庆祝电影院运动中的胜利。贝弗尔提到连续进行了40个昼夜的游行，高兴地通过《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耶稣的诱惑以及著名的“40个故事”布道。正在大家通过吃饭、聊天、享受释放压力时，有人听到了收音机里有关灰狗公交车的报告。几乎同时，戴安·纳什建议贝弗尔担任纳什维尔运动的临时主席，组织紧急会议，讨论学生们的回应。贝弗尔回答说野餐结束后再商讨发生在遥远的亚拉巴马州的事也不迟，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但纳什坚持己见。纳什说，运动是无私的。个人并不重要，距离、时间和野餐也不是问题。她一直不停地说，设想着自由乘车者们在燃烧的公交车上等待帮助的情景，而纳什维尔的资深成员们却留恋着自己的炸鸡和蛋糕。贝弗尔让步了，开始和最亲密的伙伴商讨。“她会一直说我们坏话的。”贝弗尔遗憾地说。贝弗尔知道，无论如何，野餐也无法顺利进行了，就往第一浸信会教堂走去。
每个人都知道自由乘车运动。刚结束在费城的面试回来的约翰·刘易斯当天刚好和他们在一起，他在回到种族平等大会团体的路上停在了纳什维尔。纳什维尔学生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公交车被烧毁这一事件是否预示着罗克希尔事件的重演。自由乘车者们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自己是否应该过去加入自由乘车者们？然而，随着一份比一份严重的报告涌入伯明翰，讨论从被监禁转到了牺牲上。自由乘车运动中是否会产生第一位非暴力的殉难者？如果如此，这到底会给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益处还是坏处？纳什维尔的学生们是否应该迎接这一风险，甚至主动参与？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一直持续着，争辩的主题是：掌握着组织资金的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委员会的成年领导人们是否会同意支持可能导致年轻人死亡的危险举动。
纳什维尔的辩论持续了一整晚，直到周一仍未停歇，再次聚集在伯明翰夏特沃斯家的自由乘车者们也在商讨着。第二天到处都是令人动容的公开报道。夏特沃斯看到当地报纸上都是对袭击事件的同情，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一直被他视为种礼族隔离主义者，他被深深震撼了。《伯明翰新闻》发表了一篇非常痛心的头版文章，题目是“人们四处询问：‘警察在哪里？’”标题下方，与一些殴打的照片并排的是警察局局长康纳的说法：“过去20年里，我一直都在说如果他们继续干涉南方事务，那么外来的干涉者们早晚会引发流血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周日，发生在母亲节，我们当时尽可能让警察们休假，让他们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母亲节。”《伯明翰新闻》并不认可康纳的说法，认为这一借口没有说服力，还指责他与三K党共谋此事。伯明翰的龙头商人在《华尔街日报》上称暴力事件是这座城市的“丑事”。在纽约，这则新闻登上了头版，《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决定分别刊登霍华德·K.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音机中播报的“目击者证言”。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早上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灰狗公交车燃烧的照片后，他召集了纽约种族平等大会的员工，指示他们在自由女神像下再次集会，为自由乘车运动再颁发一枚徽章。
在遥远的东京，各家早报让即将成为伯明翰商会主席的西德尼·斯迈尔最为震惊。带领该市商业代表团参加国际转缸发动机大会的斯迈尔看不懂日文，但他认出了公交车站暴乱的不堪照片。《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被殴打后，小心地保护了胶卷，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结果，斯迈尔发现日本接待者对自己冷眼相待，还问出了许多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而聚集而来的各国商人突然之间因伯明翰的大环境而失去了投资兴趣。斯迈尔无言以对，而他来自伯明翰的朋友们则极力解释这个突发事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代表团觉得自己就像被展览的动物一样。尽管斯迈尔是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自1948年也是美国南方民主党人，但他告诉来自伯明翰的同事们，必须得对布尔·康纳采取措施。在夏特沃斯家，传闻说上午10点时，美国司法部部长打来电话，要求与西蒙·布克对话。这名《黑玉》杂志的记者告诉肯尼迪，自由乘车者们认为自己被怀有敌意的暴徒“困”在了伯明翰，而有报告称暴徒们正在公交车站聚集。布克把电话递给一些团队领导人，最后，夏特沃斯接听了电话。夏特沃斯告诉肯尼迪目前急需的是警方在前往蒙哥马利路上的保护。肯尼迪的第一条建议是所有人乘坐同一辆车。他一字一顿地承诺说安排好公交车安保后再打过来。夏特沃斯将对话转述给聚集在一起的自由乘车者们时，大家都高兴极了。自由乘车者们的脸依旧肿胀，手术缝线清晰可见，肺部因浓烟而依旧刺痛，他们都不想面对另一伙暴徒。
在华盛顿，肯尼迪的工作也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着。他在民权方面的左膀右臂伯克·马歇尔因流行性腮腺炎在家卧床两周了。肯尼迪在自己的办公室、马歇尔的公寓、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联络人和夏特沃斯的家之间架起了电话网，很快就再次和那位伯明翰牧师联系上了。“好了，”肯尼迪对夏特沃斯说，“康纳先生将在车站提供保护，护送你们到达城市边界。”这是康纳通过联邦调查局传来的消息，因为前一天的暴力事件让伯明翰的领导人向康纳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夏特沃斯思考了一下。“他们也被护送到了安尼斯顿的边界，”夏特沃斯尽量礼貌地回答，“但就是在那里，公交车被烧毁了。”很快，他和肯尼迪就达成了一致，对自由乘车者们的保护要一直持续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等一下，”肯尼迪说，“我会再打给你的。”这就是州长帕特森要解决的问题了，而他自1956年民主党人大会时就是肯尼迪政治上的支持者。司法部部长给帕特森和他的助手打了很多电话，而帕特森则抱怨说自由乘车者们不是“善良的”州际旅行者，因此，作为州长，他不能帮助人们违反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坚称如果州政府不能保护自由乘车者们，联邦政府就将采取行动，而由于没人希望联邦的干涉，所以各方应该协调配合，让自由乘车者们尽快离开亚拉巴马州。
在记者、警察、支持者和几车怀有敌意的白人的包围下，夏特沃斯带领18位自由乘车者走到位于布尔·康纳的监狱对面的灰狗公交车站，准备搭乘3点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他们一路上听到的广播公告不是自己的确切位置，就是等在车站的暴徒数量，还有州长帕特森与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之间个人交涉的报告—这本身就是重大新闻。在车站，他们走到上车区等车。伯明翰的警察们尽职地拦住了愤怒的白人，但憎恨和暴力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甚至在他们的安排开始被打破之前。广播报告中称州长帕特森更正了之前的说法。“我拒绝保证其安全通过，”他很快又说道，“亚拉巴马州的公民愤怒非常，我无法保证对这伙暴民的保护。”州长的发言人说，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的路上，愤怒的白人在公路上随处可见。
这些报告让夏特沃斯再次与肯尼迪通话，而灰狗公交车的工作人员也报告说公交车司机拒绝开车。“让黑人来开车。”肯尼迪告诉灰狗公交车的负责人。他被这些人一遍一遍说有困难、做不到烦透了，便说如果灰狗公交车找不到勇敢的白人完成工作的话，自己可能会派一架空军飞机接走自由乘车者—他两个小时内就能办到。夏特沃斯想继续对各方官员施加压力，同时说自由乘车者们将安静地坐在车站，等待僵局打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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