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多半认为是中国的茶、丝及其他商品出口与中国对银的强烈需求，是16到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过，有关19世纪初期开始的白银外流，及其进一步引发的银贵钱贱，乃至1839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学界则多半认为是鸦片进口所造成。在本章里，作者将说明鸦片进口并非19世纪初期白银外流的唯一原因，相对的，中国的出口反而在白银的流动与银钱比价上，扮演着主要角色。是因为拉美白银供应的减少，才导致中国出口品的世界市场萧条。全球银供应的短缺使银在中国较在其他地区昂贵的套汇基础消失，也刺激鸦片的输入中国，这些将被视为造成19世纪初中国白银外流的重要背景因素。
除了白银外流，一些清代学者官员的讨论和历史研究，也认为铜钱供给过多或铜钱品质低劣是造成银贵钱贱危机的原因。但曾于1848—1849年间在“国史馆”工作的王庆云（1798—1862）、曾为地方官员幕友的缪梓（1807—60）都指出，19世纪前期白银和铜钱的供应都在减少。1844年，户部也称：“银之贵非由钱之多，只以日趋于少，即日形其贵。”1846年广东巡抚也说：“银价日昂，固由于银少，而不关乎钱多。”尽管关于铜钱方面对危机的影响仍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只有极少数研究全面否定银贵钱贱现象与白银外流间的关联。
先前关于白银外流的研究主要依赖马士（H.B.Morse）建立在183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将说明尚未被研究的1833年以后的银贵钱贱危机其实更为深重。不仅如此，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也并未涵盖同样影响中国白银进出的私商贸易（港脚贸易）及中美贸易。银贵钱贱危机从1808至1856年，约持续了48年。白银外流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确切变化，以及它与银贵钱贱危机的关系，有待较为细致的讨论。
白银外流的时间、空间和数量
许多学者根据马士的研究来确定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但他提供的资料是零散的，且时有出入。在马士的研究中，关于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有1825年、1826年，或1827年、1828年多种说法。一些学者又以1830年或19世纪30年代为中国白银外流之始。
1799年两广总督在答复朝廷询问时尚称没有纹银流往海外。根据印度方面数据，印度年平均从中国进口白银，在1801—1813年间为4，260卢比，1808—1809年达5，717卢比，1809—1810年更达到高峰9，620卢比。两广总督在1809年开始禁止白银出口。户部侍郎在1814年提议严禁银两走私国外，而1822年，一名御史也指出由于白银外流，中国白银的供给减少了。根据伦敦海关档案，从1814年起到1856年止，中国持续向印度输出白银（见表2.1）。
与表2.2马士主要用以说明中国贸易收支的数据相比，表2.1印度白银进口的数据更为可靠。马士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报告。由于当时由中国出口白银系属非法，而这些白银进口到印度却是合法，因此印度方面的记载包括了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没有涵盖的通过走私或经由私商（港脚商人）输出的白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的资料甚至还包括了中国西北地区出口的白银，尽管其数量远远少于从中国东南地区外流的白银数量。
表2.1 中印贸易收支（1841—1856）
资料来源：根据Messenger, India and China，p.11制成的表格。原始资料以呈现，作者换算成了银元
一些零星的记载显示银贵钱贱危机是在嘉庆晚期的若干地方发端，然后于1820年后才逐渐扩展到全国。1808年，一位御史在官方报告中表示，江、浙商民正深受银贵钱贱之苦。不过，1819年，也就是嘉庆时期的倒数第二年，一道上谕指出各省银钱比价并不一致，订定固定比价并不可行。直到1820年，清朝的学者官员才明确注意到银贵钱贱引发的危机。就如同清代学者梁廷枏（1796—1861）在说明白银外流时指出，“其始犹以洋银买货，今则尽以归国矣；始则专收光面，今则兼用碎花纹银矣；始则英咭唎之银不来，今则花旗港脚之银亦少来矣。”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内陆地区多用银两，而沿海区域多用银元，银两的外流表示银漏已从中国核心地区扩展到边陲区域。这一期间，英国（包括印度）和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19世纪初，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在多数年份（不包括印度，见表2.2、2.3）呈现顺差，而与美国的贸易通常也为顺差（表2.4）。然而，对印度的逆差（表2.1）远远大于对英、美的顺差。如梁廷枏所注意到的，美国和英国私商的银元不再流入中国，与1830年代开始的“三角贸易”有关。因为英、美商人在这个贸易关系中，以从印度鸦片商购入的汇票来支付给中国商人，然后中国商人又用这些汇票支付其购买印度鸦片的部分款项，不足的款项则由中国支付印度白银。
表2.2 中英贸易收支（含印度）（1818—182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p.91.
表2.3 中英贸易收支（不含印度）（1818—1857） 单位：银元
注：1818—1826年的数据乃是将表2.2包含英国、印度的数据扣除表2.1仅有印度的数据；1814—1817年间的贸易乃是根据1818年数值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根据Messenger，
Indiaand China
，pp.8—9制成表格。原始资料以镑呈现，作者换算成了银元。
表2.4 中美贸易收支（1814—1850）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815年资料根据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89;1814年与1816—1833年间的资料，根据小竹文夫《明清时代における外国银の流入》第67—70页，其乃依据美国统计资料、马士研究与R.S.Latourette.Martin，
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
，vol.1，p.176三方面数据计算而成。而1834—1841年间的资料则根据美国商务部门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Statistics of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Times to 1970
，pp.904，907所提供的1835年与1840年的数据平均而成。最后，1842—1856年间的数据，则是依据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p.403，Table 4，其来源是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与the U.S.Bureau of statistics，
Commerce of Asia and Oceania
。
表2.5较之马士的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更广，并显示自1814年起，中国的贸易大多呈现赤字。1814到1823年间，中国年均白银外流301万银元，1824—1833年间为506万银元，1834—1843年间为580万银元，1844—1856年间为1，760万银元。这些趋势与银贵钱贱现象之日趋恶化相一致，每一两白银可换取的铜钱数量不断增加，从1808年的1，040文到1849年的2，355文。1849到1856年间，比价又跌回至1，810文。直到1858年，比价才降至1，200文至1，500文之间，这个比价一直延续到1911年（见表2.6）。
表2.5 19世纪初中国每年白银外流的数值（1814—185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印度、英国与美国资料乃根据表2.1、2.3、2.4;新加坡资料依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其数据取自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新加坡当时是鸦片贸易中心，白银主要用来支付从新加坡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所需费用。
1820年代，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间的联系。1822年，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章中首次正式指出，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是由于“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同年，道光帝也意识到银贵钱贱的危机，并且以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为由，允许各省铸局停止铸造铜钱。不过，直到1829年他才将银贵钱贱与白银外流联系在一起。1830年代，魏源记载，“至近日十余载间，文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而其骤涨，尤在道光七至十三年”。
如表2.5所示，1814至1856年间，中国总共约有3.52亿银元的贸易赤字。1808—1813年间，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量是3，904万卢比，等同于1，560万银元。虽然中国与其他各国的贸易资料无法完全掌握，但若将上述数值加上3.52亿，则为3.68亿。它可以粗略地代表1808—1856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的总量。
清朝当时有人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财富损失近半。与此相对，马士却认为当时外流白银仅占总供给的7.4%。由于缺少一些重要数据，如通过朝鲜半岛和琉球群岛输入的日本白银的可靠数据，仍在流通的前朝铜钱的数量，没有白银、铜钱作准备的私票币值，私铸铜钱的数量，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依据等，因此，作者无法估计1850年前夕中国的货币总供应量。这也表示，我们无法计算那3.68亿的银漏额在中国整个货币供应中所占的比例。不过，英国国会文书估计咸丰年间（1851—1861），每年流通的白银数量大约是16.7亿银元。如果这个估计值可信，那么1808至1856年间外流的3.27亿白银，约占1814年前后中国白银总供给的16.4%（将3.68亿除以16.7亿加上外流的3.68亿银元之和20.38得出）。这个数据高于马士估计的7.4%，但比中国当时的人所认为的要少。
就表2.5来看，1827年是白银持续外流的起始年，与马士提过的1826年相当接近。就表2.6中1808到1826年间主要以河北宁津为基础的银价上涨而言，将如清朝的文献所说，是若干地方的现象，而非全国性的现象。而表2.5及印度方面数据所显示，1808到1817年中国银外流的情况在1818至1826年间有过改变。表2.5中，中国白银外流量由1824—1833年间的847，670银元增为1834—1843年间的9，254，525银元，再增为1844—1856年间的18，138，543银元，则为马士所未论及。能解释表2.6中从1820年代以后转为全国性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其银钱比价，由1826年之约为1，300增为1836年之约为1，500，再增为1846年之约为2，300。
表2.6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单位：文/两
国际收支中的白银和鸦片
自1808至1856年间外流到印度的白银，是用以抵付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际贸易是“以货易货”进行的。
白银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货币，它既可以用于与其他商品交换，也可以发挥扺付中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功能。如1814年吏部尚书英和（1771—1839）所言：“天下大计……以货易货固多，而以银易货者亦不少。”王庆云亦指出：“顾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白银如此用于中国的国际贸易使白银对中国的国内经济有所冲击。
由表2.1可见，1814—1856年间，与印度的贸易赤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其中，除了有两年棉花出口居主导地位外，鸦片是印度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如图2.1和表2.7所示，鸦片从印度进口到中国的数量持续增长。鸦片年均进口量，在1801—1810年间为4，000担，1811—1820年间为4，600担，1821—1830年间为1.04万担，1831—1840年间为2.6万担，1841—1850年间为4.05万担，1851—1860年间为6.8万担。
图2.1 鸦片进口到中国的数量（1800—1911）
资料来源：1795—1839年间的数据，参考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pp.209—210;1840—1860年间的数据，参考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330页；1861—1866年间的数据，参考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9，p.217，Report from Hankou;而1867—1916年间的数据，则参考Liang-lin Hsiao，
ForeignTrade Statistics
，pp.52—53，马士采用的单位是箱（chest），而这个单位已经被换算成担。一箱约140磅重，不过这有时依季节与类型而有所减少，见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p.19。一担则是133.3磅。而Richards，“The Opium Industry”，pp.62—64.曾以卢比（rupees）表示1839—1935年间的印度鸦片出口；不过，这并不必然与出口到中国的量一致，但他的数据也有参考价值。
表2.7 鸦片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数量（1799—1916） 单位：1799—1860:箱；1861—1916:担
资料来源：同图2.1。
鸦片系昂贵商品，19世纪初其单价与生丝接近，且约等于同重量之白银价格的五分之一。除了1820年因前一年（1819年）道光皇帝颁布鸦片进口禁令和鸦片战争期间有所下滑外，鸦片进口总值从1810年代至1850年代快速增长。其年均在1814—1823年为310万银元，1824—1833年增长至580万银元，1834—1843年为910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2，070万银元（见表2.1）。与此同时，中国年均白银流入值在1814—1823年仍有258万银元，之后则转为外流，年均外流值，1824—1833年为84.8万银元，1834—1843年为925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1，814万银元（见表2.5）。在19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鸦片进口数量和价值的变化与白银外流都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呈现增长趋势。
马士和金恩（Frank H.H.King）都认为鸦片进口主要是沿海地区的现象。张馨保提供的一份地图也显示鸦片主要在长江以南流通。然而，作者根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官方报告，重建了19世纪前期鸦片进口的流通状况，发现鸦片市场事实上已经延伸至内陆地区（见地图2.1）。
地图2.1 1840年代鸦片进口到中国的贸易路线
资料来源：林满红，《清末社会流行吸食鸦片研究》，页70—79。
沿海省份可经由海上贸易或由口岸延伸到内地的贸易路线取得鸦片。至于内陆省份，小商贩可以从广东和福建通过陆路挑担运送鸦片。运送到北方沿海省份的鸦片也以手推车运送方式输入内地。资料显示，山西在1821年就已有鸦片输入，云南在1822年，北方五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与湖北、湖南和广西在1838年，奉天和贵州在1839年，西藏和新疆在1840年，蒙古在1842年都已有鸦片输入的记载。我们从一份1829年的官方报告就可以看到鸦片已遍及全国各省：
鸦片流行内地……皆由番舶装载鸦片，驶到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关津停泊。或勾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奕往来，私为奸夷夹带，代为发贩；或得规容隐，任听奸夷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
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创造了一个广大的流通网。光是在广东北部一个交通要道，每天就聚集了数千名鸦片商贩。由于鸦片贸易利润很高，运输成本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烟商有足够的利润去贿赂政府关津胥吏，而小贩也有能力向占据山间隘口的土匪缴纳被勒索的费用。由此，鸦片贸易事实上扩大了中国的区间贸易网络。1838年，河东河道总督就注意到，“从前北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和内蒙南部）卖广货者尚少。近来各府州县多有外来奸民，借卖广货为名，开张铺面，私售烟土”。同年，河南巡抚也指出，“今粤省广货挑担，不下数千人，分出各省。名为零卖呢羽，而实则皆系兴贩鸦片之徒”。
由于广东与其他省份区间贸易网络扩展，广东从中国的其他省份吸纳白银。福建巡抚1846年写道：“西北之富商大贾，贸迁百货于东南，亦辗转推移，如水趋壑。”当林则徐经过江苏苏州和湖北汉口繁荣的市镇时，向商人询问市场状况，商人回答说：“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林则徐追问道：“其一半售于何货？”答曰：“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由是可见，鸦片吸纳白银遍及长江中游的汉口及下游的苏州。
上引林则徐的观察，显示出白银外流和增长的鸦片消费同时存在。不过这里却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银不断外流时，却又有更多的鸦片消费？事实上，不管是作为药品还是毒品，鸦片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奢侈品消费可以创造就业的观念，但这通常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有证据表明，鸦片消费确实创造了不少就业。当时的文人蒋湘南（1796—1854）就认为严禁鸦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会影响到太多人的经济利益，包括那些因鸦片贸易而获得各种非法收入的官员。穷人借贷、富人变卖家财以从事鸦片贸易，而英美商人也决不会放弃他们因之获得的巨额利润。蒋认为，禁烟将会引起战争或其他灾祸。现代学者往往引用林则徐的道德述说，而不用经济原因解释鸦片战争。但是，当我们认真阅读林以及其他人当时的著述，发现林则徐早在1833年就成为第一位提出生产土产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的官员。事实上，朝廷主要也由经济考虑而非鸦片对健康的冲击讨论本土鸦片问题。
表2.8 鸦片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数值（1868—1906） 单位：百万银元
资料来源：计算自Liang-lin Hsiao，pp.52—53。
截止到这里的证据似乎更加证实了鸦片进口是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主要因素的传统看法。不过，当我们重新审视表2.7就可以注意到，1852年以前中国年均进口鸦片量不超过6万担，在1853到1895年的43年里，除4年外，年均输入鸦片量却都在6万担以上。其中有22年达到7万担以上，1879到1888年甚至超过了8万担。表2.8显示，1868到1906年，每年鸦片进口额都在3，893到5，555万银元间，39年中年均4，562万银元。这数值约是1814—1856年间年均1，040万银元的4.4倍（见表2.1）。然而，在1808—1856年间白银外流3.68亿银元后，在1857—1886年间，尽管鸦片进口远远高于前一时期，却流入白银6.91亿银元（见表2.9）。
表2.9 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 单位：百万银元
资料来源：1721—1740与1752—1800年间的数据，参考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36、83页；1808—1856年间的资料，见表2.5;1857—1866年间的数据，计算方式为以1850—1866年间的2.2亿流入的银元（见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25—27页）扣掉1850—1856年间的3，300万银元的估计值，因为余的1850—1856年间的数据并未包含中印及中美贸易；而1868—1886年间的数据，则是计算自Liang-lin Hsiao，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pp.268—269。
清代文人和现代学者都认为整个晚清时期中国白银持续外流。直到郑友揆在詹米森（G.Jamieson）和雷默（C.F.Remer）洞察的基础上，才提出在1857年到1886年间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看法。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计算国际贸易收支时，进口应使用到岸价格（FOB，free on board），而出口应使用离岸价格（CIF，cargo，insu-rance，and freight included）。然而，1887年以前，中国海关使用市场价格计算中国贸易收支。比如说重庆进口的商品，它的市场价格包括从上海到重庆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应使得计入中国的收入算入中国支出的进口值；相反地，重庆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并不包括从重庆到上海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原应算入中国的出口值。因此，海关原来使用市价的估算，高估了中国的进口额而低估了中国收入的出口额。在经过适当调整后，中国在1856—1886年间的贸易收支明显地由赤字转为盈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