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报道截图
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Ezra F.Vogel）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他收到了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发来的邮件，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
戴维斯也对《朝日新闻》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傅高义的死讯。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讣告说：“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 （Ezra F. Vogel）教授（1930-2020年）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3-1995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
傅高义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著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邓小平时代》、《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等。
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数十年，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深入的了解。他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傅高义
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鼓励下，傅高义于1961年至1964年曾苦读中国历史，并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
去年10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傅高义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2011年，他倾注十年心血撰写完成的《邓小平时代》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2012年3月，
这本被翻译为《邓小平时代》的作品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
此书也被视为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政府将人才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1977年以后考进大学的那一批人有新的思想，非常了不起，他们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
“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
傅高义连说了几个“没想到”。
谈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傅高义回忆起他1973年首次访华时，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发展迅猛，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我至少去中国一次，发现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了。”
傅高义说。他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8年10月，其间从北京到山东体验了一下中国的高铁，认为“非常好”。
2019年11月10日，傅高义赴香港中文大学宣传新书《中国和日本》，该书译者毛升采访了他。访谈呈现了这位通晓中日事务的美国学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可供我们参考。
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美]傅高义著
毛升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出版
采访︱毛 升
《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这本书的中译本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很荣幸能成为您这本大作的译者。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傅高义：
2010年到2012年期间，就在我快写完《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时候，中日两国关系变得紧张。我很担心。我觉得我应该为改善他们的关系尽一点力。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希望中国好。我也有很多日本朋友，我也希望日本好。我作为一个学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写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矛盾，很多就是因为历史问题，所以写一本历史书，重新理解中日的历史，就很有必要。
现在中国人写的中日关系史的书，日本人不喜欢。日本人写的这方面的书，中国人也不买账。我想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根据你们中国的说法，“旁观者清”，也许正好写一本相对客观的、中日两国的读者都大体能接受的历史书。再加上我在中国有很多读者，在日本也有很多读者，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觉得您的英文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很高的可读性，这是您努力追求的写作风格吗？
傅高义：
我这本书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两国的友好，书不只是写给我的同行看，而是希望所有对中日关系感兴趣的读者都能有兴趣读。所以我在写的时候，英文读者、中文读者以及日文读者都是我的目标读者。我在写的时候，一方面尽量做到公允，使得各方的观点都得到表达。同时在技术上，我就多讲故事，不用高深的理论，连注释都很少，并且联系中日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希望读者可以在我的书中找到这些事情的历史原因。
有中国学者认为，您这本书有点偏向日本，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傅高义：
我不同意。因为也有日本学者说，我偏向中国。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专家自己的立场问题。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对双方的历史都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也不会偏向美国。
您这本书给了我们关于中日关系一千五百年的长时段视角，这个视角能让我们看到什么不同的东西？
傅高义：
我想要说的是，无论中日之间的战争曾经多么残酷，放到一千五百多年的长时段里，那也只是一瞬，不是两国关系史的全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中日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才是一千五百年中日关系的主流，所以我这本书主要就是谈中日之间三次的互相学习和交流。
第一次，日本学习中国。600至838年，日本学习中国，带来了日本文明的转型。日本从中国学到了文字、佛教、儒学、文学、音乐和建筑，这些都成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838至1862年的一千多年间，中日的交流还在持续，基本围绕着贸易展开。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学习日本，也因此改变了中国，这包括1895至1937年中国学习日本西化的经验，这是中国第一次学习日本。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日本获得了大量技术支持和经济援助。到2001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总值一百五十九亿美元的援助，日本所有双边合作的援助预算中有百分之五十六分给了中国，还派了多达几千人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提供技术帮助，中国近万名技术人员到日本接受培训。这是第二次中国学习日本。因此，我要强调，中日之间的交流互助才是1500年中的主要方面，我们要多强调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方面。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灾难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傅高义：
我想教训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教训，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是很危险的。从历史上来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都是日本爱国主义教育“太成功”的结果。战争的爆发，不是日本政府要对外扩张，进行了长期的谋划，而是由于领导人无法控制狂热的爱国主义，结果领导人跟走马灯似的更换，暗杀成了家常便饭，掌权者不能提供稳定的领导，军队失去控制，结果，老百姓狂热的爱国主义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傅高义在香港，2019年11月10日。
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退居第三。今天中国还能跟日本学什么？
傅高义：
我觉得日本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比如，日本社会非常安定，老百姓很有安全感，安居乐业。还有，日本的环境问题也处理得很好，环境保护、垃圾的处理等方面，都很值得中国借鉴。日本的医疗制度也非常好，比我们美国的更好，中国这方面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人常说，谦虚使人进步。
您为什么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是“政冷经热”？
傅高义：
现在中日民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经济交往还是很热。比如2018年，日本政府发给中国旅客的签证超过八百万份，来中国的日本人也超过二百六十八万。中国目前有超过三万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外资公司都要多。尽管这样，中日领导人之间互信程度还是比较低、交流
频率也比较低、交流的方式严肃、官样，没有任何一方的高层领导人与对方国家的老百姓有私谊或深交。可以说，政治上显得比较冷。
因此，中日两国之间民众的交往和经贸关系尽管很广泛，但这是建筑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受制于两国民众间普遍的敌意，还有政治领导人之间因为缺乏互信而导致的两国关系不停地波动。中日关系中的很多不满的情绪，归根到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两国能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覆，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
为改善中日关系，您认为中日两国应该怎么做？
傅高义：
我觉得两国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日本方面，要进一步为战争时期对中国造成的伤害道歉，特别应该在中学教育中强化对中日战争的理解。也就是说，日本需要更真诚地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道歉。
至于中国方面，也需要考虑到日本为中国的发展曾经做出的贡献，特别是1978年后日本给予中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的一些援助。
中日两国现在都在努力改善关系，目前所能达到的比较可行的目标是什么？
傅高义：
我觉得，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历史积怨，要想迅速成为相互信任的盟国，是不现实的，这是未来几十年的大目标。未来十年内比较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努力使得中日之间发展出一种直接的、坦率的、生意伙伴一样的关系，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您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哪一个？
傅高义：
我是一个学者，我去中国主要是为了做研究，哪里能做研究，我就去哪里。我最熟悉的中国城市首先是香港，因为我1962年去香港做田野调查，那是当时唯一可以允许外国人做研究的中国城市，我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写了一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我第一次获得中国的签证是在1973年，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周培源、郭沫若和费孝通等人。1980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这是我首次能在中国某个地方待久一点。198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麻塞诸塞州与广东结好，我因为研究广东，所以被选为麻州委员会成员。因此，1987年，我作为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的客人，受邀到广东访问七个月，考察该省不同的地方，后来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本书。因为研究的关系，就中国内地的城市来说，我对广州可以说是最熟悉的。但我最喜欢的城市恐怕还是像苏州、西安、洛阳这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