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汗是印度的影坛巨星
也是一位关注社会议题的公民
阿米尔·汗：巨星、名流和真相调查者
本刊记者/周甜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1日总第802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你赢了这场比赛，你就会成为上百万女孩的榜样，你的故事会告诉她们，在印度，女性还有别的出路，这将打破那些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在女儿走上决赛赛场前，父亲这样鼓励她。
他不只是父亲，也是女儿真正意义上的摔跤教练。女儿名义上的教练担心这位父亲会抢了他的风头，在决赛开始前，把他关了起来。他没能出现在比赛现场，在场外的一间小屋子里，经历焦急地等待后，他听到了远处赛场传来的国歌声。
女儿走下领奖台，在人群中找到了父亲的身影。父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健壮有力的年轻摔跤手了，他老了，也胖了许多，脚步缓慢地走向女儿，对面的女儿充满活力，朝向父亲的方向奔跑。
“干得漂亮！”父亲对女儿说。在父女相拥、赛场观众起立鼓掌的画面中，电影《摔跤吧！爸爸》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刷新了印度电影史上国产片的票房纪录。在豆瓣上评分一度达到9.0分。
“在《摔跤吧！爸爸》中可以看到，在印度，人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我希望改变人们的看法，告诉大家，男孩和女孩是没有区别的。”作为电影《摔跤吧！爸爸》的制片兼主演，阿米尔·汗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一直以来，阿米尔·汗，这位来自印度的电影演员被外界赋予了诸多头衔，他被印度人视为“宝莱坞巨星”，被美国《时代》杂志定义为“印度良心”，被中国影迷视为“印度‘刘德华’”。
而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阿米尔·汗本人一直很明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创作者”是他目前对自己唯一认同的身份。
“医生带给人们健康，警察带给人们安全，律师带给人们公正，那么作为演员，作为创作者，我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坐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会客厅里，阿米尔·汗短暂地陷入沉思，“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这是创作者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我做一些涉及社会问题电影的原因。”
“只有真正成为一个胖子，
我才能体会到胖子的感受。”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阿米尔·汗和《摔跤吧！爸爸》中的“阿米尔·汗”看起来判若两人。在电影中，他是一个身高168，体重194斤的中年胖大叔。这是他为角色增肥后的结果，相关戏份拍摄完成后，他又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瘦到144斤。这个先增肥后瘦身的过程被制作成纪录短片，在《摔跤吧！爸爸》 的中国新闻发布会现场播放。
“每当我看到这个视频，我都会问自己，我是怎么完成这样的变化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很好奇，包括阿米尔·汗自己。“只有真正成为一个胖子，我才能体会到胖子的感受。”阿米尔·汗一次次这样向人们解释。他说只有身体发生真实的变化，心态才会随之改变，那是一种从心底自然发生的改变，用语言无法精确地传达。就这样，阿米尔·汗成了健身圈的瘦身励志模范。
作为宝莱坞最知名的演员之一，阿米尔·汗很清楚，只有最大程度地隐藏自己，观众才能记住他扮演的那个角色。而身体的改变只是他为此所做的一部分准备工作。他和电影中女儿的扮演者一起接受了为期一年半的摔跤培训，和原型人物多次见面聊天，学习当地方言，让自己尽可能成为电影中的那个父亲。
在电影中，女儿出生时，并不被这个家庭所欢迎。阿米尔·汗扮演的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希望日后把他培养成摔跤冠军。尽管尝试了各种偏方，还是未能如愿得子。他原本已经放弃了，后来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两个女儿其实并不比男孩差。
就这样，两个女儿在父亲的要求下，收起裙子，穿着裤装，留着比男生还要短的寸头，在所有人异样的目光中开始学习摔跤。他的妻子起初并不同意他的做法，担心女儿以后会嫁不出去。
“我不要男人选她们，我要她们选男人。”他告诉妻子。
女儿们一开始也不理解父亲，后来同村一个14岁女孩在婚礼上说的一段话改变了她们的想法。“我倒是希望能有这样的父亲，能为我的未来着想，而不是从小就只让我做家务和烧饭，当我一满14岁就匆匆将我嫁给从未见过面的男人，仿佛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接下来我就要过一辈子与扫帚与炉灶相依为命的生活。”
在印度，女孩在14岁的时候就结婚并不罕见。印度政府1929年通过禁止童婚法，不过没有明显效果。1978年，印度政府把男女婚龄提高到21和18岁，不过童婚在当下的印度依然常见，2014年印度当地的摄影师就曾秘密拍摄到了一场在乡村举办的儿童集体婚礼，最小的新娘只有7岁。
电影《摔跤吧！爸爸》改编自真实的故事。
剧中的女儿原型人物Geeta Phogat是第一位赢得英联邦运动会金牌的印度摔跤选手。2016年11月，电影《摔跤吧！爸爸》上映前不久，28岁的Geeta Phogat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位23岁的摔跤运动员，超过2000人出席了她的婚礼，包括阿米尔·汗。
电影《摔跤吧！爸爸》剧照
“电影中的那个人是角色，
《真相访谈》中的那个人是我。”
今年52岁的阿米尔·汗是印度家喻户晓的电影演员。他主演的作品曾多次创下印度电影史上本土电影的票房纪录。随着《三傻大闹宝莱坞》和《我的个神啊》在中国上映，阿米尔·汗越来越被被中国普通观众熟知。2015年《我的个神啊》在中国上映，他第一次来中国，这部影片刷新了宝莱坞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最高票房纪录。
阿米尔·汗说，他的电影虽然卖座，但并不属于宝莱坞的主流影片。宝莱坞的电影大多以歌舞见长，而阿米尔·汗主演的那些电影，总是会涉及到一些印度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他希望在娱乐之外给人们带去一些启发。
《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向印度的教育体制发问，《我的个神啊》关注印度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一次，电影《摔跤吧！爸爸》把印度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搬上银幕。
在印度有这样的法律，不允许怀孕的女性通过医生了解肚子里孩子的性别，因为人们一旦知道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很可能要求母亲堕胎。这让阿米尔·汗想到了美国，“美国没有这样的法律，美国并不需要，父母提前得知孩子的性别，只是想知道婴儿房该刷成粉色还是蓝色。”
相比于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强行规定，阿米尔·汗觉得让人们自愿改变内心想法更为有效。“法律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过如果人们不认可，就不会照做。可如果人们的内心改变了，有些法律就不被需要了。”
至今，阿米尔·汗步入电影行业已有34年。他出生于电影之家，父亲和叔叔都是电影制作人，1973年，叔叔拍了一部名叫《西方的回忆》的电影，至今都被奉为印度电影的经典之作。8岁的阿米尔·汗参演了这部影片，不过他并没有就此踏入影坛，而是选择了网球。他曾获得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网球男子单打冠军，与偶像球王费德勒打过友谊赛。
15岁的时候他再次接触到电影，当时他的同班同学在制作一个电影短片，请他帮忙，同学负责制作，他来做演员和内容把关。“那一个月期间，我发现自己很兴奋。”之后，他在叔叔身边待了四年，学习如何制作电影。
1998年，23岁的阿米尔·汗拍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冷暖人间》，获得了印度最高电影奖Filmfare的最佳新人奖，一举成名。不过好运并未延续。接下来的七八部电影他都不是很满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作为新人，他还不太会挑剧本。
所幸，阿米尔·汗并没有就此被遗忘。迷茫过后，他的电影风格逐渐明确，他在宝莱坞的地位也日渐稳固。他也放慢了节奏，一次只接一部电影。
2012年到2014年期间，印度的电视上出现了一档名为《真相访谈》的节目，主持人正是阿米尔·汗。这个时候，阿米尔·汗已经是印度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他主演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2009年就已经刷新了宝莱坞电影在印度国内的票房纪录。
“电影中的那个人是角色，不是我。《真相访谈》中的那个人是我。” 阿米尔·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也是《真相访谈》播出后，角色之外真实的阿米尔·汗才开始被人们熟知。
“我演电影时，在不同的角色中，体验过不同的人生。还有另一种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卸去演员的身份，作为一个人，我以我的方式存在。生活中，思绪如风般吹拂着我的脑海。我读报纸、看新闻、与朋友闲聊、和陌生人交谈，总有一些事情触动我的心。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在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感到哀伤。有时我会想，干吗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情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呢？但是它确有干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
在《真相访谈》第一期节目中，在洒满落日余晖的海边，阿米尔·汗独自漫步，画外音是他的这段独白。他觉得自己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发生的一切，“你必须做些什么。”他告诉自己。
组建团队是第一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一位职业律师，随后加入的是一名新闻记者，也是他的朋友，就这样，七人核心团队很快成立。之后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做社会调研和素材搜集，一年之后，团队成员们带着各自走访全国调研所得的话题清单来到阿米尔·汗家中。阿米尔·汗自己也准备了一个话题列表，大家通过辩论的形式，确定了最终的节目选题，包括《杀女婴》《儿童性侵》和《巨额的嫁妆》等。
“我不想掩盖问题，
但我不愿意用愤怒的方式去讲话。”
第一期节目《杀女婴》开播前就在印度社会引发关注。
演播室里，坐在阿米尔·汗对面的这位妇女，怀孕两三个月时，她被丈夫和婆婆带到医院，作了检查之后，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她随即失去知觉，醒来之后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得知坐在他对面的这位母亲在八年的时间里被流产了六次时，阿米尔·汗汗突然沉默了，他用手抹去了眼角的泪水，谈话继续。
在这期节目中，这个47岁的中年男人不止一次地落泪。当他听到人们讲述苦难，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采访中，阿米尔·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一件儿时往事。那年他11岁，正沉迷于网球，成绩很好。每次比赛结束后，回到家，母亲都在等着他。
“今天赢球了还是输球了呢？”母亲问。
“赢球了。”阿米尔·汗每次都这样回答。
母亲通常会给他一个拥抱。
“你知道输球的那个男孩，他现在一定也回到家里了，他的妈妈也会问他相同的问题，他的妈妈此刻应该很难过。”五分钟后，母亲说。
如今，阿米尔·汗已经年过五旬，40年过去了，当时的这段对话他清楚地记得。“我们通常都只想到自己，我妈妈她总会为别人考虑。”他把自己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归功于母亲的影响。
筹备《杀女婴》这期节目时，他的团队去到了印度北部的哈里亚纳邦，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年过35岁，超过适婚年龄却不得不打光棍的男子，他们娶不到妻子，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女孩，女孩们在母亲腹中时就被剥夺了生的权利。而那些顺利出生的女孩，等待她们的很可能是被拐卖和被强奸的命运。
阿米尔·汗和他的团队就这样把残酷的现实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的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而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的国家在那一方面还有欠缺。”
在《真相访谈》中，阿米尔·汗不止是主持人那么简单，他更像是一名新闻记者，试图呈现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法律层面，最后是历史根源的追述和未来发展的预测。“当你深入去调查，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会觉得问题严重到永远得不到解决。”
《真相访谈》播出后，直接推动了印度堕胎和性侵法案的通过。阿米尔·汗受邀到国会作证，推动国会通过了保护儿童的相关法案。
而成为“印度良心”后的阿米尔·汗，也遇到了一些拍电影不会遇到的麻烦。他揭发医生的医疗失当，探寻食物中农药的来源，触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中不乏富豪。阿米尔·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曾收买媒体，抵制他的电影。
筹备节目的那一年，他和团队在走访中真切感受到了自己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的人会变得愤怒，“你应该这么说。”有人建议他。“不，我不想掩盖问题，但我不愿意用愤怒的方式去讲话。”于是大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呈现问题，拒绝愤怒。
在拍摄《三傻大闹宝莱坞》时，有一天阿米尔·汗正在开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打来电话。“我们刚给你写了一首歌，等你去世的时候，可以在你的葬礼上播出。”
这首歌这样唱：他到底来自何方，触碰了我们的心然后消失不见，他要去往何方，让我们找寻。在炽热的太阳下，他是一片绿荫，在荒芜的沙漠里，他是一抹绿洲。破碎的心，由他为你填补。恐惧，我们困在深井之中，无畏，他却嬉戏于其中，毫不犹豫，扑向汹涌的潮汐。
这是写给影片中阿米尔·汗扮演的角色兰彻的一首歌，导演拉库马·希拉尼觉得兰彻和阿米尔·汗其实很像。而对于这一点，阿米尔·汗也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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