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1930年前后是物理学的一个大变动时期。1928年狄拉克提出量子电动力学，预测一切粒子都有反粒子，很多人不相信。直到1932年安德森(CD. Anderson)发现正电子才加以证实。1933年，布莱克特(Blackett)和奥基亚利尼(Occhialini)阐述了正负电子偶产生和湮没的过程，终于平息了对狄拉克理论的怀疑浪潮。但是，这两项重要工作都无例外地受到赵忠尧实验的启发。而电子偶产生和没的实验基础，更直接源于赵的两个成功实验。这可由当事人的回忆作证。发现正电子的安德森，1930年正在赵先生实验室隔壁做博士论文他在1983年的一篇历史回顾文章中还清楚地记得赵忠尧的工作曾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80年，奥基亚利尼在对日本的早川(Hayakawa)的谈话中也高度评价赵的实验。可是奥基亚利尼在1933年文章中对赵忠尧实验的处理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张：
可否请您稍为详细些介绍赵先生的实验？
杨：
1929年底，赵忠尧在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帕萨迪纳城)作研究。他发现重元素(例如铅对硬γ射线有异常吸收现象、他的导师密立根(Millikan起初不相信，所以迟到1930年5月15日才投寄发表，数月后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通报》上刊出。同在1930年，英国的塔兰特(Tarrant)和德国的迈特纳(Meitner)与胡普费尔德(Hupfeld)也发现了相同现象。但据1932年的分析，以赵忠尧实验的数据最为准确。可是有些德国文献将“异常吸收”称为迈特纳-胡普费尔德效应。
紧接着赵忠尧做了更为困难的散辐射(scattered radiation)实验，发现与“异常吸收”相伴的还有“额外散辐射”，并指出它相当于0.5兆电子伏的光子。这表明，赵忠尧从实验上发现了电子偶的湮没！报告也在1930年发表。
可是，布莱克特和奥基亚利尼在1933年文章中解释“反常吸收”和“额外散辐射”时，所引用的实验报告却首先是格雷(Gray)和塔兰特在1932年的论文，接着是迈特纳和胡普费尔德在1931年的论文，最后才是赵忠尧的论文，且误写为1931年，这就太不公平了。
事情还不仅如此。布莱克特和奥基亚利尼在文章中解释电子偶湮没过程时用到额外散辐射相当于0.5兆电子伏的数据。但是，格雷与塔兰特文中只有0.92兆电子伏的错误数据。迈特纳和胡普费尔德的论文根本没有提到“额外散辐射”。这样一来，错误的或根本无关的论文放在前面，唯一正确的赵忠尧论文却置于次要地位，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要写文章纠正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张：
赵忠尧先生还健在，他应当能回忆起当时情形。
（注：赵忠尧先生已于1998.5.28逝世，本访谈写于1990年。）
杨：
赵先生今年
（注：1990年）
88岁了。1986年，我和李炳安还专程去访问过赵先生，1989年，我们的论文发表后，听说赵先生已经知道了，非常高兴。
张：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历史上以讹转讹，弄假成真的事屡见不鲜。
比如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都称为卡丹(Cardan)公式，其实是泰塔格利亚(Tartaglia)告诉卡丹的。不过，您是当代物理学的名人，您的话有份量，当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杨：
究竟会怎样，也很难说，我只是尽我的责任而已。我想我也许可以做得更早些。奥本海默(J.R. Oppenheimer)对这段历史很清楚，如果他健在，我去问他，他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我想，这类事还得靠大家来做。这里又要提一件日本人的事。三四十年来，关于双介子假说，日本学者曾经再三强调日本的坂田(Sakata)早就讨论过。几十年的强调使得今天大家谈到双介子假说都将马沙克(Marshak)与坂田并提。我认为日本学者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事在人为做和不做是大不一样的。
张：
这种现象是否说明科学界存在着对华裔科学家的歧视？
杨：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中国和华裔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要比他们享有的荣誉要多，这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然也包括歧视在内。但应该看到，一般人引用文献时，总是喜欢多引自已熟悉的、认识的或者打过交道的学者的工作。这样，由于中国学者过去与国际交往较少，别人不熟悉就容易被忽略。
所以，中国学者多参加国际交往，注意国际合作，还是很重要的。
这里也顺便提一点想法。如果赵忠尧、王淦昌先生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能在国外多留几年，和国际科学界多打一些交道，也许情况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这段期间，物理学界发展极快，赵忠尧先生、王淦昌先生如能在外国继续工作几年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取得更高的国际学术地位。
张：
您刚才多次提到日本对本国科学史的重视。中国数学史研究也落后日本好多年。您的书架上有
三
上义夫(Mikami Yoshio)
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古代数学的书。而中国人自己写的这类英文著作至今似乎还没有。最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中国数学史名家
李俨
先生1916年和美国数学史权威
史密斯(D.E. Smith)
的通信。当时，他们曾计划合写一部英文的介绍中国数学史的书，可惜未能成功。但史密斯和三上义夫合著的介绍日本和中国数学史的书，早在1914年已在美国出版因此，增加国际交往，发展国际合作，对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提倡用英文发表论文，似也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