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苗苗：​ 能源转型，德国工业发展颓势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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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来是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旗手”。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辛恩指出，能源转型正使德国被迫“去工业化”。能源转型对德工业竞争力和其作为工业区位的复杂影响这一议题，在德国已掀起广泛讨论。

德国曾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先行者。早在1980年，德国科学院就发布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和铀的增长与繁荣》，倡导摒弃化石能源与核电，2000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则成为其能源转型政策的开端。

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德国正式将能源转型当作长期、综合、战略性任务，把气候保护目标融入能源政策，迅速着手全领域推进。默克尔政府三个月内就推出能源转型计划，这在当时的工业大国里独树一帜，引得西方多国纷纷效仿。2021年，绿党加入执政联盟后，设定了德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能源转型目标：理想状态下，2030年退出煤电；退核、退煤的同时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计划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总电力消费至少80%；2035年实现气候中和，完成能源转型。

德国推动能源转型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达成环境与气候保护目标；二是抢占可再生能源市场，引领经济走向，实现产业转型，助德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领先。正是基于以上目标，德国曾经对能源转型促进工业发展寄予厚望。自2011年起，能源转型也确实给德国工业带来积极影响。

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太阳能、风能产业发展迅猛。2011年到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设备投资从261亿欧元升至373亿欧元。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首超50%，2024年光伏发电再创新高，超额实现默克尔当年设定的目标。

以脱碳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推动了德国工业创新技术的发展，使生产流程现代化。德国政府一直重视能源研究和创新技术，政府资助的领域涉及热能转型、电力转型、氢能升级、气候中和与弹性能源系统，并重视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2023年加大力度促进的具体技术还有碳捕获使用和储存技术、循环技术、长期储能技术。氢能产业在德国能源政策的支持下崭露头角，从制氢、储氢到氢燃料电池应用的产业链逐步形成，吸引了大量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参与。

能源转型还创造了更多绿色就业岗位，推动了德国就业增长。根据德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德国目前约有35万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工作。尤其在德国东部，退煤后的产煤区、农村地区和结构性弱势地区的就业率有所提高。德国纽伦堡就业研究所预测，从2025年起，每年需要增加约40万名绿色职业从业者。

2024年各类能源在德国发电量中的份额

经过十几年的能源转型，德国尽管在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能源转型始终存在困境与挑战，尤其是高成本、资源配置失衡和意识形态干扰因素让能源转型的经济效益遭到质疑，这些挑战也对德国工业持续造成负担。具体表现为：

电力供应不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储能技术若不跟上，电力供应稳定性将大打折扣。对于可再生发电设备，由于受到气候、季节等自然因素影响，发电能力可能不稳定；其能源供应还取决于可使用设备的类型和消费需求，数字和绿色双转型将显著增加德国未来的用电需求，从而放大其与供应不稳定间的矛盾。

能源基础设施不足、缺乏适配性。能源转型需要大规模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型基础设施。例如，可再生能源并网需要快速扩建电网，并使用智能技术有效控制电力输送。但是德国输电线路建设进度和数字化进程滞后，导致部分可再生能源电力无法及时并网，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成本高昂。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厂建设主要由可再生能源分摊费提供资金，该费用被转嫁到电价之中，每年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数十亿欧元的额外负担，并不断引发关于能源转型的社会公正、气候中和与经济增长间矛盾的激烈争论。核电和煤电的退出成本又进一步推高了能源转型的总成本和能源价格。

资源配置失衡。《可再生能源法》引入了可再生能源高额的固定上网电价补贴，尤其是在太阳能领域，推动了快速但不平衡的技术发展。风能的开发则主要集中在德国北部，南部地区从中受益较少。并且，能源转型过多集中在电力领域的脱碳，交通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

受意识形态干扰。自2021年底绿党进入联邦执政联盟以来，尤其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能源转型政策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干扰。例如，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坚持退出核能，坚持过于激进的“供热转型”，能源“去俄罗斯化”的同时大量进口美国高价裂岩液化气等。

德国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极为依赖廉价、稳定的能源供应。能源成本在德国出口型制造业的整体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能源转型后，德国能源密集型行业的钢铁、化工等领域一直获得政府例外政策的优惠或电价补贴，特别是大型企业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前几年并不显著。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了这一局面。在极短时间内，德国丧失了俄罗斯廉价能源，尽管欧盟和朔尔茨政府通过危机管理的应急措施暂缓了能源供应危机，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是平均价格依然处于高位。再者，德国退出核电过于仓促，虽然延期关闭境内核电站，但身处能源危机，逐步退出核电仍让其能源供应雪上加霜。自2022年起，德国电力进口持续增加，2023年德国进口电力20年来首次大于出口电力，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核电和波兰的煤电。

乌克兰危机后，绿党看到了能源危机倒逼德国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会，然而高能源价格、碳定价不断上升和监管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生产企业外移。德国的能源转型并没有为能源危机带来良好的解决方案，反而加剧了这一状况，叠加全球竞争加剧和产业链重构，德国工业当前形势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德国政府在储能技术、智能电网与氢能技术方面大力投入，但可再生能源的固有波动性使其短期内难以担起稳定电力供应重任。即便从中长期看，绿色氢能的国内产能也无法填补能源缺口，德国仍需依赖进口能源，这无疑加剧了制造业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推高能源价格，进而干扰企业投资布局。乌克兰危机前，部分企业还视能源转型为机遇，如今却深感风险远超机遇。德国工商总会近期针对本土企业的调查表明，当前德国能源政策渐成工业发展掣肘。

理论上，绿色和数字双转型可以给德国能源转型带来巨大机遇。在实际中，这取决于能源密集型企业如何重新定位，新政府如何快速达成共识，制定更为清晰的能源政策框架条件，切实降低能源价格，让企业恢复信心。虽然朔尔茨政府一直计划采取新的措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但是面对当前德国可能的“去工业化”趋势，这些举措“远水不解近渴”。从工业企业立场来看，如果德国继续将激进的气候目标作为能源转型优先项，在转型中继续提供政府补贴和过多干预，官僚主义严重、行政效率低下，那么影响德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性弊端仍然无法消除。稳定的工业基础需要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快速的规划和审批程序以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