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性情

汪曾祺向以恬淡的性情文字著称，但世人较少注意其性情成因及其嬗变历程。以他的作品、子女回忆及传记为基本材料，借助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对其精神发展历程有所理解。运用“理想男性”及“理想女性”概念，可以分析出童年创伤对他的影响；运用“心理防御”概念，可以发掘出他强调和谐的精神起源；分析他晚年的性观念，可以勾画出他叛逆与谨慎交织之性格特征。经过上述分析，对汪曾祺及其文学作品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

汪曾祺；精神分析；童年创伤；心理防御

谈到汪曾祺，通常想到的是：人性、柔情、儒家、道家、士大夫，等等，最公认的，估计是“士大夫”。汪曾祺不是复杂的作家，这些基本可概括他的风貌，但到底笼统。毕竟，人有三教九流，士大夫与士大夫也不一样：苏东坡与秦观、黄庭坚、米芾不同；同是“最后的士大夫”，汪曾祺与黄裳、张中行、余英时也不同。

笔者更期待看到有血有肉的解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禀赋不同、家境不同、信仰不同、时代不同……决定了谁的生命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用现象社会学创始人许茨（Alfred Schutz）的话讲：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而非他人，归根到底，是由他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决定的。理解一个作家，理解他的童年、青春与晚年，知人论世，或许是最好的方法。

笔者的问题是：到底是怎样的“生平情境”，造就了汪曾祺这个作家的性情？

许茨

一、理想男性·理想女性

摩罗的《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指出，汪曾祺年少漂泊，寻求父性权威以获安全感。这发现很敏锐，笔者想进一步展开。该文1996年发表时，汪先生的生平资料，除了他的文章，可参考的甚少。陆建华的《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和子女的回忆录《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12年修订版）的问世，改变了这种情况。子女是“家人”，陆建华是“家乡人”，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汪先生的精神世界。

谈到影响汪曾祺最大的男性，通常都想到沈从文，其实，父亲汪菊生的影响更大。据汪曾祺回忆，父亲是画家，多才多艺，“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思想开通：学校开同乐会，他去伴奏；喝酒，也给儿子倒一杯；抽烟，自己与儿子各一支；儿子早恋写情书，他在旁参谋……又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陆建华著《汪曾祺传》

不过，如同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闻一多，汪菊生比儿子更勇敢，更有行动力。他能文还能武，精通体操、骑马、游泳、足球，还会武术。1931年，高邮遭遇大水灾，城乡成了泽国，汪菊生每天横执一根粗竹篙，趟齐胸的洪水出门办理赈济，给困难百姓送去面饼。这段事迹，汪曾祺印象很深，后来写进小说《钓鱼的医生》。汪曾祺自承“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纵观他一生，的确缺乏父亲、闻一多、沈从文那样的勇敢和行动力。大学时期，他陪两位女同学去昆明翠湖夜游，秀才遇到兵，被巡逻兵剋了一通，半世纪后还念念不忘：“身为男子，受到这样的侮辱，却还不出一句话来，实在是窝囊。我送她们回南院（女生宿舍），一路沉默。”因此，对这些“父性权威”，他是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视为“理想男性”的。而父亲，正是这种理想的“原型”，直到70岁，汪先生“还常常做梦梦到他”。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汪曾祺的“理想女性”，又如何？

我们可从他的爱情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薛大娘》《小姨娘》《小孃孃》，找到答案。这些小说里的爱情，有一个共同点：女方占据主动，年龄通常比男方大。《受戒》的小英子，《大淖记事》的巧云，《薛大娘》的大娘，《小姨娘》的小姨娘，《小孃孃》的谢淑媛，皆如此。

汪朝、汪明、汪朗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受戒》里的小英子，没提年龄，但显然比男主人公小明子大，更活泼也更主动，两人如同姐弟恋。两人划船经过一片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四边不见人”，小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就使劲地划桨”，为何紧张？答案在结尾，他们再次来此时：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这结尾，以前只觉得美，没多想，后来蓦然悟到：写的是“野合”，汪曾祺够“狡猾”的！一年后，《大淖记事》又写了沙洲的野合，也是女方主动：

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汪曾祺著《受戒》

两则片段，“脚本”相同，只不过小英子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巧云则说“你来！”。

《受戒》这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取材于汪曾祺17岁的初恋。写于1980年，无处发表，但汪曾祺视为“旧梦”，执意要写：“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受戒》是投射了他的爱情理想的。

最终，汪曾祺在现实生活中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女性”。其妻施松卿，大他两岁，子女回忆，“妈妈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她的体育也可以，游泳、羽毛球都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打二排中，这一点比爸爸要强得多”。还回忆，“爸在家里除了做饭别无所长。妈既主内又主外，一切都是她说了算”。

汪先生对男性的“理想”，源于父亲；对女性的“理想”，源于母亲么？

答曰：否。

他生母杨氏患有肺病，当时的绝症。她自知病重难治，只勉强抚养他到断奶，就坚决独住在一间偏房里，跟家人自动隔离，尤其不让人把汪曾祺抱去见她。过世时，汪曾祺3岁。考虑到断奶后就跟母亲隔离，他事实上的“丧母”更早，对生母“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生母跟他的“理想女性”关系不大，也不像。两年后，汪菊生继娶张氏，张氏也有肺病，“婚前咳嗽得很厉害”，过门后育有两子，在汪曾祺16岁时去世，也不会有太多精力照顾他。至于第二任继母任氏，过门时，汪曾祺在外读高中，相处日短。她们都不可能是“理想女性”的“原型”。

施松卿

从现有资料看，他“理想女性”的“原型”，倒有可能是大他三岁的姐姐。汪曾祺为三房长子，不缺女性长辈的爱护，但她们无法提供长期稳定的关爱。长期呵护童年汪曾祺的，实为姐姐汪巧纹。子女回忆，“他们很小失去亲娘后，姑姑总是拉着爸爸，护着他，怕他受欺负，一个6岁的小姐姐，一个3岁的小弟弟”。由此推测，姐姐至少是“原型”的一个重要来源。

审视汪曾祺的“理想男性”与“理想女性”，我们发现：两者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无意识定位”。“理想男性”，一为父亲，一为老师，摩罗称为“父性权威”，反射的是自我定位为“孩子”的汪曾祺（小学生常把父性权威移植到老师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膜拜）。“理想女性”，反射的是自我定位为被动、弱势的汪曾祺。显然，在潜意识里，汪曾祺是把自己定位为“孩子”和“弱者”的。汪曾祺认为，孔孟的核心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孔孟是否如此另说，但他自己倒真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

童年时期的关系模式，会发展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童年丧母的重创，使汪曾祺内心始终活动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小孩”，从未摆脱渴望强者保护的恐惧和不安。只是他重返文坛时，年届花甲，我们才疏忽了。其实，童年创伤，成年后未必就能痊愈。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有恋母情结，晚年弥烈，还专门写了小说《少将滋干之母》宣泄伤痛。

谷崎润一郎著《少将滋干之母》

弗洛伊德后的精神分析学，一大发展是把“母婴关系”提到“父子关系”（俄狄浦斯情结）之前，认为0—3岁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无可代替。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有名言：“从没有婴儿这回事”，意为婴儿跟母亲为“共生”关系。如果母亲缺席，婴儿无法获得安全感，只依赖自己不成熟的心理机制调适，则可能造成精神创伤。这时，即使有父亲疼爱，那也是不够的。所以，也就无怪乎汪曾祺的妻子说他从小没了亲娘，“生活习惯特坏”了！

幼年汪曾祺，是遭遇了精神创伤的。

这还可从一个性格侧面看出来。子女们写汪曾祺“一辈子都不愿麻烦别人”，晚年得了急性胆囊炎，不愿麻烦单位，甚至怕麻烦家人，疼得缩成一团，却故作轻松说自己只是“不大舒服”，直到“起身去厕所，挣扎了半天实在力不从心”，才招呼家人帮忙。子女一搀，才发现汗水浸透了睡衣，“好歹扶起来，浑身颤抖，站都站不稳”。不麻烦人是中国美德，但怕麻烦人到如此程度，就令人心酸了。童年关爱不足者，成年后缺乏自信，担心自己不受欢迎，怕麻烦他人（哪怕是家人），过分多礼，其实很常见。摩罗认为汪曾祺“在蜜罐里长大”，拥有一切孩子“羡慕的童年”。这是资料不足的误判。

正因内心有一个惴惴不安的“小孩”，汪曾祺才能深切体会弱小者的苦痛，才会“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许多主人公都是孩子和弱者，这是有心理根源的。

温尼科特

二、从“否认”到“和谐”

子女们还谈到了这样一件小事：1980年，描写“反右”的小说流行，妻子提议汪曾祺也写，他便写了《寂寞和温暖》。家人一读，“没有大苦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要求“向当时流行的右派题材小说看齐，苦一点，惨一点，要让人掉眼泪，嚎啕大哭更好”！结果，汪曾祺改了六稿，“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子女推测，这是他认为：“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因此，无论是写旧社会的生活，还是写解放后办的一些错事，爸爸都是虚化苦楚，渲染真情。”

实际上，“虚化苦楚，渲染真情”——汪曾祺对社会生活如此，对私人生活也如此。70岁后，他写系列自传散文《逝水》，回忆家世童年，津津乐道，貌似全无烦恼。这“骗”过了摩罗，但子女看出了端倪：“爸爸在少年还是有烦心事的，只不过他不愿在文章中过多涉及，只想把美好的事情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这是从意识层面消除不愉快情感的一种“心理防御”。童年时，外界很强大，孩童只能依靠父母遮风挡雨，其次便是借助心理防御机制调适，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尤赖于此。毕竟，汪曾祺的姐姐也是孩子，不可能为他提供完全的关爱和保护，他只能更多依赖心理防御。

汪曾祺著《逝水》

“虚化苦楚，渲染真情”这一心理防御策略，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在《自我与心理防御机制》中命名为“否认”（Denial）。所谓“否认”，就是尽量否认某些痛苦的事实或经历，当它没发生，减轻心理压力。这是最简单的心理防御，人皆有之，只不过汪先生因为童年创伤，更强烈一些。

关注汪曾祺的童年，是因为影响巨大，而非宣扬“童年决定论”。人生是不断“挑战+应变”的，谁都会根据成长中的挑战，改写原有的心理防御。打个比方，童年如同素描的起稿，形成了大体轮廓，我们随着成长逐渐修改之，丰富之，强化之，最后的“成稿”，“轮廓”尚在，但跟“起稿”多少有差别。实际上，汪曾祺的“否认”机制，也有一个逐渐改造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汪曾祺到中学教书，把这段生活写成小说《老鲁》，“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挺好”。怎么“好玩”？没薪水，饭有一顿没一顿，菜则是野菜和甲虫。他还兴趣盎然写了“采薇”的过程。童年养成的“否认”机制又发挥了作用。

安娜·弗洛伊德

但“否认”机制不是万能的，挡不住全部现实。这时汪曾祺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可从他为朋友代笔的《黑罂粟花——李贺歌诗读后》里窥见一二。该文认为，李贺“如千年老狐，吐出灵丹便无法活”，“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云云。里面还有一段对李贺的描写，可视为自画像：“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着各种幻想。”西南联大时期的舍友何兆武这样回忆他：

他和我同级，年级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汪曾祺也跟子女坦承，年轻时悲观厌世，甚至想自杀，“特赖”，“简直没个人样”。可见，这时期的他，颓废、虚弱，缺乏爱的力量。之所以缺乏，是他没有获得足够的关爱、信任与尊重。这些“正能量”来自实实在在的关系，不是靠“飞舞的各种幻想”就能获得的。

1980年代后，汪曾祺复出文坛，青春期的颓废消失无踪，转变为一名“乐观主义者”：

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西南联大时期的何兆武

此处的“深刻”，指鲁迅代表的“直面人生”的文学标准，有人以之为标准批评汪曾祺，他有自辩的意思。此处的“和谐”，核心还是“虚化苦楚，渲染真情”，实为“否认”机制的改造版。

问题是：他“文革”结束前的后半生，比年轻时更险恶，甚至到了有专案组专门审查他政治问题的地步，为何没向愤世嫉俗的道路继续发展？或许，这是因为：他大学里遇见了爱自己的老师，毕业后结识了爱自己的情侣，婚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下放张家口又接触到了淳朴的群众……越来越多的实实在在的爱，使他逐渐获得了“修复”童年创伤的力量和信心，也升华了“虚化苦楚，渲染真情”的心理防御。

汪曾祺晚年有诗云：“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整人”，表明见识过社会的龌龊；“平生不整人”，是对自己人格的确认；“人间送小温”，是对“否认”机制的有意升华。他晚年谈自己的创作，反复强调宗旨是予人温暖。

批评汪曾祺“不深刻”，对么？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作家的气质”，即作家在“自我生平情境”里习得的人格，的确“不能勉强”，再说了，就是做到“人间送小温”，也谈何容易？

汪曾祺特别喜欢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他的大器晚成，正源自他对“昨日之我”的克服与发展。

汪曾祺著《汪曾祺自选集》

三、小心又大胆的“致青春”

汪曾祺写小说，有一个微妙变化——越到晚年，越不避讳写性，甚至有点爱写。

青年时，汪曾祺不怎么写爱情，更别说性了。六旬复出，《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淡淡点到了性。去世前几年，七十五六岁，写《鹿井丹泉》（1995）、《兽医》（1995）、《薛大娘》（1995）、《窥欲》（1995）、《钓鱼巷》（1995）、《关老爷》（1996）、《小孃孃》（1996）等，性的成分突然浓烈起来。

垂垂老矣，即将离世，为何念念于兹？其中原因，说复杂，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人到老年，作为机能的性欲或已不重要，但日趋衰老，就不由越来越眷恋青春。这期间，汪曾祺跟夫人相继住院，寂寞缠身，死亡逼近，记忆力退化，不是很愉快。谷崎润一郎讲：“爱欲是青春才懂的欢乐。”青春不是性，但性里有青春，那些小说便是汪先生的“致青春”！

性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忠实的作家很难避开，但它不好写。大胆如王朔，写《过把瘾就死》时，也不敢直写，承认“像缺了一条腿似的”。王朔如此，汪曾祺又如何？

王朔

据我所知，有两名日本小说家晚年写过老年与性欲的小说：一是谷崎润一郎，青年嗜写变态情欲，中年改走委婉路线，晚年患高血压，记忆退化，感伤之余，故态复萌，七十五六岁写《疯癫老人的日记》，宣泄七十病翁的色情受虐心理。一是川端康成，61岁时的作品《睡美人》写丧失性机能的老男人热衷爱抚年轻女体，宣泄老年的种种愁绪。《薛大娘》与《疯癫老人的日记》《睡美人》对读，更能明白汪曾祺内心活动之一二，也更能见出他的性格特点。

《薛大娘》写一名拉皮条兼私通的中年妇女：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谷崎润一郎

这里，汪曾祺写得小心翼翼。薛大娘有“原型”，他还写过一篇同名散文。对照散文可知，小说对原型做了调整，比如把她丈夫改成缺乏性能力，为其出轨提供“合理性”，消解道德压力。其次，主人公设为女性，汪曾祺就避开了自己的嫌疑（川端和谷崎的主人公是男性，且不忌讳读者往自己身上猜疑）。此外，汪先生还动用人性自然的“道家言论”来支持薛大娘。这种小心翼翼，不难理解，中国的性观念没日本开通，也缺乏公开的“好色”文学传统（《疯癫老人的日记》获日本“每日艺术大奖”，这就在当今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更别说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废都》被禁。汪先生不是爱惹事的人，当然加倍小心。

但另一方面，汪先生又很大胆。跟同名散文相比，小说加大了性意味和性场面的描写力度，“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如此“性趣盎然”，同名散文望尘莫及。结尾更重重撂下两段，先歌颂薛大娘身体“干净”“健康”，再赞美性格“没有被扭曲”，“自由”。汪先生文章，向来点到为止，但此处“画龙点睛”得近乎啰嗦。

谷崎润一郎著《疯癫老人日记》

汪先生的性观念，其实惊世骇俗，只是含蓄而已。《受戒》写：“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是有点欣赏的。《大淖记事》写：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巧云跟刘号长没“明媒正娶”，但她跟十一子，也近似“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只是她处境凄苦，十一子又几乎被保安队打死，所以转移了读者的视线。在汪先生看来，性欲是“自然”的，压抑了就“畸形”，“发乎情”的婚外恋，他不以为非。他跟台湾作家施叔青讲：“像小英子这种乡村女孩，她们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跟城市教育的女孩不同。她们比较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

汪曾祺著《大淖记事》

这种性观念，首先跟汪先生“内心的小孩”向往充满活力的“理想女性”有关。其次，也跟老师沈从文有关。沈从文宣称：“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对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沈从文不是不讲道德，但他的“道德”跟世俗的道德不是一回事。汪曾祺也如此。

或许，还有一点谷崎“恶魔主义”（或曰唯美主义）的影响。谷崎小说，民国译介不少，汪曾祺少年就读过，晚年坦承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受了影响。《小孃孃》写乱伦，《窥欲》写男生偷窥竟获女老师垂青，有谷崎的味儿。尤其是《鹿井丹泉》，写和尚归来与鹿性交，最有谷崎之风：

鹿毛柔细温暖，归来不觉男根勃起，伸入母鹿腹中。归来未曾经此况味，觉得非常美妙。母鹿亦声唤嘤嘤，若不胜情。

沈从文

该篇改自民间传说，汪曾祺说“故事本极美丽，但理解者不多”。“美”是他常用的词，但这则故事的“美”与传统语境的“美”，味道大不同。虽然浓淡有别，汪曾祺与谷崎实有某种精神呼应，只不过他的笔墨，没谷崎那样声嘶力竭，三言两语，淡淡出之，但有“千斤”在焉，用戏曲的行话讲是“千斤台词四两唱”。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宣称：“要敢于有‘不名誉’的言行，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做不到的话，小说家就只好灭亡。”跟川端比，汪先生的限制更大，顾忌更多，依然敢写，勇气比川端康成大。他自命为“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曾皙派儒家，其实思想更近李贽、金圣叹、袁枚这些叛逆者。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作者：杨志，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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