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断
总体而言，各地“十四五”发展规划还是基于过去四十年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尽管新冠爆发后，“内循环”的提法开始浮上台面，但从部门到地方的计划并没有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别是拜登当选所带来了重归全球化期待，双循环孰重孰轻重重又发生动摇。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之所以选择两难，很大程度上在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一时难以看清。目前只能基于假设性的判断，来分析未来可能竞争态势，从而为基于内循环的做好准备：
·第一个大判断，此次疫情打断了美国去虚拟化的进程。美国为了应对新冠释放出海量货币，使得美国必须依赖货币输出，对称的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的流失，制造业回归无望，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债务，特别是国内利益分化，使得美国“十四五”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外部战争。
·第二个大判断，疫情已经从战役规模发展到战争规模。如果主要国家疫情不能在一到两年内得到控制，大国地位在疫后很可能会剧烈重组。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战”，可能成为现实。疫区和非疫区将决定谁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和“战胜国”，世界各大国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个大判断，疫情改变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模式。历史表明，大国竞争很难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竞争并非只有“物竞”一种模式，“天则”也可以淘汰不能应对危机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让中美面对同样的考卷，疫情将中美可能直接冲突转变为各自与新冠的对决。尽管美国想通过追责中国将这种间接对决还原为中美直接对决，但大流行在美国失控，瘫痪了美国选择直接对决的能力。原本对中美间对中国不利的“拳击”比赛，突然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体操”比赛。
以上判断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后仍然无法控制。让我们先假设这几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无论美国谁当总统，中国都可以避开与美国在对自己不利的“客场”对决。在未来的“战争”中，只要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场占优的中国开始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胜出，成为新比赛的规则。在未来“十四五”，各国比拼的将会是1）谁能成为非疫区——控制疫情者胜利；2）谁内部更稳定——不动乱就是胜利。一句话，谁获得本国人民的支持，谁就会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胜出。按照新的战争规则，内循环就变得比外循环更加重要。
2、影响
2020年对未来几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货币超级宽松。即使未来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发达国家采用直接向民众补贴现金的救助办法，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货币就会转变为逆差，从非疫区的进口会创造额外的“疫情特需”。鉴于中国是少数一个恢复生产的非疫区国家，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规模。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创造货币，就会出现资本过剩，相对地，越发稀缺的资产价格就会飙升。如果坚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不随之宽松，外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就会非常便宜。外资将大举涌入收购中国资产。如果人民币随美元一起宽松，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结果就是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出现大规模动荡，这一后果已经在过去一年的发达国家街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人民就可能面临快速升值压力，“疫情特需”带来的出口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合理的对策，就是开放一般贸易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锁定美元汇率，为出口创造条件；严控资本FDI，防止廉价资本通过股市或FDI抄底中国资产。中国的获得外汇不要继续购买发在国家国债等金融资产，而是要抄底廉价资源、优良资产，特别是技术和人才。人民币要做好转变为浮动汇率的准备，一旦外币失去信用，要能够用本币开展外贸结算。货币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变量，只要人民币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安全岛。这就要求中国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不能开放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3、对策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要将稳定至于发展之上。只要比其它主要竞争对手国发展更快，即使速度减缓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场全球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持的国家，将会在这场全球战争中胜出。
第一，要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治理能力首先体现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国要不惜代价，利用体制上和科技上（疫苗）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胜利的伟大成果。只要中国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安全的地方，中国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战争利益“战争特需”获得最大的收益。确保中国非疫区状态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际竞争的基础。中国明年的关键就是控制疫情，只要控制住疫情，外部疫情越严重，对中国越有利。疫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速度。
第二，要确保社会阶层不会分化
货币宽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加大。美国此次大选的乱局，其根源，就在于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国资本于劳动两极化——资本的财富份额急剧增加，劳动的收入比例则迅速下降。可以预见，为应对新冠而猛烈扩张的货币，将会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不论美国那个党上台，社会阶层的分裂才短期内都难以弥合。如果这种社会分利益极化发展为空间利益极化，美国国内的政治振荡就有可能在大选后继续甚至加剧。中国如果抑制货币宽松的冲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就会得到控制，社会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美国的国内矛盾就会给中国处理国内问题带来喘息之机。
第三，要确保经济保持一定增速
政府保持经济增速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资公共产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固投。但在目前负债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决策者很难下决心继续大规模固投。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会带来资产价格飙升，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压力。
1)政府投资，政府的债务问题不是固投多少，而是投什么？是否能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决定了固投的上限。现在的债务问题不在于杠杆太高，而在于没有稳定的收益。因此，要把寻找乃至设计投资项目，作为国家一种战略能力。各级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发改部门都要有专门的项目策划机构。
2)企业投资。三星不顾市场低潮逆周期投资，实现了对日本半导体赶超。今天的大流行带给中国类似的机会。逆周期投资需要强悍的融资能力。中国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房地产。这决定了作为一级市场垄断者的地方政府必须要负担起企业逆周期重资产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首先要改变土地融资资助旧城更新的做法，减少对低收益甚至无收益公共设施（特别是音乐厅、体育馆、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资产）的投资。把土地融资获得的宝贵的资本逆周期投向高科技企业。合肥近年来教科书般的成功，为地方政府资本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3)家庭投资。家庭住房是最大无风险潜在需求，家庭重资产升级带来的刚需，是未来增长最大的机会。国家应当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帮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投资，替代基建放缓损失的需求。
4)对外投资。仿效两次大战时的美国，向急需中国抗疫支持的发放人民币计价的贷款购买中国物资，在支持世界恢复经济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