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在沪上组织《庄子》读书会以来，与《庄子》为友，迄今已经十年。其间我的学习兴趣不断扩展，从经典文本的诠释到中国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与奠基，但对于《庄子》的兴趣始终未曾衰减。我曾将部分业已发表的读“庄”心得汇编为《庄子哲学的精神》（2016 年出版），但那并非习“庄”心得的全部。
《庄子》之学，如同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很容易被讲成披着学术外衣的“心灵鸡汤”，这里固然有时代性的灵性市场需求，但我仍然期待着
从内圣外王的架构来思考《庄子》
。如果不能回应《庄子》中对于政教秩序问题的思考，而仅仅将《庄子》引向个体的生活艺术与偏好情趣，鸡汤化就难以避免。《庄子》的政治– 伦理批判，并非导向一个非政治、非伦理的社会，而是在二帝三代的政治终结之后，探寻新的秩序与意义的可能性。
在政治– 伦常与审美– 艺术之间，像任何具有深度的思想家一样，《庄子》并非非此即彼地二选一，而是连接二者，以期达到“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的学术规模。
是《庄子》而不是其他学者首先提出“内圣外王之道”，这绝非偶然。这一概念对于中华思想的轴心奠基所具有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仍然不是我研习《庄子》的全部收获，而只是我探寻“内圣外王”的《庄子》这项工作的一个构成部分，它
试图对《逍遥游》的文本
、思想与结构展开系统性的分析与阐释
。
之所以要对《逍遥游》以及《庄子》其他文本进行相对独立的梳理与解读，是考虑到《庄子》一书的复杂性，我们迄今无法就《庄子》的成书与作者等问题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现今的《庄子》是由诸多文章编排在一起的。在陆德明所见的诸多汇编的版本中，内篇众家并同。这意味着内七篇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即便是这样，内七篇仍然可以视为在思想上互有关联但同时又是各自独立的“大文本”，值得分别对待。
通行的处理方式更多的是将内篇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将《庄子》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篇章与文本之间的关联来呈现《庄子》或“庄子”的面貌。
这样的好处是获得了更大、更广的语境，一些在单篇文本中含义不太明确的表述可以通过其他文本的义理上的互文来印证。其问题在于，在作者与成书过程无法明确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处理《庄子》中诸多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张力。更重要的是，每一篇独立文本自身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可能会被忽略。
对《逍遥游》进行独立的系统性解读的好处在于，
我们不会放过《逍遥游》的结构整体、总体脉络以及文本的每一个细节
，特别是对于《庄子》这样特别讲究修辞的文本而言，它的修辞策略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内容。如果不就独立的单篇去分析揣摩，我们就有可能将每一篇作为被选择裁剪的材料，以去确证某些主题或中心。于是，某一独立文本的语境与脉络对于文本及其细节也就不再重要。
当然，对《逍遥游》进行独立的处理，并不意味着割弃它与《庄子》文本总体和其他《庄子》文本的关系，而只是说，在传统地将《庄子》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或将《内篇》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的视角之外，再增加一个视角，即将《庄子》单篇如《逍遥游》视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完整系统。
或者说，这是通过种种不同的系统性的解读来走近《庄子》。即便将《逍遥游》当作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我们也并不否认，它与《庄子》其他文本乃至整个《庄子》的互文性。
事实上，我们要做的是借助于《庄子》其他文本乃至整个《庄子》的参照，来完成对《逍遥游》思想之系统性的揭示。
换言之，这并不是减少了诠释工作的脉络性，相反，是扩展了语境。
对于
《逍遥游》的解读，并不是站在某种中立性的旁观者的立场，回归某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作者“原意”，
相反，是在充分尊重文本原有义理结构与逻辑的前提下，充分呈现其思想，尤其是其思想演绎的过程性。
旁观者的视角保障了《庄子》所揭示的道理的现成性与客观性，即无论读者自身以何种方式来阅读，《庄子》的道理都是同样的、不变的，因而也是客观的。
由此，从旁观者的视角切入《庄子》，其实是假设了《庄子》所阐发的道理业已完成，因而是静态的。
但事实上，《逍遥游》的思想始终是开放着的，如果没有诠释者的适当的补充，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演绎过程并不明晰。
特别是由于《庄子》本身采用非命题性的表述方式，尤其是寓言—重言—卮言的表述方式，如果不对《逍遥游》进行文本的勾连与义理的连接，《逍遥游》的思想并不能得到充分展示。
尤其是其思想并不针对一个旁观者而现成地呈现，相反，任何一种呈现都需要体验者与诠释者的参与和融入。在参与和融入成为理解人文性的“道理”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下，参与者的融入程度与自己的存在层次影响着“道理”的敞开方式及其显示的范围和深度。
正是这种深度参与和主动融入，使得《庄子》内蕴着的“道理”的开放性得以发掘与显现，
而不同的诠释者与体验者的不同参与方式，可以使得其道理有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的开放。就此而言，历代的《庄子》诠释者都参与了《庄子》“道理”的生成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不会终结，作为参与者的我们也参与了其“道理”的生成过程。就此而言，不仅当代知识语境的背景性照明及对勘，有助于《逍遥游》思想的呈现，而且，诠释主体自身的生存论领悟，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逍遥游》的思想呈现。但是，这绝不是将个人意见强加给《庄子》的做法予以正当化，相反，
无论诠释主体的领悟与经验，还是参与和融入，都受到本文的客观指引。
在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与生成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强调，无论有多少个版本的《逍遥游》诠释，都无法真正脱离《逍遥游》这一“原文本”。
以自由作为《逍遥游》的主题，不少学者对此加以质疑，这一质疑往往着眼于“自由”与“逍遥游”的差异——二者往往被视为出于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类型，因而有着不同的文明论脉络与价值取向，这种质疑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再也找不到任何比“自由”更加适合的概念来诠释“逍遥游”的主旨了。中西之别并不能成为站在“逍遥游”的地基上拒绝“自由”的理由，毕竟“自由”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性意识的血液中，成为其重要构成。换言之，支撑着“逍遥游”的“自由”诠释取向的，并不是一两位诠释者的诠释实践，而是我们立足于其上或置身其间的生存论土壤或生存论条件。离开“自由”的观念，这一生存论土壤或条件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就此而言，以“自由”诠释“逍遥”，其实有着更广、更深、更厚的文明论脉络。
以“自由”诠释“逍遥”，并不等同于以西方文明中某种现成的“自由”观念代换“逍遥”，相反，
是在西方“自由”思想的消化与吸纳中，通
过“逍遥游”，重思“自由”，为“自由”提供新的地基、新的视角、新的可能性。
从这个视角来看，通过《逍遥游》开启的自由之思，并不是一种完成的东西，而恰恰是对已有的“自由”思想进行的升华与创造——不是以某种所谓现代的“自由”来置换“逍遥”，也不是扩展“逍遥”与“自由”之间的鸿沟，更不是在“自由”之外划定“逍遥”的版图，亦非将这种“逍遥”定位为中国版本的“自由”……而是走向“自由”的新的可能性，走向“逍遥”在新的土壤与脉络下的再生。这就是我通过《逍遥游》而开启的“自由之思”的期待！我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对内七篇的独立诠释完成以后，这种期待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从而支撑我所说的“深度诠释”的思想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