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罗荣渠先生的名著《现代化新论》。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各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更立场鲜明地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式解读。罗先生说道，“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引用恩格斯晚年的“合力论”，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代替以阶级斗争发展为线索的“一元单线史观”。如其所言，“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2]
罗荣渠的学说不啻于挑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裂痕，马克思主义未必只有阶级斗争一种图式，它完全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现代化、工业化的指南。在罗荣渠、虞和平等学者的推动下，现代化研究完全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科学框架，一时成为显学。这种倾向引发了许多西方左翼学者的不安，例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套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术语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范式危机”。[3]一石激起千层浪，“范式革命”的说法才由此为中国近代史学人所悉知。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罗荣渠，在1997年出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中回应了德里克的说法。“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4]罗荣渠这样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减少推进现代化研究的阻力，但他无意之中也肯定了两个范式分立的状况。后来许多学者共享了罗先生的前提，却未必保持了他的谨慎。
例如冯林先生在1998年主编出版了《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雷颐在该书的序言中就大张旗鼓地宣称，“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5]这番檄文式的论述迅速激起了广泛争论。
2001年，由龚书铎等先生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九五”委托项目结项出版。书中毫不客气地回应了上述分立现代化研究与革命史研究的做法，“把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人为地对立起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在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是现代化的前提，为现代化扫清障碍。”[6]又如当年4月，《近代史研究》杂志刊载了吴剑杰先生的文章《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系统批驳了《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的许多观点。吴先生坦承他“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做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7]
这自然引发了罗氏弟子的反批评。他们一再强调，现代化范式之所以是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新范式”，不在于它排斥了革命史研究，而在于它不局限于革命史研究。这正如罗荣渠本人所说：
由此看来，现代化范式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地方不在“革不革命”，而在“多线”还是“单线”。罗荣渠的弟子和同事们显然是说，现代化范式之所以优越，乃是因为它能够包容革命史范式中的合理内容。[9]
然而一种能够包容之前学说的研究还能叫作“新范式”吗？争论的焦点又转向了库恩的范式理论能不能用于评判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杂志在2010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主题为“近代史视野：范式与分期”的笔谈文章。其中，郑师渠先生就仔细考究了库恩对于“范式”的定义。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就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10]库恩反对历史目的论，认为科学史的演变绝不是后一个科学体系包容吸纳前一个科学体系的不断进步过程，而是一个范式替换另一个范式的取代过程。后来的范式并不见得比前面的范式更正确，它们之间的分歧根本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两种不同信仰的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11]（Scientific revolutions are here taken to be those non-cumulative developmental episodes in which an older paradigm is replac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n incompatible new one.）郑师渠先生严格依据库恩的定义，旗帜鲜明地问道：“既然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是‘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不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吗？”[12]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范式”只是一个借用过来的名词，不一定要完全依照库恩的定义。[13]夏明方教授在同组笔谈文章中就指出：“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被视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实际上，不仅各范式内部存在着诸多意见分歧或派别之争，各自之间亦非泾渭分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有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之势，因而对每一个范式，都应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14]
更改某个概念通行定义的做法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夏明方等人的说法当然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研究不必遵循库恩对于“范式”的定义，那么新的“范式”定义是什么？史学界目前尚未对此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不管“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划分成不成立，这种提法本身都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出现，并用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的转型。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某种学说出自后人之手，就断然否定它解释前人的效力，只是后人的解释不应掩盖当时人的关怀所在。
共产党固然是革命政党，国民党岂不也是革命政党？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革命史学体系由“一根红线”（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两个过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构成。赵庆云不啻于指出，体系的总体架构虽然起自于中国共产党，但当中的许多内容并非向壁虚造，它们恰恰共享自国民党的民族革命叙事。进而言之，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史论述早在1906、1907年的《民报》中就已经发见端倪了。
李怀印曾提及，“范文澜在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师从黄侃及其他学者，开始受到浙东学派的直接影响。黄侃是著名经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也是一名反清革命者，以精通文史典籍、治学严谨而闻名。”（Fan came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Zhedong school only after he became a major in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 at Peki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a student of Huang Kan (1886-1935) and other scholars. A disciple of the famous philologist Zhang Binglin (1868-1936) and an anti-Qing revolutionary, Huang Kan was known for his erudition in a wide range of ancient classics,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and for his rigorousness in research.）[18]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可惜他并没有展开讨论。
尽管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多次强调民族矛盾只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和补充，但他早年受自章太炎、黄侃的学术烙印不可能随随便便抹去。不止范文澜如此，陈伯达等人也深受章氏弟子吴承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的学生在五四期间执掌北大文科，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多有贡献。
须知正是章太炎在重订本《訄书》、《太炎文录初编》等著作中为太平天国辩护，痛斥曾国藩为刽子手，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这些论述不仅为同盟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了后来国民党革命史学的一部分。国共两党的史学叙事本来就有许多共同的源头。
出于爱国主义立场，范文澜特别重视区分“抵抗派”和“妥协派”，不惟林则徐，即令旗人大员裕谦、回族将领左宝贵等人也深受他好评。赵庆云非常敏锐地指出，“范氏坚持以‘抵抗派’、‘投降派’区分统治阶级，却可能导致相对弱化阶级观点。”[19]同为中共革命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就曾发现，按照阶级斗争的框架，投降派与抵抗派并没有什么区别，“抵抗派或主战派并不曾站在人民立场上去反对外国侵略。”[20]这些事例反映出，爱国主义的立场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可能存在许多矛盾。
事实上，综之十七年史学，甚至“文革”时期史学，民族叙事与阶级叙事之间的张力始终都没有消除，“反帝”与“反封建”未必可以完全贯通一气。诚如赵庆云所说，“胡绳与范文澜在‘阶级’与‘民族’的处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21]范文澜赞扬抵抗派，批判妥协派，高度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伊犁谈判。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胡绳曾经全盘否定属于统治阶级的左宗棠、曾纪泽，甚至一度把与英帝国主义来往密切的阿古柏伪政权视为革命政权。
倘说“民族逻辑”与“阶级逻辑”的分歧在毛泽东时代尚且较为隐晦，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它就迅速醒目起来。按照民族革命的逻辑，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但仍然属于妥协派无疑；义和团运动虽然粗鄙盲目，但仍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按照阶级革命的逻辑，资产阶级在当时仍然属于进步的力量，洋务运动无疑是一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运动；而义和团则属于地主阶级利用民粹主义情绪扼杀新生资本主义的工具。
德里克武断地认定，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范式”就逐步压倒了“革命史范式”。殊不知尽管中共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但阶级斗争史学至少在1980年代仍然十分有效。
不应忘记，马克思曾把英国的殖民主义视为推动印度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