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计划与房地产依赖症

最近一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其深化，使房地产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态势，房地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许宪春等（2015）的统计，2004-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7.8%。同时，在不足十年内中国就遭遇2008前后和2015年前后两轮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的财政刺激政策。2008年后的稳增长绩效和后果都已显现，而2015年后的刺激政策才刚刚开始，效果还有待观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的稳增长政策绩效的考察，特别是考察房地产依赖症对危机时期稳增长绩效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未来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危机虽非爆发在中国，但同样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外需迅速崩溃，外贸出口由危机之前的每年增长20%以上转变为同比下降20%以上。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出了以“四万亿”为标志的一系列刺激计划。最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最快得到恢复，重新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它给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留下了很多争议，其中经济刺激计划就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政府官员、学者和业界人士对此进行了诸多理论和实务上的探讨，但是对于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克服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各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充分考量上。

一方面，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领跑。地方政府由于土地财政的刺激，普遍大力推动房地产建设的发展。经济资源流向非实体经济，不仅推高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而且造成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这一经济特征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绩效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Xu，2011），而官员晋升是对官员行为的强大激励（Li and Zhou，2005）。因此可以预期，政绩激励对稳增长政策的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稳增长政策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在不同的房地产依赖程度等经济结构下，政治激励的稳增长绩效显然也会不同。

本文利用2006至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效果，以及地区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政绩激励对稳增长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的房地产依赖程度对政治激励的稳增长绩效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发现，政府财政支出在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总体而言以财政支出为代表的政府稳增长政策在危机时期是有效的，但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高度依赖，会削弱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引入政治激励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房地产依赖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在稳增长上的相对优势。总的来看，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不仅通过产业空心化削弱了稳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利用地方资源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

目前关于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表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是鲜有利用危机前后的数据，基于地级市经济主体进行的实证分析，本文在这一方面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其次，本文从地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分析落脚于实际，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鲜明特色与上一轮经济繁荣形成的经济结构，在具体体制环境和经济环境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差异，为客观理解、分析和评估政府稳增长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再次，本文利用了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可以捕捉更多经济结构、地方政府官员等方面的差异，为分析评估稳增长政策的绩效提供更加丰富的样本，奠定更为微观的研究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对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反思的文献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阐述主要的回归方程、主要变量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基本的实证结果，考察在危机时期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果，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激励下，这种效果是否有不同。第五部分就房地产依赖症对稳增长绩效的削弱作用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在2008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纷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在危机退潮之后，经济学界纷纷开始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和作用机制，但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以美国为例，Parker etal.（2013）考察了美国2008年的《经济刺激法案》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发现该刺激方案总规模的50%-90%转化为了居民消费，而且对耐用型消费品的消费影响较大。Wilson（2012）考察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刺激计划的总体效应，认为刺激计划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来实现的。但Cogan and Taylor（2010）指出该法案引起的政府购买增加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层面，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削减债务并增加转移支付，因此认为刺激计划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部分文献也分析了其他针对性刺激方案的效果。例如，Mian and Sufi（2012）估计了美国2009年旧车换现金计划对汽车消费的影响，发现旧车保有量越高的城市，对该计划反应越强烈。但Copeland and Kahn（2013）指出该计划主要影响企业的已有库存，而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短暂且有限。

在主要经济体的刺激计划中，以“四万亿”为标志的中国版刺激计划尤为令人瞩目，自然也成为学者们评估的焦点。中国版刺激计划以财政刺激为核心，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支出、财政乘数或政府收入来发挥作用（He et al.，2009；Whalleyand Zhao，2012）。不少文献指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de Haan，2010；McKissack and Xu，2011；Wong，2011），在短期内对GDP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Cova et al.，2010；Diao et al.，2012；Whalley and Zhao，2012），从中期效果看也有明显的乘数效应（He et al.，2009）。当然，也有文献认为中国刺激计划只有短期效应，有无刺激计划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都一样（Ouyang and Peng，2015）。罗英和聂鹏（2011）认为危机时期，政府支出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都产生正效应，He et al. （2009）、黄干和马成（2012）、何茵等（2014）等文献发现经济刺激计划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企业出口、销售和利润也有积极作用，但也有文献认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挤出私人消费，从而降低了家庭福利（Jiang，2014）。还有文献对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效率和项目选择的合理性提出质疑（Wong，2011），并指出长期而言经济刺激计划加剧了中国经济不平衡（McKissack and Xu，2011；Han，2012）。在整体评估刺激计划的基础上，学术界也针对金融危机时经济刺激计划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虽然不被学者们肯定（Song et al.，2011），但Wen and Wu（2014）发现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越为迅速。虽然国有企业历来因低效率而备受批评，但在危机时期却表现出稳增长的作用。马文杰和张世锋（2011）基于另外的视角，也发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让国有大企业获益，民营中小企业几乎未能获益。此外，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次贷危机中的亚洲11个国家（地区）的考察中，梁琪和余峰燕（2014）也发现国有股权能够弱化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带来的冲击。而陈彦斌等（2015）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国分权体制下，政治上服从于中央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经济和行政资源，是地方经济事务的直接责任人。这种分权式威权制（Xu，2011）使得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刺激计划的效果必然依赖于地方经济结构，以及地方政府的响应。尤其是在被概括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Qian and Weingast，1996，1997），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成为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能否起到作用，主要要看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何者占优。这一点，无论国内外的研究，都存在大量争议，有些文献支持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占优（如Erden and Holcombe，2006；Afonso and Aubyn，2009；吴洪鹏和刘璐，2007）；有些文献则支持挤出效应占优（如Bairam and Ward，1993；Fuceri and Sousa，2011；张勇和古明明，2011）。然而，考虑到在不同的经济波动环境中，由于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融资来源可能不相同，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就可能不一致，在某一时期可能是挤出效应，在另一时期就可能表现为挤入效应。例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的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不同响应规则，会导致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挤入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帅雯君等（2013）则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财政支出增速较快和经济过热、通胀压力较大的阶段，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就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这为我们研究危机时期的财政支出与非危机时期不同的稳增长绩效，奠定了文献和逻辑基础。

对刺激计划的效果存在争议的一个原因是评论人往往采取一边倒、一刀切的态度：要么完全认同，要么完全否定。而实际上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以及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具体经济结构的充分考量上。相似的总量经济刺激计划，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环境下，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主要聚焦于考察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剧对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的影响。2003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地市地方政府（甚至许多县级政府）都把房地产业视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从房地产生产活动看，房地产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贡献率不断上升。许宪春等（2015）分析发现，到2013年，房地产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为871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9.4%。房地产业的壮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有研究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带动效应，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原鹏飞和魏巍贤，2012）。同时，房地产行业的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其它社会资本流入房地产业（荣昭和王文春，2014）。有限的资源投入房地产业的同时，势必影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研究开发项目，因此房价的上涨，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倾向（王文春和荣昭，2014）。不仅如此，陆铭等（2015）的研究还显示，地方高房价导致的生活成本高涨，也导致该地区的工资上涨，进而削弱该地区的竞争力。现有文献虽然讨论了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很多负面问题，但对于房地产依赖导致的经济脆弱性，尚无文献讨论。具体而言，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不仅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与创新动力，而且可能会使得国民经济在危机时期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刺激计划的稳增长绩效，这也是本文要主要分析的对象。

此外，与研究经济增长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官员考核体制一样，在讨论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我们也应该分析地方政府主政者的作用。不同的主政者，对财政政策的稳增长绩效可能有不同影响。这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地方政府的意愿和行为更多表现为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意愿和行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的“晋升锦标赛”使得政治激励成为重要的激励方式（周黎安，2004，Liand Zhou，2005），由此导致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张军，2005）。基于此，考察地方主要官员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了解地方经济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我们用地方主要官员年龄来构造其面临的政绩激励，从而考察其对地方政府稳增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地产依赖症对这一稳增长政绩的影响。与本文研究主题相近的杨继东等（2014）一文发现，相对于保增长压力较小的城市，刺激计划导致增长压力较大的城市出让了更多的工业用地，并且这一影响随着书记任职年限增加而显著增加。

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它给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留下了很多争议，其中经济刺激计划就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特别地，2012年政府换届之后，学术界对之前“四万亿”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已呈“口诛笔伐”之势。然而评估刺激计划的稳增长效果需要的是严肃的实证分析，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成见。特别是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以及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具体经济环境的充分考量之上。

本文考察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财政刺激的绩效，发现相对于非危机时期，危机时期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对房地产过于依赖，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的地区，危机时财政刺激政策的稳增长效果遭到削弱。并且，在房地产依赖程度高的地区，政治生命年轻的地方官员在通过财政支出稳增长上相对于政治生命年长的地方官员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因此，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不仅通过产业空心化削弱了稳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利用财政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此外，房地产依赖症对信贷扩张的稳增长绩效也有削弱作用，但年轻官员对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没有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控制力不同所导致的。

当然，本文对中国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效果的评估仍然是非常初步的。例如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具有较好的稳增长绩效。但这种绩效持续性如何，并没有在我们的评估范围内。此外，我们发现危机前越是依赖房地产的地区，危机时期财政支出的稳增长绩效就越差，但危机过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避免房地产进一步绑架国民经济，根据中央要求，2010年开始，数十个大中城市开始行政性限购。到了2014-2015年，全国经济再次面临下滑时，除北上广深之外，大部分城市均取消了限购（2016年末，限购新政又陆续在各地回归）。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取得实质性成果前，房地产依赖症一时难解。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在短期虽然有助于帮助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是以牺牲地方经济的健康运行，特别是削弱其抵抗冲击的能力为代价的，其副作用应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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