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绷运转、僵化管控、过关心态……基层“疲态治理”怎么办？

“以前的纪检和信访等工作，我们总是陷于被动应对。”益阳南县乡镇纪检一片区工作组组长覃湘桂说，在纪检领域，专业人员不够，“人情式监督、关系式检查”较常见，乡镇纪委往往不直接查处案件，致使有的地方维稳形势严峻。

不独在纪检领域，其他领域也因治理力量和能力不足，问题见怪不怪、事情能拖就拖时有发生。这不仅让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意见大，还使问题无法及时在基层解决，越级上访等成为老大难，治理成本大大增加。

有无破解之招？今年3月，南县启动乡镇分片协作联动机制，重新配置乡镇纪检力量，将全县12个乡镇划分为4个片区，设立片区工作组，以片区内乡镇交叉检查、集中办案等方式，重塑基层纪检组织工作形态。

“原来觉得这状告了也没用，说不定一年两年都没个着落。没想到，干部主动下到村里受理，不到一个月就办完了。”南县明山头镇村民肖某竖起大拇指——今年4月底，南县乡镇纪检一片区干部在交叉检查、走访排查线索时，危房改造户肖某反映有村干部在危房改造工作中违规收受香烟，一个月后，相关违纪人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分片协作”让基层组织能力大为加强，也让基层干部逐渐回归业务。当地纪检干部反映，像许多地方一样，当地乡镇纪委也曾“不会、不敢”监督，“无力、无心、无效”办案；乡镇纪委书记“不务正业”，纪检干部流动性大、业务知识不精、办案主动性不强。南县华阁镇纪委书记孙文华回忆，他在任的这些年，镇里已换了5个纪检专干，有的高升，有的借调，“往往业务刚上手，人就走了”。如今则大不同，乡镇办案数量明显提高，办案速度越来越高效，纪检干部的案件“嗅觉”也越来越敏锐。

人手太少，事情太多，能力不均……面对工作中的一个个难点，“分片协作”重在以专岗专责、强弱搭配、协作借力、相互监督的方式，在不增加人员、不给“特殊政策”、不增加经费负担前提下，确保每一个片区都能高效办案。

“我们的片区划分，是把地域临近、力量互补的乡镇组合。力量整合，才有力度；相互监督，才有锐度。”南县纪委书记谌映民说，“分片协作”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框架的情况下，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提升组织效能，化被动为主动，及时介入、提前处置，问题不上交，矛盾化解在最前线，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信访举报量下降不少。

应对检查考核，是基层“被动式”应对、“应激式”突击的一大耗损。如以“痕迹管理”应对检查考核，成为基层干部的工作“日常”。“考核成绩好了，需要做的实事却耽搁了；来检查的领导满意了，村里的发展却耽搁了。”不少基层干部困惑：如何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老百姓谋福利上？

“如今，各项工作电子化、程序化，很多事情可以走在考核检查前面，村镇干部的工作从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展示。”益阳桃江县石牛江镇书记温钰辉说。

不同于“片区协作”微调重构横向组织关系，益阳通过创新“互联网+乡村治理”模式，在基层组织构架中引入技术元素，刷新基层治理手段，丰富基层治理内涵。

“小孩的疫苗应该在哪里打？”打开益阳市资阳区迎丰桥镇邹家桥村支书谢云华手机里的“益村”APP，首先跳出的是村民的发帖，他顺手就回答了村民的提问。

作为便民综合服务平台，“益村”平台包含党务、政务、村务、商务等信息，公开透明，程序可回溯，上级部门需要下来检查的各项工作，在网上一目了然。

“用身份证注册，进入本村的信息中心，发动态、进群组、查看工作进展都很方便。”谢云华说，“在益村平台上，村民有诉求，干部就有反应。信息透明、反馈留痕，村里的大小事，都在益村平台上公示，这样大家不会闹情绪。”

镇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益村”平台不停留于“网来网去”，着重将网络与现实相结合，紧密关注群众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与“益村”这一线上“村民服务中心”相配套的是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通过梳理130项便民服务事项，益阳市在每个村聘用一名懂互联网技术的“便民服务员”，专职解决村民办事需求。

25岁的桃江县石牛江镇牛剑桥村便民服务员彭豹告诉记者：“许多大小事务通过益村平台申请，就可以连通县、乡、村政府‘掌上办理’，村民不跑冤枉路，干部不用瞎折腾。”

城里人享受“最多跑一次”，村里人“跑都不用跑”。“为了办准生证，第一胎怀孕三四个月时走了6公里跑到镇计生办。今年生二胎，有了益村平台，我提供资料上传政务系统，过了一周，村干部直接给我送家里来了。”桃江县石牛江镇牛剑桥村村民莫小葵说。

目前，通过上行民意、下沉服务，“益村”平台能够解决村民80%的办事需求。为了服务便利化，一些原属于上级行政部门的职能，逐渐下移到村一级。

益阳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借助“益村”平台，基层“被动式”应对、“应激式”突击的治理惯性得以改变，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主动谋发展上。

如今，持续释放政策资源、集聚社会资源、激活市场资源的“益村”，变身为“爆款”APP，延展成一个农村创新创业平台。平台注册用户占全市总人口的36.7%。截至目前，695家帮扶单位入驻“益村”平台，帮助3万农户出售农特产品，实现10万人就近就业。

“资源都在上面，责任都在下面。”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有效治理资源不足导致的权责不对等，是基层陷入“被动式”应对、“应激式”突击的一大原因。在压力型治理惯性下，层层督导、层层追责的治理模式短期内难以大变。

而益阳基层组织力创新的最大价值和启示在于，尊重基层组织架构的现状，通过治理结构的“横向微调”开发本层级组织潜能，引燃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的“化学反应”。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按照“条条”和“块块”的方式运行，分为若干层级，“分片协作”解决的是“块块”问题，也就是不同地域之间“单块独斗”力量不足，以及不同层级之间出现的赋权不足的问题。

“以往更多是各自为政，现在发现基层不同乡镇之间完全可以资源共享、协调处理，这种自发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郑风田表示，“横向微调”式协作在全国不少地方都能看到，如贵州某地为开发景区，解决景区内不同乡镇之间管理冲突、行政范围约束等问题，成立联合乡镇。他建议，这一方式还可推广到基层十分棘手的社会治安治理、生态环保治理等其他需要统一执法的领域。

相比之下，“益村”平台更侧重于引入外部力量，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要素，提高农村管理服务、资源流动的效率，它的价值在于打破城乡地域造成的管理服务、商品交换壁垒，促使城乡无缝对接，以互联网的新技术促使传统乡土社会发生“裂变”。

应该看到，新技术要素为村一级赋予新的权能，正倒逼、撬动农村治理格局，在加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也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推进‘互联网+乡村’这一工作，但不是每一个村民都会上网，每一个村庄也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互联网介入反而增加了村民之间信息获取的不平等。益阳的创新在于为村民办事配套了便民服务员，‘线上+线下’使互联网在乡村的普惠面大大增加，且改善和密切了干群关系。”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

从“益村”平台的探索来看，引入新资源、新要素或将成为未来基层治理的新选项。益阳市也正准备将“益村”平台往城市社区治理中延伸。

专家认为，企业、社会组织可能都会深入基层治理领域，提供第三方服务。如何打破政府与企业等机构之间的无形障碍？让群众、政府和第三方组织等在公共服务创新中都能有所获得？更进一步，基层权力小、责任大，能否在引入新元素的过程中给基层相应放权，构建更良性的权责关系？这些都是打破基层“疲态治理”需要直面的问题。

陈文胜说：“益阳的探索是一个富有启示的开始，有理由期待，将有更富创造力、组织力的基层治理创新激活乡村、点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