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日上午（
2月
17日
）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宁德时代曾毓群、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等多位企业家出席，其中
华为任正非、比亚迪王传福、新希望刘永好、韦尔股份虞仁荣、宇树科技王兴兴、小米雷军进行了代表发言。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如何？又该如何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
本文指出，
中国民营企业主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来源的持续开放性。
“
各种社会群体可以投身到民营经济中，而不同社会来源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大中型企业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竞争性较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优势的条件。
而
近年国内和国际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压力，我国民营企业也开始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
一是内部高度分化。
数量巨大的实体经济中小微民营企业，利润率进一步摊薄，面临经济下行和企业成本上升的双重风险；
小部分金融业主在价值链上获利丰厚，日益形成操控经济的垄断地位。
二是政商关系出现变化。
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土地财政收窄的情况下，地方上出现了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干预经济的现象，民营企业主则更多地采用“软抵制”措施。
三是民营企业主的心态基调由积极进取转为收缩保守。
民营企业缺乏推动转型创新的内在动力和经验能力，其腾挪空间缩小，许多中小微企业勉强维持运营，无力投资创新。
在复杂的转型时期，
民营企业要真正化危为机，尚有不少待解之题。本文指出，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的经济发展长周期，是民营企业主群体罕见的成长机遇。中国的“跟随”策略已抵近“天花板”，经济转型升级势所必然。
这对民营企业挑战不小，且民营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代际更替阶段。
而引导企业进行经营模式转型，也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以
共同塑造新的发展格局和现代化国家的前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原题为《从勃发到徘徊：中国民营企业主四十年》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从勃发到徘徊：
中国民营企业主四十年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社会群体中，民营企业主群体掌握经济、社会及政治资源相对最多，其成长路径和群体结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近年来，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进行技术转型升级、经营模式更新、经济结构优化、企业社会责任扩大和政商关系转型等多重提升。民营企业主在其中如何行动，关系着新发展格局的进展和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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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主的三重基因
民营企业主群体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主体，也是中国经济链接全球产业链的主要载体。他们直接接触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融合了现代市场、中国的小农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具有特殊优势和活力。
（一）群体规模巨大的优势及成因
从群体绝对规模及其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两个指标看，我国民营企业主群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为4457.5万户
；2019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达4亿。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主群体没有单列数据，但与工商局统计的“投资者人数”口径较为接近，该数据2008年为1507.4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是1.95%。综合各方面数据要素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主群体的规模应不低于2000万，与全部就业人数（77471万，2019年）相比，
占比上升到2.6%
，远高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历史水平。这种现象，单纯用经济因素不能提供充分解释，因为具有相似要素的其他国家并未达到类似规模，不应忽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中国民营企业主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来源的持续开放性。
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主的来源虽然呈现从以精英循环为主到以精英复制为主的变化趋势，但
“各种社会群体可以投身到民营经济中，而不同社会来源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大中型企业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老板梦”快速遍及各社会阶层。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竞争性较强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成为产品成本下降、技术扩散和技术服务创新升级的动力源，使中国逐步形成了分工细化、配套竞合的“群舰”和“蜂群”型产业生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优势。
这种来源的持续多元，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无论是在先发还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企业主多出身于传统社会上等阶层，如贵族、农场主、军界高层等，或者转型前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军政官员等，少量出身于中下阶层家庭；
在完成现代经济转型之后，企业主群体便进入“精英复制”状态，由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精英循环”现象就更为稀少。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由传统经济孕育出的商业文化，强调自主家庭生产经营。
这种文化心理基础，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冲击、磨砺、重构，新中国对传统等级观念和社会保守心态的清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边缘地带萌发到替代的转型过程，最终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崇尚工商文明、各谋致富路的热潮。
（二）传统社会资本之体，现代企业规范之用
中国民营企业多采用现代企业的规范形式，但企业的内外部关系较多依赖传统社会资本。
中国民营企业外部关系普遍呈现为行业地域聚集或同乡聚集。传统乡土文化带来的深厚社会资本，使民营企业往往优先采用跟随仿效策略，即通过跟随仿效先行者来生产高利润产品，表现为行业的地域聚集和同乡同业等形式的民营企业主群起现象。
中国民营企业的行业地域聚集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形成了产业集群，企业之间是聚合关系，典型如东南沿海地区；有的没有形成产业集群，但通过同类产品的丰富性和价格优势提高本地声誉，扩大了本地产品的总体市场占有率，企业之间是竞合关系。同乡同业现象，则是外向化的行业“地域”聚集。同乡关系是虚拟的“地域”，地域是同乡关系的物质载体。相比行业地域聚集现象，同乡同业现象更多出现在草根型企业主群体中，具有“去中心化”的结构特点。
以地域和同乡关系为纽带的跟随仿效市场策略，透视其传播链，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
一方面，乡里关系和姻亲关系相结合的社会网络，打破技术和销售渠道的市场壁垒，形成产业传导和带动效应的纹理；另一方面，以核心家庭独立经营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模式，孕育了比较强烈的自主经营意识和价值观，即“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老板梦”，为小微企业的诞生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
地域聚集型行业中，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一般是适度紧密的带动-配合关系，这也相当具有中国特色。
既保障双方生产配合和利益关系的稳定性，又保留各自的独立性，没有把合作关系完全内化，变成集团公司。在这种关系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经济的影子。同乡聚集的内部结构，则更明显地反映出乡里关系的内核。
民营企业的内部关系仍多以家族企业为内核。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曾希望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企业摆脱家族企业的组织形态，转型为产权关系和内部管理较规范的现代企业。按照这一政策导向，民营企业主快速地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转型。“中国民营企业中采用公司制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93年的16.81％攀升至2012年80.29％，其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已经超过70％。2004年，在美国的企业中，五分之四的企业属于非公司制企业。”但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质权力仍由家族控制，“这些现代治理结构往往流于形式，企业股权依然高度集中，企业管理依然掌握在企业主或者家族手中。”
民营企业普遍的家族治理结构增加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困难。
研究表明，家族制企业内部的不公现象更为顽固，使员工难以产生很强的主动性从事开发式创新，家族企业更偏向较为保守的利用式创新，代际交换也没有扭转这一倾向。在创新投入与非家族企业持平的情况下，家族企业的创新产出却远低于非家族企业。当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存在掏空行为时，企业创新水平就会降低。
（三）“奶油蛋糕型”群体结构已现雏形
我国民营经济长期以来以实体经济为重心，有“世界工厂”之誉，私有内资和外资均以实体经济为获利方式，处于产业上游和中下游的民营企业之间的利润空间较为合理。
近年来，国内外实物消费市场增长乏力，我国民营企业呈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民营企业主掌握的内资，不再通过实体经济和第三产业创造利润，而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获取金融收益，造成金融相关行业“野蛮扩张”。
内资和外资金融资本与信息数据技术结合形成的平台型企业，以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对多个产业的生产、销售、物流等环节进行了革命性重构，也重塑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内部结构。
金融资本和平台型企业对越来越多产业的操控和重构，使得民营企业主群体逐步分化为利润丰厚的“奶油层”和利润微薄的“面坯层”，内部分化程度持续增高，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近年来，民营企业无论是资产产值还是收益，都呈偏态分布。小部分金融业主在价值链上获利丰厚，日益形成操控经济的垄断地位；数量巨大的实体经济中小微民营企业，利润率进一步摊薄，面临经济下行和企业运营成本提升的双重风险，加上新冠疫情、暴雨洪灾等多种不可控事件的影响，大多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态，只是苦苦支撑或勉强维持。
金融产业和类金融产业的过高利润，有损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以资本运作操控实体经济企业，打造出企业转型升级的幻象，其目的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短期利益；以资本运作操控教育、医疗等公共性较强的第三产业，则不仅制造了产业泡沫，而且提高了社会生活成本，甚至带来其他次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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