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蒋经国相识较早,彼此有一定了解。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巴黎到苏联,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两人不在一个班。邓小平在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邓小平才会遇到蒋经国,两人经常并肩坐在一起听课。邓小平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管理20多人,负责评估团里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蒋经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惜,历史学者至今没有找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
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但因为个头矮,排队时经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吗老是围个围巾,热也围、冷也围?”邓小平告诉他,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经历艰难磨炼的邓小平以干过清洁工为自豪:“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
蒋经国经常邀邓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并向他了解在巴黎的情况。每当邓小平聊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经历时,蒋经国都听得津津有味,并盛情邀请邓小平为墙报《红墙》写稿。邓小平正想找机会谈一下在巴黎的心得体会,于是便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交给蒋经国发表,效果非常好。邓小平的文章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蒋经国非常欣赏,常放在头条位置。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和“学长”。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和谷正纲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
1927年,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国,两人就再也未曾谋面。后来,两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这两位昔日的同学,一直在海峡两岸关注着对方。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蒋经国对“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预言,邓小平极有可能复出,因为大陆主流媒体一致抨击邓小平,显然是党内某些当权者(“四人帮”)忌惮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安克志将信将疑,结果四个星期后,“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当年12月,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为缓和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全球局势战略纵横公众微信号:zhanluezong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