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日本经历了“三重变奏”。一是新冠疫情暴发，对日本经济、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全面构成剧烈冲击。二是疫情背景下安倍政府的执政颓势和困境进一步加深，直至酿成政权更迭。三是外部环境剧烈震荡，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对日本内政外交、对华政策造成了直接影响。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十分沉重。从2013年起，日本经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景气周期长达71个月，直到去年年中。但从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明显下滑，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6.3%，“安倍经济学景气”戛然而止。恰在此时新冠疫情暴发，形成叠加效应，对日本经济造成剧烈冲击。
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下降3.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更是下滑27.8%，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10月，日本央行预计2020财年日本实际增长率将为-5.5%。这比7月所做的预期进一步下调。尽管今年第三季度恶化程度有所减轻，但反弹力度疲弱。预计2021年日本经济会有所好转，但是出现V字形复苏的可能性很小。
疫情不只使日本内需外需萎缩、出口急剧下降，而且对民族心理、社会心理都造成了深刻影响。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首先是经济损失严重。但奥运会延期的损失不仅是一本经济账。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对战后日本复兴、社会气氛的提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日本人把本次奥运会看得非常重，希望能借此改变国运、实现经济翻身。延期无疑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民族信心、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
2020年日本外交延续了近年来“综合战略活跃度”不断提升的势头，而且有所斩获。疫情背景下，日本展开了积极活跃的“疫情外交”，除对美以外，对欧洲、对东南亚都很引人注目，通过提供抗疫援助、互通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呼吁团结抗疫等，竭力提升国际影响力，体现出多重战略考量，广域经济合作、安全军事合作构成其重要内容。日本基于全球视野，以维护地区、世界稳定繁荣为旗帜，通过推动合作，改善、强化双边多边关系，拓展国际战略空间，争取相关领域规则制定主导权。
日本对欧外交，除对欧盟整体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欧洲国家的外交取得重要成果。10月日英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英国是日本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协议生效以后日本对英约94%的进口商品、99%的出口商品的关税都将撤销。据日方测算，15年后日本对英出口将在2019年的基数上增加近80%，英国对日出口将增加17.2%。对日本而言，日英协议的价值还不止于贸易互惠。它还有利于把英国拉入日本主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有利于带动北约其他成员国跟进，将欧洲因素纳入亚太、印太战略平衡之中。
日本对东南亚除展开积极活跃的抗疫外交外，还重点推进安全合作。2014年日本对“武器出口三原则”作出重要修改，变成“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武器进出口从“原则上不允许”变成“原则上不禁止”，从单向进口变成进出口双向。六年后终于在2020年8月迎来了第一个大单：日本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对菲出口四台防空雷达，总金额1亿美元。这在战后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史、军工史上都堪称一次标志性事件。
2020年中日关系开局良好，但是高开低走。疫情暴发初期，中日社会团体和地方友城之间守望相助、相互支援、共克时艰。但3月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领域，反映了两国间互信的严重不足。围绕中日间的重大敏感问题，日本国内消极动向明显上升，涉及东海钓鱼岛、南海、香港、台湾问题等等。7月，日美澳三国防长会议发表声明，就中日间上述问题表达严重“关注”，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就此也有充分表现。
中日关系的问题折射出日本国内政治的背景。伴随着政权交接，执政的自民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上升。在安倍时期，日本“（首相）官邸外交”主导地位非常明显，但菅政权上台后有所削弱。菅义伟不具备安倍式的威权和控盘能力，相应地，自民党的作用强化，自民党有自己的外交部会、外交调查会、国防议员联盟等，一些强硬保守派议员就中日关系问题发出了一系列噪音。
美国因素对日本对华姿态的影响在明显上升。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加剧，美国对日胁迫的力度在加大。7月，美国著名智库CSIS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的政策报告，直接点名指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等搞“媚华外交”。这在日本政界、舆论界产生了寒蝉效应，让想为中日关系说话的人不敢发声。在官方层面，美国防长埃斯珀公开指责中国在东海的行动，与7月13日国务卿蓬佩奥的“南海声明”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