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前沿技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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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闫淑鑫
编辑 | 赵佳然
审校 | 罗琨
今年两会期间，“卡脖子”一词被反复提及。
面对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怎样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我们
访谈了两位院士
。
解决“卡脖子”问题
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很有必要
“十三五”以来，中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成功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建成放电……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部分“卡脖子”问题。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基础研究薄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吾守尔·斯拉木指出，基础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
“过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有限，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目前许多‘卡脖子’的领域，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基础研究太薄弱，‘十四五’期间加大相关投入，补齐这个短板很有必要。”吾守尔·斯拉木向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表示。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持之以恒、加大投入”，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全面、持续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在自主创新的同时，建立和完善“自主应用”的政策和机制；加大宣传，建立国货当自强，国货“自主应用”、自我消费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到，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中，基础研究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不仅有专门的节进行阐述，正文中也首次设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这一指标。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到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要达到8%以上，而2020年这一比重为6.16%，与发达国家仍有比较大差距。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前沿技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基础。发展基础研究能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长久支撑，也会使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大后劲。”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刘经南向中新经纬表示。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是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投入，同时也
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华为、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世界500强企业，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加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
二是强化重大战略需求的引领和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四五’期间应当抓一些重点、热点‘卡脖子’领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种质资源、空间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三是政府和社会适当分工。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例如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可以交给相关领域的领军企业来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参与；一些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生存条件，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如种质资源、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应当由国家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为主体；一些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基础科学领域，可以由国家和社会赞助，科学家自由探索。
刘经南也认为，让基础研究“热”起来，一方面要加大国家投入及社会投入，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工程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等，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特别鼓励和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
“要奖励成功也要包容失败，要营造担当、宽松、严谨、开放、活跃的研究环境，充分激发出科研人员的兴趣驱动型探索热情。”刘经南表示。
刘经南也提到，发展基础研究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特别是发挥高校在兴趣驱动型自由探索研究方面的优势。“国内一些‘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它们已经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高校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相对较好，师生们拥有更为活跃的创新思维碰撞，往往能在一些关键领域出奇制胜。”
刘经南举例，目前已有部分高校为一些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贡献了力量。“比如我参与的北斗导航项目，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许多院校就承担了其中一些比较前沿的基础性研究。”
刘经南认为，引导以及支持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良好的、以兴趣为导向的科研环境，对于中国基础研究的异军突起及长胜不衰很有必要，应给予相关高校更多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