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根据康奈尔猫科动物健康中心的观点（www.vet.cornell.edu/fhc/Health_Information/brochure_toxo.cfm），家养的宠物猫只要不吃没有煮熟的肉，不喝不卫生的水，基本上不会感染上弓形虫，有可能感染的主要是散养的猫、流浪猫以及野猫。另外，孕妇感染弓形虫的概率也十分之低，原因在于猫粪中的弓形虫卵囊需要在外界环境中孵化2到5天才具备传染性（所以，勤快点儿铲屎吧）。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孕妇还是应该避免接触猫粪为妙。
弗莱格尔的研究论文扯不扯，有兴趣的也可以看看：http://jeb.biologists.org/content/216/1/127.long
文/Kathleen McAuliffe
译/Xaviera
校对/郭斯塔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3/how-your-cat-is-making-you-crazy/308873
雅罗斯拉夫·弗莱格尔（Jaroslav Flegr）
雅罗斯拉夫·弗莱格尔并不是一个怪人，但是数年以来他一直怀疑寄生虫入侵了自己的大脑，吞噬了他的意识。因此，这位多产的生物学家将这种科幻的预感带进了实验室，而他的发现将会让你大吃一惊。宠物猫身上的微生物真的能钻进我们的大脑，从而引发车祸甚至精神分裂吗？
在大家眼中，弗莱格尔绝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这位53岁的捷克科学家说自己就是一个邋遢鬼。他总是一副在沉思的样子，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看上去还挺年轻的，一头红色的卷发好像脑袋上顶着一个火环。
当然，他的想法也是相当地不循规守矩。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就开始怀疑，原生动物中的一种单细胞寄生虫在暗中操控自己的性格，使他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而且通常是以伤害自己的方式。弗莱格尔推断道，如果是寄生虫搅乱了他的头脑，那么也许其他人也会成为这样的受害者。
存在与猫的粪便中的寄生虫称为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简称弓形虫），也就是造成弓浆虫病的细菌。因此，孕妇应当避免接触到猫砂。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医生认识到如果女性在怀孕期间被弓形虫感染，会将疾病传染给婴儿，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严重的脑损伤甚至死亡。弓形虫也是免疫力低下人群的重大威胁：在艾滋病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还没有研发出较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许多病人会在疾病晚期因弓形虫而深受痴呆症的折磨。然而健康的儿童和成人通常在感染初期的症状和普通的流感差不多，只不过在病人抵抗住病原体的侵害之后，病原体就会潜伏在脑细胞中——这至少是符合目前的医学认知水平的。
不过，如果弗莱格尔的怀疑真的是正确的，那么“潜伏的”寄生虫也许会悄悄地调整人类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改变我们在面对恐惧时的反应、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和性格，甚至是对某种气味的偏好。这还不是全部，弗莱格尔还认为这种微生物会促成车祸，自杀，甚至是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精神疾病。弗莱格尔还表示，把这些不同的方式全加在一起后，“弓形虫害死的人有可能和疟疾一样多，至少一年有一百万人。”
弗莱格尔是布拉格查理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他默默无闻地研究这一理论已有数十年之久。因为他的英语不太好，而且就算用母语也是一个不太健谈的人，所以他很少参加科学会议。他说，这“也许是我的理论鲜为人知的一个原因”。他还认为，人们或许压根儿就不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对于人类行为可能会被一些愚蠢的寄生虫所影响这一点，人们存在着强烈的抗拒心理，”他说，“没有人想当一个傀儡。（我的科技论文的）评论者们也许会认为被冒犯了。”当然，另一个人们会对其产生抗拒的明显原因是，弗莱格尔的很多观念听起来都不够科学，就像是目睹不明飞行物和声称海豚会用心灵感应与人类交流一样。
不过经过多年的忽略和无视之后，弗莱格尔也开始收获了一些尊重。尽管他的观点听起来有些迷幻色彩，但是很多研究人员还是认为他也许的确有所发现，这其中就包括了斯坦福大学大名鼎鼎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萨波斯基说：“弗莱格尔的研究进展良好，我想不出质疑他的理由。”事实上，萨波斯基在实验室近期的发现和英国研究小组都表明，寄生虫有能力在人类的大脑中这样捣乱。萨波斯基在报告中称，弓形虫能够使老鼠天生对猫的厌恶转变为喜爱，由此引诱老鼠落入其头号天敌的口中。更令人惊奇的是，弓形虫重组了大脑之中的部分处理原始情绪的回路，比如恐惧，焦虑和性唤起。萨波斯基说：“总之，神经生物学就是这样的疯狂又古怪。”另一个肯定弗莱格尔的观点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是精神分裂症专家E·富勒·托雷（E. Fuller Torrey），他是马里兰斯坦利医学研究所的主任。“我非常欣赏雅罗斯拉夫所做的（研究），”托雷说，“显然，他的研究在政治上不太正确，就冲这一点很多实验室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他主要是靠自己一个人完成试验，很少得到其他的帮助。我认为他的研究经受得住考量，其研究成果非常可信。”
除此以外，许多专家还认为远不止弓形虫这样唯一一种微生物能够操控人类。萨波斯基说：“我猜想在哺乳动物中还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也许有的寄生虫我们根本都没听说过。”
当然，大多数人更熟悉的是狂犬病病毒。这种病毒在杀死像狗和蝙蝠这样的温血动物宿主之前，会使动物变得狂躁，这时，病毒就会从神经系统进入唾液，以确保在宿主咬伤其他生物时，它能够找到新的带菌者。但是除了狂犬病以外，能够控制大脑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寄生虫非常少。据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行为生物学家珍妮丝·摩尔（Janice Moore）称，被寄生虫所控制的受害者中最常见的——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是鱼类，甲壳纲动物和大量的昆虫。她还说：“凡是你能说出名字的，苍蝇、蚂蚁、毛毛虫……大自然中有非常多这样的动物因为寄生虫入侵而表现出异常行为。”
比如有一种名叫Polysphincta gutfreundi的寄生蜂，它会先控制一只金蛛，并将自己的幼卵放进金蛛的腹部。卵里渐渐成长出像虫一样的幼体，接着会释放出化学物质促使金蛛停止编织其最熟悉的螺旋网，转而吐丝结成另一种特殊样式的网，以便将自己的茧保留在上面来养育幼虫。“着魔”的金蛛甚至会在网上编制出特别的几何图案，将茧伪装起来躲避黄蜂的捕食。
弗拉格尔将他毕生研究的起点追溯到另一个精神控制大师的身上。大约30年前，他读到了一本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弗拉格尔对其中一篇文章非常着迷，文中描写了一只扁虫如何通过入侵一只蚂蚁的神经系统将其变成自己的奴隶。温度的下降通常会使蚂蚁躲进地下，但是被寄生虫感染的蚂蚁会选择爬到草叶的顶端待在上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绵羊的盘中餐。弗莱格尔说：“羊在吃草的时候其实下颌已经锁定了位置，所以蚂蚁除了挂在空中以外别无选择。”绵羊在吃草的时候也吃掉了蚂蚁，扁虫得以进入到有蹄动物的内脏中，这里正是扁虫最后的目的地，就像《狮子王》的主题曲唱得那样，这是它们“生命的循环”。“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样的操控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弗莱格尔说。
另外一种僵尸蚂蚁：中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滑翔蚁（Cephalotes atratus）被一种线性寄生虫（Yrmeconema neotropicum）感染后，其尾部会变得又红又大，看起来就像一颗熟透的浆果，从而成为喜食浆果的小鸟的捕食对象
读完这本书后，弗莱格尔开始将自己与之联系起来。他很快接受了这一点，但其他人会觉得这太疯狂了：他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和文中那只粗心大意的蚂蚁有着相似之处。他举例说，他站在交通繁忙的街心，却没有想过要穿过它，“如果有汽车向我按喇叭，我也不会躲开车流”。在成年初期，他也从不掩饰对执政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的轻蔑之情。“在那时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风险很大，”弗莱格尔说，“我很幸运没有被抓进监狱。”他在土耳其东部做研究的时候，这个饱受战乱的地方常常会爆发枪战，他回忆自己当时“非常冷静”。和他相反，他的同事们都吓坏了，他说，“我当时就怀疑自己不正常”。
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到1990年，那年他加入了查理大学的生物系。这个研究所已经成立了650年，一直在研究弓形虫对健康的影响和探测寄生虫的方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事实上，在弗莱格尔入职期间，他的同事们正在寻找受感染的个体来试验他们改良的诊断试剂，所以他刚来就被要求卷起袖子献血。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了寄生虫——抑或只是他自己这么想，但他认为这就是解决他自我伤害倾向这一困惑的关键。
弗莱格尔开始钻研弓形虫的生命周期。他发现在一只受感染的猫排便之后，寄生虫通常会被食腐动物或食草动物拾获（特别是啮齿动物、猪和牛）之后寄生虫会进入它们的大脑和其他机体组织。另一方面，他还发现，不仅在接触猫砂的时候有可能被感染，人类如果饮用被猫的粪便污染的水，吃没有洗干净的蔬菜，购买未经烹调或者烹煮不熟的肉类（特别是在欧洲），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因此，按照弗莱格尔的说法，法国人钟爱的saignant牛排（在法语中就是“带血的”）中感染率高达55%（美国人也许会庆幸寄生虫离他们很远，不过感染率仍然存在10%-20%）。寄生虫一旦进入动物或者人类宿主的体内，它们需要再次回到猫的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它们才能进行有性繁殖。弗莱格尔认为，正因为如此，寄生虫才需要操控宿主的行为。
研究人员已经观察到感染弓形虫的啮齿动物具有一些能够支撑弗莱格尔理论的特性。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比没有受感染的在转轮上表现得更加活跃，因为猫更容易被快速移动的物体吸引，所以这使得被感染的啮齿动物更容易成为猫的目标。在暴露在外的空间中面对捕食者时，它们的警觉性也比正常状态下低。不过，我们几乎不知道这种潜在的感染是如何影响人类的，因为我们和其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被假定为意外的宿主，科学家们喜欢称之为寄生虫的“死胡同”。但是就算我们从来都不属于寄生虫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弗莱格尔还是推断，因为存在着寄生虫认错宿主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许仍然很容易受到它们的控制。
在苏联发展畸形的经济体中，动物研究所需的花费远远超过弗莱格尔的研究预算。但幸运的是，30%-40%的捷克人存在这种潜在的疾病，因此有很多学生能够“充当廉价的实验动物”。首先他在这些学生身上进行没有寄生虫的同行标准化个人测试——是一种用来测定群体之间的不同的方法，成本高昂并且有些粗糙。另外，受试者按照指示，在全黑背景的监视器上看见白方块出现时按下按钮，弗莱格尔用计算机测试获取受试者反应的次数。
受到寄生虫感染的受试者明显反应更慢。弗莱格尔还惊奇地发现，原生动物好像在不同性别的宿主上，会造成不同的性格改变。和没有感染的男性相比，受感染的男性更加内向，多疑，无视别人对他们的意见，并且倾向于无视规则。而受感染的女性表现得完全相反：和没有受感染的女性相比，她们更加外向，信任他人，注重形象和遵循规则。
这个发现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弗莱格尔最初认为一定是数据出现了错误。因此，他又测试了另外的小组——平民和军人。再一次，他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之后，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强证据，他将受试者带入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一系列的测试，这一次来评估他们的是不知道他们受感染状况的人。评估人通过评判他们的着装来评估受试者是否重视他人的意见。实验人员询问了受试者最近两周交往的朋友数目，以了解受试者的合群性。实验中，为了测试他们是否倾向变得多疑，还要求受试者们喝下不明液体。
实验结果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相符。和没有被感染的同性相比，受感染的男性倾向于穿皱巴巴的旧衣服；而受感染的女性倾向于精心装扮自己，很多人为了来参加这项研究穿上了昂贵的设计师品牌服装。受感染的男性朋友较少，而受感染的女性朋友较多。到了要求受试者喝下神秘液体的环节，弗莱格尔在报告中说：“受感染的男性比没有感染的男性要犹豫得多。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这样做会伤害到他们吗？恰恰相反，受感染的女性是所有受试者中信任度最高的群体，她们做了所有要求的项目。”
为何受寄生虫感染的男性和女性差别如此之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费莱格尔。在查询了心理学文献之后，他开始怀疑，高度焦虑也许是他们反应中潜在的共同特性。他了解到，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女性会通过培养社交关系来寻求慰藉。用心理学家的术语来讲，她们倾向于“照料与交友”。而另一方面，焦虑的男性通常选择回避和变得有敌意、反社会。这也许是他在这件事上所观察到的两面性。
通过进一步观察反应时间的试验结果，弗莱格尔发现受感染的对象会更加粗心，在测试中反应变慢。这表明弓形虫也许会对驾驶有负面影响，因为在驾驶过程中时刻保持警惕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至关重要。弗莱格尔在捷克发起了两大流行病学的研究，一个是研究普通人群中的男性和女性，另一个主要是研究军队中的男性司机。两项研究都显示，受到寄生虫感染的人发生车祸的危险是没有感染的同龄人的2.5倍。
2011年9月，我在查理大学生物科学大楼三楼弗莱格尔的办公室里和他第一次见面，我原本以为会见到一位个性极端的人。但是一旦熟悉了那一头疯狂的红发，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体型瘦削，语气温和却又用词精准。他穿着一双旧球鞋，一条褪色的喇叭牛仔裤，和一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宽松衬衣,简直和他观点里染上弓形虫的男性一个造型。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最近的研究成果——用一句《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台词来说——“越来越奇怪”（curiouser and curiouser），这也许能够揭示为什么他的额头像是一个长期忧虑，或是一个总是陷在困惑中的人一样，有着那么深的皱纹。
他告诉我，他发表的一些数据显示，受感染的男性睾丸激素水平会升高。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女性在看到这些男性的照片时，会认为他们比没有感染的男性更阳刚。他说：“我想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来验证这一猜想的正确性，也有可能会是女性觉得受感染的男性更有魅力。这也是我们想要测验的内容之一。”
同时，土耳其有两项研究复制了他将弓形虫与车祸相关联的实验。世界上感染寄生虫的人高达三分之一，弗莱格尔认为弓形虫可能是每年造成成百上千的车祸的因素。此外，对与之相关的性格问卷调查数据的再次分析显示，和他一样有很多遭到潜伏性感染的人在危险情况下会有一种无畏的感觉。他说：“也许这是另一个造成车祸的原因。他们没有正常的恐惧反应。”
了解过弗莱格尔的实验时候，人们都禁不住会想自己是否被感染了，特别是像我这样家里养猫，喜欢吃生冷肉食的人，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受感染的性别特征试验中有些相似。因此在去布拉格之前，我做了寄生虫测试，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也许现在正是一个看看他的直觉会告诉我什么的好时机。我问道：“你能通过观察就猜测出一个人是否感染了寄生虫吗？比如，你觉得我被感染了吗？”
他回答说：“不能，因为寄生虫对于性格的影响是不易察觉的。如果一名女性在被感染之前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寄生虫不会直接把其转变成一个特别外向的人，也许只是会让她没有以前那么内向而已。我就是很典型的感染弓形虫的男性，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性格特点和感染有没有关系。不可能只单独去讨论某一个个体，通常需要50个受感染的人和50个未感染的人作为实验样本，才能在统计中看出明显的差别。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寄生虫。”
受弓形虫影响，大脑灰质会萎缩（图中红色区域为灰质萎缩区域），从而有可能引发精神分裂症
不过，他承认寄生虫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会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发生车祸的风险更高。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部分大脑皮层都出现了萎缩，弗莱格尔认为这也许就是原生动物造成的。他给我看了他和查理大学的同事们最近发表的一篇合著论文（译者注：相关论文《Latent toxoplasmosis reduces gray matter density in schizophrenia but not in controls: Voxel-based-morphometry （VBM） study》），作者中包括一位叫伊里·霍拉赛克（Jiri Horacek）的精神病学家。44名精神病患者中，有12名接受了核磁共振扫描，该研究小组发现这12名患者大脑中的灰质面积有所减少，而且只有感染了弓形虫的患者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读这篇论文摘要的时候一定看起来一脸震惊，因为弗莱格尔笑着说道：“伊里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他一定也觉得这不是真的吧。”之后霍拉塞克在和我的谈话中承认，起初他的确对弗莱格尔的理论持怀疑态度。不过，在看到这些受感染患者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后，他抛弃了怀疑，选择了相信。他说：“我对寄生虫能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也许意味着，对于基因上易受感染的人来说，是寄生虫引起了精神分裂症。”
也许有的人会把弗莱格尔的大量研究视为一通胡扯，觉得这只是一个孤独又古怪的老学究的幻想，不过乔安妮·韦伯斯特（Joanne Webster）的开创性研究并不在此列之中。她是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名寄生虫学家。就在弗莱格尔准备着手进行人体试验时，韦伯斯特这名刚毕业的博士也开始研究受到寄生虫感染的啮齿动物。和弗莱格尔的研究一样，她推论啮齿动物作为寄生虫的宿主，也是其操纵行为的目标。
韦伯斯特很快证实，就像以前的研究人员表明的那样，被感染的老鼠在捕食者潜伏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活跃和粗心。不过之后在一个操作简单而设计精妙的试验中，她和同事们论证了寄生虫还做了一些更加引人注意的事（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26137/）。他们将老鼠围起来，分别在围墙的四面放置了带有老鼠本身气味的东西，水，猫的尿液和兔子的尿液，其中兔子不是啮齿动物的敌人。韦伯斯特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寄生虫会降低老鼠对猫气味的反感，事实上不仅如此，寄生虫还增加了老鼠的对猫气味的关注。老鼠们在有猫尿液的区域停留了更长的时间。”她和其他的科学家们在重复试验的时候换用了狗和貂的尿液，它们都是老鼠的天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使用猫的尿液时尤其明显，她说，“我们把这称为‘猫科动物的致命诱惑’”。
韦伯斯特开始给寄生虫做荧光标记，并且追踪其在老鼠体内的动向。考虑到微生物能极其精准地切换它们的行为，韦伯斯特猜想它们大概只会集中在大脑中的一小部分区域。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她说：“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些微生物——也就是休眠中的寄生虫——遍布了老鼠的整个大脑，而且老鼠看上去依然健康活跃。”不过，这些微生物聚集最多的地方，是产生愉悦情绪（对人类而言，这些愉悦会来自于性，毒品或者摇滚乐）以及另一个与恐惧和焦虑有关的区域（后者就是受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影响的区域）。她认为，弓形虫有可能是通过一种散射的方式将大量寄生虫散播到广阔的区域，这样其中就会有少数几个命中目标。
通过使用抗多巴胺抗体和辣根过氧化物酶进行化学染色，在被弓形虫慢性感染的小鼠脑组织切片中检测到包裹有多巴胺的组织囊肿，可见为棕色圆形结构（箭头）。
为了得到更加清楚的信息，她向寄生虫学家格伦·麦肯基（Glenn McConkey）寻求帮助。麦肯基在利兹大学的研究小组致力于通过探索原生动物基因组的标志得知其行为（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23866）。这种方法揭开了寄生虫一项惊人的天赋：其有两组基因能够在宿主大脑中产生神经递质多巴胺。韦伯斯特说：“这些寄生虫的复杂程度总是不断带给我们惊喜。”
他们的研究结果于2011年夏天发表，立马引起了轰动。多巴胺是一种涉及到恐惧，快乐和关注的关键信号分子。而且，神经递质的数量在精神分裂患者中会升高——关于精神分裂的另一个奇怪的观察结果，就像其倾向于侵蚀灰质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医疗研究者。抗精神病药物旨在通过从表面上阻断多巴胺的作用，以减轻精神分裂症的妄想，因此韦伯斯特认为药物作用其实是在消灭寄生虫。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在弓形虫的培养皿中添加这种药物能够阻碍其生长。因此，韦伯斯特决定给刚感染上寄生虫的老鼠喂食抗精神病药物，并观察它们的反应。果然，它们没有再对猫科动物的气味那么感兴趣了。突然之间，这些微生物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那些行为变化的始作俑者。
正当科学界还在消化这个英国研究小组对于多巴胺的发现时，罗伯特·萨波斯基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宣布了更引人注目的消息。他和同事们发现弓形虫在大脑中切断了负责恐惧的脑回路，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受感染的老鼠不再畏惧猫的气味。此外，他还报告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寄生虫还能同时接上部分和性唤起相关的脑回路”，他推论在雄性老鼠中，也许就是通过提高大脑中奖励进程部分的多巴胺水平这样的方式。因此当老鼠捕捉到一点猫的气味时，恐惧中心没有像正常老鼠一样完全激活，反而是控制性快感的区域被激活了。他说：“换句话说，对于雄性老鼠来说，弓形虫使猫的气味闻起来变得性感了。”
弓形虫在大脑中切断了负责恐惧的脑回路，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受感染的老鼠不再畏惧猫的气味
神经生物学家阿贾·维亚斯（Ajai Vyas）作为一名博士后学生，在和萨波斯基一起参与这项研究之后，决定观察受感染老鼠的睾丸是否有囊肿的迹象。果然，他找到了证据——在精液中也有同样的发现。维亚斯发现，在老鼠交配时，原生动物会进入雌性的子宫，并在进入其大脑前，感染雌性60%的幼崽——为使寄生虫回到猫的体内而制造更多的载体。
弓形虫也能通过性交传染人类吗？维亚斯说：“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内容。”他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研究人员们还发现受感染的雄性老鼠比以前更能吸引雌性。维亚斯说：“寄生虫的影响很大，75%的雌性会更愿意和受感染的雄性待在一起。”
在我回到布拉格之后，弗莱格尔告诉我他即将出版一篇论文，他声称这篇论文能够“证明人类中存在猫科动物致命诱惑”。也就是说，受感染的男性会喜欢猫尿液的气味——或者说至少比没感染的男性更能接受这样的气味。性别差异特征的展示明确了很多弓形虫的特性，受感染的女性有着逆向反应，她们比没有受感染的女性更加不能接受这样的气味。这项鼻吸测试是在双盲情况下完成的，其中还有狗、马、鬣狗以及老虎的尿液。感染并没有影响到受试者对于其他样本的评价。
“猫的尿液是否有可能对感染者来说是一种催情剂？”我问道。“当然有可能。”弗莱格尔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对着电话那头的人笑，但我不是很确定，这搞得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谈论一个医学上的事情，还是在上《周六夜现场》去搞笑的。我向萨波斯基问起弗莱格尔最新的研究，他说：“实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但我并不是很担心，因为实验表明它对人类的影响不是太大。你如果想减少惨烈车祸的发生，但你又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弓形虫患者给治好，二是想办法杜绝酒驾或者开车玩手机，记得选第二种才更管用。”
事实上，萨波斯基认为，弓形虫的创造性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利好。他说，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些寄生虫是如何减轻动物的恐惧，或许能够启发人们发明治疗社交焦虑症，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等类似疾病的方法。“但老实说，”他说道，“这个办法还是不够靠谱的。”
只要还没到万不得已，通常韦伯斯特的态度都会更加谨慎一些。“我不想造成任何恐慌，”她告诉我，“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这都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而且那些受了感染的人一般也就只有一些细微的行为变化。但是还是会在极少的情况下，弓形虫有可能会造成精神分裂以及其他存在多巴胺水平变化的失调状况——比如强迫症，多动症以及情绪紊乱。老鼠的生命就只有两三年，但人类一旦染上它，可能就是几十年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弓形虫可能会对人类产生这些严重的副作用。在对如此广泛存在的寄生虫解禁之前，我们应当三思而行。”
精神医师富勒·托雷也同意这一观点——虽然他的出发点与韦伯斯特和弗莱格尔的完全不一样。他的观点来源于对于精神分裂症病源的多年研究。“如今的教科书里仍然在教导人们一个愚蠢的观点，说精神分裂症由来已久，并且全球各地症状都是相似的。但翻看流行病学文献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他表示，其实精神分裂症是从18世纪后半叶，巴黎和伦敦的人们开始饲养猫作为宠物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托雷说，当时，所谓的“养猫热”最先盛行于“诗人以及前卫的格林威治左派人物”，但这一风尚迅速扩散开来——与这个一同流行起来的，还有精神分裂症。
他解释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约有70项流行病学研究探究了精神分裂症和弓形虫的联系。托雷和他的同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约尔肯（Robert Yolken）一起，用严格符合科学标准的方法考察了这些论文的一个子集（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5534/），他们的结论补充了布拉格研究小组的发现，也就是感染弓形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中灰质面积缺失。托雷和约尔肯发现在同一地区，感染寄生虫的人患精神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到三倍。
两位科学家都认为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和他们的结论一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精神分裂症会家族遗传。他们还说，从这条线来看，复制最多的试验结果表明最常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是基因和免疫系统，以及对传染病因子的反应。因此他们推论，这种疾病通常会通过遗传出现，在遗传中会影响的是对弓形虫这样的入侵者有异常或是缺乏免疫的反应。
他们指出，埃-巴二氏病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和其他的传染病因子同样和精神分裂症有关，也许还有更多目前还未经确认的触发物，其中包括很多和病原体无关的病症。不过他们说目前弓形虫仍旧是对精神分裂症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托雷说：“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75%的精神分裂症都和感染病因子有关，并且弓形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托雷表示，同样令人不安的的是，寄生虫还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在2011年针对20个欧洲国家的研究中，女性的自杀率和弓形虫潜在感染者占女性总人口的比率成正比。根据位于马里兰州立大学医药学院情绪和焦虑项目的主管精神医师特奥多尔·博斯托拉舍（Teodor Postolache）所称，包含他所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在内，有几个研究都为弓形虫与上升的自杀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给予了更多的支撑。其中，有针对一般人群的调查，也有针对患有躁郁症、重度抑郁症以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群体，覆盖的人群范围从土耳其，德国，到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寄生虫到底是如何搞得羸弱的人群丧失理智尚不明确。博斯托拉舍推测，或许并不是这些微生物本身扰乱了情绪，让人不由自主地冲动，而是因与人体免疫系统对其的反应有关的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尽管它听起来有些牵强，”博斯托拉舍表示，“但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可是很愿意往这个上面投钱的。”
知道了这么多和寄生虫有关的可怕的科学事实后，爱猫人士是不是该考虑换一种宠物呢？
不过即使是弗莱格尔也不会这么建议。他说，养在室内的猫并不会产生威胁，因为它们不会携带寄生虫。至于养在室外的猫，它们一生中只有三周会排泄出寄生虫，比较典型地是在其幼年和刚开始捕食的时候。弗莱格尔只是简单地建议，在这个简短的时期，人们要注意保持厨房柜台和桌子的洁净（他也在实践自己所倡导的：他和妻子有两个学龄孩子，并且养了两只自由出入家里的猫）。弗莱格尔说，最重要的是避免接触感染源，如彻底清洗蔬菜，不要饮用没有经过恰当净化的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方，其感染率甚至高达95%。此外，他还建议吃全熟肉，如果这不合你的口味，那么在烹调之前要先将肉类冷冻以杀死囊孢。
随着对潜伏性感染的担忧的不断增多，专家们开始考虑用更加激进的方法来对抗寄生虫的传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约尔肯提出，给猫和牲畜接种抗寄生虫的疫苗也许是一种打破寄生虫生命周期的方法。和预防相比，治疗的难度更大。寄生虫一旦深深隐藏在大脑细胞中，再将其从体内去除几乎是不可能的：增厚的囊壁不会受到抗生素的影响。因为弓形虫和疟疾的原生动物相关，所以约尔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在抗疟药物中寻找能够更加有效对抗囊孢的药物。但是目前，对于想要摆脱潜伏性感染的人来说，还没有这样的药物治疗方法，并且在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弓形虫和科学家们现在担心的一样危险之前，制药公司没有足够的动机去研发抗弓形虫药物。
约尔肯希望事情能有所改观。“为了解释我们对弓形虫的研究进行到了什么地步，”他说，“我经常用溃疡的细菌来打比方。首先，我们需要找到对付这种有机物的办法并确保它行之有效。我们一定要保证，当我们非常有效地战胜了弓形虫时，也能多多少少治好这些精神疾病。
但弓形虫还仅仅只是无数掠夺着人类的感染源中的沧海一粟。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珍妮丝·摩尔表示，如果动物王国中有任何其他生物再来插上一脚，很多生物都将有能力搞得我们心神不宁。比如说，她和纽约州宾厄姆顿大学的生物医学人类学家里贝尔都严重怀疑，流感病毒或许促进了人类的社交欲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过近距离的物理接触传播的，并且在人发病之前就已经完成传播了——这说明它必须迅速找到新宿主。为了证实这一猜想，摩尔和里贝尔跟进了36名接种了流感疫苗的受试者，因其有着大量与活病毒相同的成分，则它将会使得受试者的免疫系统发生像遭遇真正病原体一样的反应。
受试者在接种前后的行为区别非常明显：在活病毒的传播性达到顶峰时的短暂时间段内，参与者与两倍于之前的人数走入了亲近的关系。“本来交际圈很封闭的人，突然之间就发觉他们需要出去逛逛酒吧参加聚会，或者邀请一大群人来玩儿了，”里贝尔说道，“我们的很多受试者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绝非个例。”
里贝尔把目光投在了其他病原体上，她认为只要科学能证明，那它们就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她提到，比如很多在艾滋病和梅毒晚期的人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性欲。那么，她就要看看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疱疹早期患者身上。她承认这个也许只是一个随想，但由于她自己有过经历，因此即便这些欲望真的就是来自这些想找到宿主继续生存的病原体，她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为何要做现在所做的事情的理由，”摩尔观察道，“‘是我的基因决定的。’‘都怪我的父母。’恐怕现在我们的理由清单上又多了寄生虫这一项吧。”
她说得不无道理。事实上，我也在思考寄生虫会不会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了我，使得我现在有着如此外向的性格——为什么不管我去到哪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哪怕是在我没时间，或是遇见完全陌生的人的时候。接下来我想到，或许这些玩意儿也是导致我情绪起伏不定和不断买买买的幕后黑手。我越想越是觉得，如果我没有被逼着与阴险的寄生虫的意愿做斗争，或许真正的我还能有更好的自控力。在我打电话询问我的弓形虫检测结果时，我的毛孩子皮克西（Pixie）正趴在我的大腿上（特此声明，她就是我养在户外的猫）。结果出来了，阴性，我并没有被感染。
我打电话告诉了弗莱格尔这个好消息。虽然我现在如释重负，但我知道我的语气听起来非常平淡。我说：“虽然说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觉得我有些失望。”他笑着回答：“养猫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认为寄生虫可以当做他们做出某种行为的理由。”我抗议道：“但是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啊。”说完我便意识到，虽然我躲过了弓形虫，但考虑到我们这么喜欢欺骗自己——再加上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种寄生虫有可能操纵我们的思想——有人能说得出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一切吗？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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