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企改革前沿论坛圆桌对话：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加快推进职能转变

李明星：国企国资改革是中国特色系统工程

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九大。五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议，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六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关决议，系列部署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议题，是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重点在经济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各个方面，覆盖领域较宽，可以说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交叉、融合的议题。

此前，在我参与的一些国际会议上，很多外国朋友都提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热议中国发展的特色要因在哪里。我想，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国有资本发挥良好社会经济功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壮大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一位德国代表问我中国发展的原因时，我说明了国有经济重要地位、国有资本强大功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等因素之外，强调了中国人民追求中国梦的良好愿望，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当时，那位德国朋友给我讲一个比较经典的幽默故事：有一位非常朴实善良的妇女在教堂祈愿三个愿望，第一是想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第二个是有一个善良体贴的丈夫，第三个是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牧师听后说，你的愿望很美好，但难以实现，因为顺序错了，提醒说应该先有丈夫后有宝宝。

其实，那位德国代表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中国能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有一个追求中国梦的良好愿望和激情，还应该有好的中国设计，包括社会制度设计、体制机制设计、路径方法设计等。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是中国特色含量较高、要求精密度极高的一项系统工程。

回过头来看聚焦在国企国资改革发展的“1+N”政策体系，比如，于 2015年8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后来紧跟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见、还有今年4月国办转发的关于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的方案等等，这一系列的文件形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严谨、相互配套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阶段性成效。

董朝辉：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变与不变”

改革有它自身的逻辑，一是要奔着问题去，没有问题就没有改革，改革是在解决问题当中不断深化；二是改革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对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如此。

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个改革要解决的大体上是五个问题：一是体制不顺的问题，怎么把监管体制理的更顺一样，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二是国有企业机制不活的问题，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机制与市场相接轨。三是接轨不优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监督不力的问题，我们国有资产存在一些流失的问题。五就是党建不强，在一些企业党的建设出现淡化、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问题。

这一轮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解决变与不变的问题上，首先是“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个是监管的思路要变，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比如说国资监管以前更关注企业干的怎么样，今后国资监管要更加关注国有资本运营怎么样。二是监管的重点要变，今后要逐步转向关注国有资本的布局，它的运行，它的回报和它的安全。三是监管的方式要变，就是要转向市场化，法制化和信息化的监管方式上。四是监管的机制要变，监管的机制变要转到事前制度规范，事中监管，事后问责的机制上。第五个变就是监管的模式要进行变化，我们内部在监管流程上，在管理和监督上要打通。

国务院近期颁发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我们在学习这个方案的同时就已经把我们自身的结构进行了调整。现在国务院国资委在这一轮改革当中内部的结构合并了6个局，新设了4个局，调整了5个局，就是内部结构调整幅度三分之二，干部交流是三分之一，取消下放授权43项权力，内部调整优化规范了34项职能，所以在整个国资委转变职能、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当中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这条主线是不变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一种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二是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这个不变。三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不变。

所以，在这一轮改革当中可以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整个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了三个强化：第一是强化了管资本的职能，第二是强化了管监督的职能，第三是强化了管党建的这项职能。

毛增余：关于国资监管的两点建议

《国资报告》是国务院国资委主管，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一个杂志。2014年12月，首届国企改革前沿论坛在广州召开。现在两年半时间过去了，我们杂志连续出版了31期，刚刚过了而立之期。现在，《国资报告》已经成为宣讲国企故事、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正能量、传播好声音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两年半以来，《国资报告》刊登了一系列重磅的文章，比如说我们围绕讲好国企故事这样一个主题，曾经报道过“国企改革12样本”并出了相关书籍；还有，我们及时回应社会各界的关切，曾经推出过“校办企业国资监管”等专题。另外，最近一期我们推出了“习近平的国企足迹”这么一个重磅专题，为十九大营造良好氛围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今天我们这个圆桌会议有一个主题，就是围绕国资监管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从杂志社的角度提两点小的建议：

第一点建议：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关于这个话题，国资报告杂志原来曾报道过的一篇文章，就是校办国有企业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对国有资产监管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借这个发言机会，我们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所属的经营性国资纳入集中统一监管体系中来。经过多年的改革，我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国资监管的队伍，在国资监管工作中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熟经验，如果我们把党政机关还有事业性单位所属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也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对于完成国有资本监管的全覆盖，进一步发挥国资监管优势，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国资监管基础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第二点建议：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时同步设计监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跟我们原有的国有企业形态上还是有所不同，它立足于产融结合，更主要的任务是做产业投资者。但是，不管怎么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多多少少还是拥有一些金融企业的属性，是要从事资本运作的。当前，我们国家在资本运作这一块，尤其是在对金融企业监管和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等方面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同时，能不能更好地借鉴一下其他部门一些比较好的监管经验，防止出现“灰犀牛”事件？这对我们国资监管系统来讲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罗俊茯：国资监管的“三个一”和“三个转变”

这几年来，围绕完善国资监管，广州市国资委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主要做法有“三个一”和实现三个转变。

国资监管的“三个一”：一是打造“一盘棋国资监管格局”。广州市国资委是2005年组建，当时27家直接监管企业；到了2013年有130家市属企业纳入国资监管，其中65家纳入直接监管，所以在那个时点有92家市属企业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经过这几年的重组目前只有35家，整合重组力度很大。刚才毛总编讲到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广州市已经实现了，而且因实现统一监管，才能实现“大国资、大整合、大运作”。许多产融结合、资本运作项目都可以开展，因为广州银行和广州农商银行等金融企业纳入我委直接监管，还有推进全国第一家地方国资背景的金融控股平台（越秀金控）主板上市等，所以国资的统一监管是我们非常坚持的，这也是国资改革促进国企改革发展的实例，在广州市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成果。二是出台“一系列监督管理制度”。我们出台了100多项监管制度，包括分类监管、考核、产权交易、土地资产处置等各方面。三是建立了“一体化综合监管体系”，这里面除了常规的纪检监察、审计、财务、法务等，我们还创新了外派监事制度。我们今年新招聘了非公务员身份的29名监事，特别强调专业素质，以强化监督力量，使监事会能有效发挥侦察兵、救火队的作用。

国资监管的“三个转变”：一是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二是从行政化管理手段为主向市场化、法制化转变；三是从单纯管理向管理与服务并重转变。当前，我们已经有两大抓手，一个抓手是设立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广州国发，而且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如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二次混改）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来集中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目前广州国发已控参股国有上市公司已有8家，它今后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一个是打造国资产业基金群，目前总体签约规模3700亿。这些基金的管理都是由专业化的团队来做，而且整个机制都是完全市场化的，具体的运作我们国资委不干涉。在法制化方面，我们一直非常注重依法监管，向企业充分授权，特别是主业投资的决策权全部授权予企业董事会；对于董事会规范的企业，我们还授予高管薪酬考核分配权和选人用人权。如去年薪酬改革之前，我们国资委只考核董事长一人的薪酬。我们还梳理了权责清单，将审批事项减至18项，是同类城市中最少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充分激发企业的活力，因为激发活力是完善国资监管的一项中心任务。

余宁： 围绕“放管服”做好五篇文章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和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管人管事管资产”是《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关于出资人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法定职权的精炼概括。中央要求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并不是由“三管”到“一管”，而是从更高层面，在行使出资人法定职责基础上，更加注重依法监管、科学监管，增强监管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重庆国资监管机构主要是围绕“放管服”三字经，做好“五篇文章”：一是做好“放”的文章。以管资本为主，制定职能转变方案和权责清单，拟取消、下放或授权43项监管事项，严格规范企业投资行为。该管的到位，不越位、不缺位；该放的分类放权、分步实施,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放权不放羊。

二是做好“改”的文章。明晰权责边界，推动3户国有资本运营公司，13户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规范运行。明确市国资委对投资运营公司9项职权；授权3项；归位董事会12项；董事会行使职权11项。一企一策，动态调整。

三是做好“合”的文章。整合企业内部监督资源，构建内部大监督工作机制；整合外部监督资源，构建出资人监督、审计监督、监事会监督与巡视、纪检监督协同配合机制。将监督发现问题作为追责问责依据。

四是做好“治”的文章。开展违规投资、违规转借贷款、开办关联公司“围啃”国企、违反“三重一大”制度决策和违规招投标等专项治理，对发现问题全面整改。

五是做好“服”的文章。建立委领导联系企业制度、困难企业帮扶机制，协调解决企业资金调度、资产处置、股权转让、土地划转等问题，服务企业发展。

梁军：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不是推倒重来

在这一轮国企改革中，特别是现在要探讨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广大国资系统的工作者一定要坚定信心。这个信心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自信、业绩的自信，或者是对改革方向的自信。

为什么这样说？现在我们一说到国企改革，说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社会上就有很多“怪声音”，认为国企现在搞不好，就是因为监管体制有问题。管得多，管错了，不该管。认为整个国资系统机制僵化、实力不强，都是监管者的责任。

在这种氛围下，可能会导致我们广大国资系统的工作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得已要顺应发出这些“怪声音”的人的思路去改。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实际上，刚才各位介绍了很多改革情况，以及今天一整天论坛介绍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出，我们国资系统，特别是各级国资委成立以后，我们的国资监管以及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一直在改革。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很多改革的举措，其实我们在历史上都已经做了的。我在广州，对广东、广州国资系统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基本上跑遍了所有的企业。比如说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规范董事会建设，等等，十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做了，并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去做的。我记得咱们广州国资系统2009年就取消了国企领导人的行政级别，还下了文件的。后来搞着搞着，又全部都有级别了。这个不是我们国资系统的问题。我们是很想改，有这个意识朝市场化的方向去改，可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决定不了的。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从各级国资委成立以来，建立了基本规范、体系完整的监管制度，才有了我们的国资系统从原来的“九龙治水”局面，到后来逐渐的收拢、规范、兼并、重组，再往后就轻装上阵，并大踏步前进的良好局面，大家要看到这样的成绩。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总书记也定了调，我们是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是推倒重来。我觉得建立这个自信非常重要，这也类似于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了这个自信，再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我们的思想就能更解放，步子就能够更稳，不为各种错误言论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