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财源相对充裕的东南省份深陷战争泥淖，户部库储锐减，无法落实军饷酌拨祖制，战区省份督抚、将帅只好自筹军饷。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为纾解饷源困局，另辟蹊径，推行隔省筹款，在湖南设立“东征筹饷局”（简称东征局）。该局既是清代财政祖制之外的筹饷机构，又是在战区之外的他省厘金局基础上建立的“局”外之局，其开办、运作和裁撤过程错综复杂，一波三折，别具解读价值。然而，学界对东征局运作始末和兴废纠葛尚未充分关注，既有著述较少，且其中不乏舛误。笔者不揣浅陋，考证其始末流变，借此管窥晚清战时财政运作中的多方纠葛与时局牵制的实态。
一、 隔省设局筹饷
咸丰十年，常州、苏州相继被太平军攻陷后，皖省战局日趋吃紧。曾国藩统率湘军围攻安庆，因饷需匮乏，军事进攻遭遇掣肘，面临原地待饷的困境。湘军东征作战，鄂省协饷是其重要财源之一。然而，自从石达开率军进攻四川，川盐井灶毁坏严重，湖北所收川盐厘金骤然短绌；咸丰十年，浙江、河南多次戒严，商人裹足不前，鄂省百货厘金收入锐减；加之遭遇数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湖北收入不及去年的十之二三，鄂省财政陷入竭蹶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在皖省作战的湘鄂军队饷需供应。
鄂省之外，其他省份的协饷亦未见充足。停兵待饷之际，幕僚黄冕向曾国藩提议隔省筹饷，“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两江总督曾国藩非常清楚此法是迫不得已的“创举”，既有悖于协饷规制，又违背常理，且湘省厘金征收体系已经形成，百货厘金税率在初兴时一般是值百抽二三，隔省筹饷推行难度极大。此法伤民，需慎之又慎。
曾氏与同僚经反复协商，决定冒险采纳黄冕的建议，权宜济急。曾氏一方面联系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将湖北东征皖省军队也纳入湘省税厘加征收入的资助范围，寻求他们支持。这是基于湖广总督兼辖鄂与湘两省，官文有可能规劝湘抚接受曾氏隔省筹饷决策。另一方面，曾氏设法争取湘抚骆秉章的支持。胡林翼虽不看好此法，但凭胡、曾二人袍泽之谊，也要密切配合；官文基于鄂省现实，会赞成此举；骆氏及湘省大吏，鉴于曾氏困局和官文态度，内心虽非情愿，但也不得不同意。
在官文、骆秉章等人的支持下，咸丰十年七月，由臬司裕麟、道员黄冕、郑元璧等，会同湘省藩司文格在长沙设立总局，又选派翰林院编修黄锡彤、员外郎郭征畴等官绅设立分局。湘军攻克一处，就地酌添卡局。如果厘金卡局人手充足，兼收东征厘金；不足，则派绅士于各州县市镇设立分局。主持事务的局绅道员大都是曾氏幕僚。八月，大致形成总局、分局并立的格局。前人研究在东征局成立时间上存在争议，唐浩明认为东征局在咸丰四年田家镇大捷前已经建立，梁勤则表示东征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设立，成晓军认为该局成立于1861年，这些推断显然有误。东征局的主要职能为抽厘筹饷，偶尔还为湘军采办谷米、督销淮盐、制造火药和枪炮子弹。在局款收入分配上，曾国藩与官文等人达成协议，东征局饷银2/3解拨江西粮台，协济在皖南作战的湘军；其余解拨湖北粮台，协济在皖北作战的鄂省官军。
东征局初办时，湘省布政使文格尤其反对。幸逢在咸丰十年七月设局关键时刻，咸丰帝特谕湘省大吏必须支持接济曾国藩湘军饷需，加之湘抚施压，文格才有所收敛，省垣大吏并未形成致命的掣肘势力。
东征局“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这种做法损害了商人尤其是大商贾的利益，繁重的税率让他们不堪重负，“浮议繁兴，怨谤交作，几于不可终日”。阻挠者假借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之名，“作一长缄，力诋不便，传播远近，几将停办。厥后局绅亦借贱名（曾国藩——引者注）作一长函，痛辨其非，浮言遂息”。黄冕以曾氏之名辟谣回击。东征局最初设在黄冕家中，有人竟扬言要焚烧其住宅。对此，东征局局员不畏阻力，力排非议。黄冕、裕麟及各分局员绅以私情公义激劝、开导商民，并宣示：收复金陵后，停办东征局。局署对过激者则进行武力镇压东征局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才平息了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
筹备设局期间，曾国藩基于稳妥考虑，并未立即上奏朝廷。直到咸丰十年十二月底，曾氏与官文、胡林翼、骆秉章、翟诰联衔正式向上奏明东征局设立情况，对“先设局，后具疏”的做法作了解释：“臣以隔省筹饷，事涉烦难，未敢遽行入奏。九月间夷氛内犯，该局官绅闻臣有带兵入卫之奏，益复倡明大义，急凑东征之饷，先犒北上之师。由是规模渐定，众情胥协。”其辞避而不谈湘省商人阻挠加征厘金的情形，却将其“深明大义”正面托出，掩饰其非。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朝廷便认可了东征局的设立和运作。
二、 显效与奖叙
东征局开办初期，曾国藩唯恐此路不通，密切关注局务动态。不久，他发现官绅筹饷得力，解饷及时。咸丰十年九月间，该局就已“报解银二万五千两”。曾氏与湖广督抚于十二月间上奏朝廷，请求对“盐、茶各商抽收较多者，应仿照江西茶捐之例，给予奖叙”。曾氏依照惯例，奏请用捐纳的方式奖叙大商贾，商人既受恩惠，饷需且有着落。毛鸿宾继任湘抚后，该局每月解款有时竟超过3万两。湘军攻打安庆时，“江西境内贼陷吉、瑞二府十余县，湖北境内贼陷黄、德二府十余县，均不能解济皖饷。赖东征局办饷数万，飞解安庆，军心大定，克竟厥功”。在攻打金陵的关键时刻，东征局“即解火药三十万斤”。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曾国藩认为东征局筹饷功绩，“迥非寻常粮台、厘局所可相提并论”。东征局自咸丰十年八月起至同治四年（1865）七月止，解银365万余两，钱82万余千（串），每年约可得银80余万两。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东征局拨解湘军饷银261万余两，钱90万余串，（不含钱数）大约占东征湘军军费的15.5%，其供饷水平不可低估。
东征局筹饷显效不仅归功于本局官绅，还与几任湖南巡抚的鼎力支持有莫大的关系。曾国藩特别重视与湘抚骆秉章的关系，两人就团练、湘勇募集、勇饷筹措拨解等问题，时常函札往返。东征局的开办，骆秉章功不可没。湘抚毛鸿宾和曾国藩是同年，有着“昆弟之交”。曾国藩曾上奏称赞毛鸿宾解饷及时，不分畛域。继任湖南巡抚恽世临也与曾氏私交甚好，为湘军筹饷不遗余力。
东征局为湘军筹饷贡献突出，在襄助曾国藩裁勇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湘军攻克金陵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由战时倚重其力转变为战后忌惮其雄。曾氏处境如履薄冰，极欲远权避谤，裁撤湘军。唯善后开支数额巨大，他多次与湖南巡抚、东征局协商延期撤局，为撤勇提供饷需。最终商定于次年夏间撤局。曾氏撤勇“专恃东征一局设法清完，计先后撤遣数万人，补发欠饷数十万”。光绪年间，时人亦肯定东征局在配合裁军方策上的突出贡献。
基于对东征局功绩的肯定和笼络同乡官绅的需要，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曾国藩、官文、毛鸿宾联衔奏请奖励东征局政绩突出的官绅，朝廷全部照准。这次奖叙将近490人，充分考虑了在设立分局、推广加征厘金方面有功的各方势力。擢升高官者多为与曾氏私交甚好的官员、幕僚，如恽世临超擢湖南布政使，广西补用道黄廷瓒着赏加按察使衔等。当时，这类性质的奖叙为一些怀才不遇的幕僚、士绅提供了施展才华、进入仕途的机会。湘军攻克金陵，东征局有“扶危定倾之功”。
东征局开办数年，并非白璧无瑕，亦存在问题。如分局设立密集，员绅冗多，费用过重，黄冕等人甚至任人唯亲，外界议论纷纷，啧有烦言。曾国藩虽早有耳闻，但鉴于隔省筹饷情形特殊，一则鞭长莫及，不便插手，二则极力避免因修正枝节而毁及主干。朱东安指出：“东征局不仅聚敛巨款，严重阻碍了湖南经济的发展，而且扰害多端，甚有急于采办芒硝，在民间拆屋挖墙之事。”东征局的运作有利有弊。
三、 后期裁留纠葛
同治三年（1864）夏季，金陵太平军被歼灭，东征局使命基本完成，因筹济撤勇经费，延缓裁撤。曾国藩等议定待裁勇结束，立即撤局。然而，其他战区突发的军费需求，影响了撤局进程，各种纠葛纷至沓来。
九月，陕甘总督杨岳斌回湘募勇，因筹饷有限，招募人数大打折扣。此时，远在西北的都兴阿、恩麟、雷正绾等人纷纷向其发函，均称甘省饷项紧缺。次年（1865）二月，杨氏奏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所收厘金还清湘军撤勇欠饷后，全部解归杨营。此时，云、贵两省民族起义烽火正旺，贵州巡抚张亮基、云南巡抚林鸿年也先后奏请分拨东征局饷银支应军需。清廷皆予允准，下令相关省份督抚妥善办理。曾氏认为甘、滇等省分润该局饷银的要求极不合理。依据清代祖制，协饷应遵循邻近、次近原则，以及选择与本省安危唇齿相关的省份加以协济。
揆诸实情，数省善后和战事都需饷银，不宜撤局。但考虑到曾国藩重权在握，湖广督抚也主张撤局，枢臣只好让步。撤局的前提是：第一，东征局厘金不能全部裁完，只能酌减有碍民生的厘税；第二，保证江苏等四省供应甘肃、新疆的饷需。清廷将难题抛给曾氏，明示妥协底线。
曾国藩建议朝廷，应该等到甘肃战事结束后，再筹济新疆军务。他力劝杨岳斌改变初衷，愿意每月协饷对方3万两。他还亲自与江苏等四省督抚议定每月共协解甘饷105万两。接着，曾氏再次奏请撤局，表示湖南保留东征局部分抽厘项目，承担协解甘饷1万两，若月收较旺，还可多行拨解，但东征局必须裁撤。此方案“虽无西征局之名，而亦暗留协助甘饷之实”。
为达到撤局目的，曾国藩多次上疏，促使朝廷允准。曾氏急于撤局，其原因一是曾氏移师山东在即，必须尽快撤局；二是曾氏于同治初年着手规复淮盐引岸，同治四年盐税盐厘达数百万，湘军有了充足的饷源；三是多省觊觎东征局饷银，撤局方可打消其念头。关于撤局的时间，朱东安、梁勤、易孟醇误以为是同治四年五月，他们可能只关注到曾氏呈请撤局奏折及朝廷此时的态度，忽视了事后的变化。
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初一日，李瀚章上奏将盐、茶两项所完东饷全数归并本省局卡抽收；百货厘金酌留四成，“增为本省厘票内作为协饷”，枯饼、石灰东征厘税全数豁免，谷米、煤炭除出省卡税仍照百货抽收外，其各府州县东征落地厘金全数豁免。截至七月底，所有东征局卡全部裁撤。自八月初一日开始，按照新章办理。湘省撤局贯彻了曾国藩“有留有裁”的妥协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