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钱学森故事》，作者：涂元季 莹莹

1

密信，咖啡馆里的玄机

1949年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留学美国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因为担心先进军事技术流入到新中国，则千方百计的阻挠钱学森回国。

作为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困境一清二楚，他曾撰写文章揭露当时美国政府的把戏：

帕萨迪那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但钱却被滞留美国达五年……

滞留钱的目的，是要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

他从未放弃过回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联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

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了，即使你有最强的赞助，也帮不了多少忙。

患难见真情，蒋英和钱学森结婚不到三年，刚有两个孩子，幸福甜蜜的家庭生活就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1950年钱学森入狱、获释、被监视、软禁到1955年间，蒋英正处在30岁到35岁的年龄段，风华正茂，是发展事业的最佳时期。作为一位受到过优良教育，在西方古典歌曲演唱上，有着深厚造诣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在此时应该多举办几场音乐会，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杜鲁门政府对钱学森的迫害却使蒋英的才华被埋没，她无法再展夜莺般的歌喉，虽然钱学森的薪水请得起管家和保姆，但蒋英担心管家和保姆会被政府叫去审问，这无疑是在家里安置了一个监视器，更担心请来的人会危及钱学森和家人的安全。

因此，蒋英坚决不请任何佣人，她担当起钱学森和孩子的全职保姆。她美丽而高挑的身材不再出现在舞台上，而是时常奔波在去菜市场和超市的路上。

蒋英还充当着钱学森的哨兵，钱学森待在家里埋头科研时，蒋英就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走动，时不时看看窗外和门外有没有可疑的人。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一家只能在住宅附近30米以内的范围活动，特务们24小时监视钱家的动静，记录有什么朋友来访，钱学森去哪里。

钱学森干脆哪儿也不去，过着孤独的生活。钱永刚曾回忆那段日子，说：“我和妹妹在家里憋久了，就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远处玩。结果，爸爸带着我们，坐着车，在附近转了一圈很快就回来了。”

转眼到了1955年5月，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天清晨，中国餐馆的伙计给钱家送来一篮新鲜的蔬菜，蒋英接过菜篮子，里面有一本中国画报。她打开翻看了一下，立刻放下厨房的活，来到卧室，拉住刚起床的钱学森，把画报塞到他手上：“快看！”

夫妇俩看到卷首醒目的位置上登着一张大黑白照片，正值五一节，中国为了庆祝节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照片上有一张他们熟悉的面容——陈叔通老前辈，就站在毛主席身边。照片很清晰。钱学森和蒋英会心地相视一笑。

19世纪末清政府统治时期，浙江一个为人羡慕的家族出现了“一门三翰林”的盛景，便是陈叔通家，父亲陈豪、哥哥陈汉第（仲恕）和叔通自己先后考取清朝当朝进士，并点了翰林。

1894年5月，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了求是书院，乃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陈仲恕先生任求是书院的监院，即校长，陈叔通为副监院，钱均夫和蒋百里就读于求是书院，是叔老的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钱学森小时候见到叔老都会恭恭敬敬地鞠躬，口中叫着“太老师”。

民主革命时期，陈叔通是著名的工商业者，进步的民主人士，曾应毛泽东邀请，出席开国前夕的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挚友。

钱学森和蒋英想如果能求得叔老的援助，一定能得到国家的鼎力相救。

夫妇俩十分激动，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他们顾不上吃早饭，立刻商量着如何能和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营救他们回国。

为了防止书信落到美国政府手里，他们不敢直接把信寄回国，蒋英提议寄到比利时的妹妹蒋华那里，请她转寄给陈叔通。

钱学森夫妇立刻着手写信，提笔给伟大祖国写求援信，钱学森心中充满恭敬和迫切之情，他写道：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纸期刊上见到您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学森等几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一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信中还说：“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中国学生愿意回国都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求祖国帮助早日回国。”

钱学森还附了一张《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的小剪报，上面说美国政府不愿让钱学森离开是“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担心会被特务认出笔迹，蒋英写信封，她特意模仿了儿童的笔迹。

由于屋外就是监视的特务，只能在住宅附近活动，怎样才能把信偷偷寄出呢？长期跟特务作斗争，钱学森夫妇也练成了反特本领，两人在住处附近仔细侦察了一番，发现一家咖啡馆里有玄机。

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打扮成出去喝下午茶的样子，慢慢地走近那间咖啡馆。果然，两个特务靠了上来，钱学森判断如果两人一起走进咖啡馆，特务肯定会跟进去，咖啡馆里的小邮筒就暴露了。

他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尾随在后的特务，特务们猝不及防，看钱学森站在那里不走了，就在三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脸尴尬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些特务都不是第一次跟踪钱学森，被钱学森骂过几次，因此不愿再上前挨骂。

蒋英大声对钱学森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她迅速溜进咖啡馆，将藏在裙子里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信一寄到比利时，蒋华立刻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

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蒋华很高兴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我不知道陈叔通在哪里，就把信转给他爸爸。他爸爸又将信转给陈叔通。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辗转而来的信，觉得意义重大，没有片刻耽搁，当天就把它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8月，恰逢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中方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回国，钱学森的求援信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周恩来总理拿着信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2

11名美国飞行员换回一个火箭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的敌视政策。

1953年7月，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终于结束，美国不愿同中国直接接触商议朝鲜战场战俘的释放问题，它害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但是，美国政府不能坐视一批战俘关押在中国不管，所以开始动脑筋如何与新中国接触并谈判。

1954年4月25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最具有外交风采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当时兼任外长，他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

会议持续到5月，周总理向美方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的问题，由于美国封锁消息，新中国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精确数字不清楚，也不掌握直接证据可以指控美国政府阻挠留学华人归国，美方矢口否认事实存在。

美国急于要回在中国关押的战俘和美国侨民，便开始试探性地通过当时已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与中国交涉。周总理敏锐果断地抓住机会，他认为这是在美国对中国敌对和僵硬状态下的一次有利于中国外交的机会，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

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安排了中美两国代表——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U.艾里克西斯.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双方接触了三次，并没有结果，但周总理认为，在中美之间要留出一条门缝，以便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三个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但是谈判一直拖延着没有进展。

第二年的8月1日，又一轮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即，来自钱学森的求援信及时出现，周总理拿到信，激动地对王炳南说：“好，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中国代表团按照周总理事先部署好的对待美军战俘和美国侨民回国的政策：“先放人，后谈判”，争取外交主动。

谈判出现了转机。

王炳南大使按照这一部署在两次会议上取得了主动权。1955年8月1日的会议上，王炳南对美国代表约翰逊说：“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经于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可抵达香港。”

中国政府首先释放美军战俘的消息立刻在国际上形成了有利舆论，新中国政府是有诚意的，美国人开始感到压力。

第二天的会议，王炳南大使继续采取行动：将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约翰逊非常被动，由于美国并没有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名单，约翰逊大使只能一再强调去年4月，美国国务院已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他向中国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回到祖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

王炳南大使清楚，如果没有证据，这将又是一次无疾而终的会议，但是今天，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铁的事实，不容美国代表再当面撒谎。

赴日内瓦之前，周总理召见了王炳南，总理交给他一封信：“炳南同志，这封信很及时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王炳南大使面对“一脸无辜状”的美国人，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并将原信及翻译件拍在了约翰逊等美国代表面前的谈判桌上：“请大使先生看看，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4月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愿望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人没想到中国代表掌握了这样有力的证据，约翰逊无言以对，赶紧以要调查核实的理由匆匆结束了会谈。

休会期间，约翰逊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杜鲁门已经下台，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他说了一句：“让他回去吧！”

谈判出现了转机，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钱学森的一封信不仅赢得了回国的自由，而且赢得了新中国对美外交的一次胜利。周总理由衷感到欣慰：“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未获积极成果，但就从要回钱学森这件事看，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3

周总理交给钱学森重要任务

1956年1月底，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钱学森归国三个月，便当选为政协新增委员。

2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

宴会厅喜气洋洋，国家领导和各界著名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大红请柬走到自己的席位——第37桌，但是，工作人员上前拦住了他，“首长，请您坐到这边”。他领着钱学森坐到了宴会最前方正中的一桌，只见钱学森的名牌赫然放置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右边，这可是毛主席最看重的贵宾坐的位置，钱学森有点疑惑，但随即感到无比光荣。

毛主席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到了第一桌，他热情地用湖南话招呼站在桌旁的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

中青年科学家钱学森坐在毛主席身边，成为宴会厅最受瞩目的焦点。

钱学森后来知道，是毛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

毛主席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中，这是他归国后第一次零距离地与毛主席对话，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对自己的关怀。

这一幕铭记在钱学森心中，他回忆说，毛主席说的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希望他多多培养年轻人。

钱学森一直致力实现毛主席的殷切希望，他参与了中科院与清华大学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教学，给同学们讲授《水动力学》；给国防部五院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讲《导弹概论》；创办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专业，都是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尽自己一切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56年2月4日是一个周末，下午，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在景山西街的家中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陈赓作陪，谈话的主题是导弹。

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基础，这次钱学森谈得更加具体，包括人力、物力的估算，人员、机构的设置等等，他道出自己的初步设想和蓝图。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叶剑英、陈赓听得聚精会神，三人对研制发展火箭、导弹事业的兴趣越谈越浓，心情也愈加迫切。

叶剑英简洁明快地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为祖国效力使祖国强大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毫不犹豫，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将努力为之。

叶剑英看时机已经成熟，立即起身说：“今天是周末，总理他们可能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叶剑英带着钱学森和陈赓等人驱车来到三座门，果然，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

一曲结束，叶剑英和陈赓快步走向周总理。总理认真听着叶帅的述说，频频点头，显得十分高兴。

“好啊！”周总理说，“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

说完，周总理迈着潇洒的步伐朝站在一旁的钱学森走来，他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你好啊！我是周恩来，欢迎你啊！你在美国的事，我已有耳闻，回国来怎么样，生活上还适应吗？”

钱学森望着这位亲自援救自己回国的总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的胸口堵住了，有太多的感情和想法想向总理倾诉，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总理的手。

周总理亲切地拉着钱学森到沙发前坐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好吗？”

钱学森听到周总理一直称他为“同志”，感到非常亲切，从总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待和重托，他用力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第一次听到敬爱的周总理称自己为“同志”的情景，令钱学森终生难忘！“同志”，这蕴含了多大的信任和重托！一声“同志”，把这位刚刚归国的学者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同志”，这是一个多么高尚，多么信赖的称呼啊！在几十年后，当社会上又开始流行“先生”、“小姐”的称呼时，钱学森依然喜欢“同志”这个称呼，他认为，这是对别人的最大信任和尊重。

回来的路上，钱学森感慨地说：“真是很奇怪。我是个见过世面，头脑也还算清楚的人，今天不知怎么了，见了周总理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真是一个伟人，站在他面前，我们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4

新中国最绚烂的蘑菇云

1966年，在周恩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排除了各种干扰，不断解决两弹结合中的技术问题，推进科研进程。

为了验证“东风—2甲”导弹和换弹头的安全可靠性，钱学森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基地，主持实施了两批多发两弹结合“冷”试验。他遵照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严格组织实施，不放过试验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细小问题。

为此，他在基地一待就是几个月，连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的时间都没有。这使得老父和岳母十分担心，夫人蒋英也坐不住了，只好去机关问七机部的领导：钱学森究竟到哪儿去了？几个月都没音信，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七机部的领导告诉蒋英，说钱副部长在基地主持试验工作，他一切安好，请家里放心。

“冷”试验结束，钱学森于1966年10月20日返回北京，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周总理听取汇报时，仔细询问了“冷”试验中的每一个细节，确定“万无一失”的情况后，才下决心进行“热”试验。

于是钱学森、国防科委的张震寰副主任和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一起赶回基地，准备即将进行的“热”试验。鉴于此次试验事关重大，在试验前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问，这次试验谁去主持？聂荣臻元帅主动请缨，周总理点头表示：由你亲自出马，我们放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试验还惊动了毛主席。

毛主席以前是从不过问具体事情的，一切交由周总理去办，对于周恩来的精明和细心他是完全信赖的。但是，“两弹结合”试验非同寻常，他老人家便亲自出马。

1966年10月24日，周总理、叶剑英、聂荣臻、钱学森向毛主席作“两弹”结合准备工作汇报，听完聂荣臻的报告，毛主席对聂荣臻说：“你是常胜将军了，这一次又准备得这么充分细致，我看没问题，祝你再次得胜回朝。”

但他接着又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参试人员群情激昂投入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大家表决心，发誓言，一定要圆满完成试验任务。于是多项检查、测试、安装、对接、调试等加紧进行。

一个战士在检查时发现有个插头接点里有一根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很大功夫，终于把它挑出来。钱学森得知此事，极为赞赏，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用纸包好，带回北京，作为作风细致的典型事例教育大家。

当一切准备就绪，聂荣臻将在现场主持试验，他再次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情况报告，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1966年10月27日9时为“零时”。

这一天准点时刻，随着一声洪亮利索的“点火！”口令下达，轰隆隆的巨响中，巨龙的尾巴卷起遮天的火光和烟云，矫健的身姿稳稳地冲向高空。这是一枚不寻常的导弹，它挟带着威力无比的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仿佛是一位武功高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冲向远处的敌阵。

很快，好消息传来，核弹头在无人区罗布泊上空爆炸，并准确命中目标，这是新中国上空腾起的最美的一朵云，也是一朵证明新中国越来越强大、捍卫祖国疆土的云。

非常圆满！试验非常成功！国防科委将拟定的新闻稿送周总理审阅，周总理非常满意，亲笔在“命中目标”四个字前加了“精确”二字。

聂帅和钱学森高兴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沉重的压力在此时像核弹头一样释放出来。

毛主席在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兴奋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些尖端技术，极好，逼得我们自己干出来，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1967年4月，钱学森在七机部《关于“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工作总结”报告》上批示肯定：“这也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试验工作。”这次试验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开创了世界导弹核武器在国家本土进行联合试验的先河，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使亚洲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核大国。

同年12月，中国“东风—2号”系列导弹武器系统通过国家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的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正式装备了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成立于1966年，前提就是“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东风—2号”系列导弹武器系统正式装备部队。

可以说，钱学森的回国恰逢其时，催生了中国的导弹部队。

尽管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和七机部的身份和工作是保密的，但是美国人还是很明白钱学森在“两弹结合”中的关键性作用，就在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第二天，1966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文字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在1950～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