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各种传播学教材或专著上，“批判学派”的“出镜率”相当高。就研究风格和学术出发点而言，传播学相对地被人们划分为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与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两大类，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但即使这样，“批判学派”这个名词的内涵与外延也并非那么容易准确表述。事实上，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进程中，这个概念一直处于不断地变迁之中。
如果回到发生学的语境，那么“批判学派”当然与“批判”一词是有关的。Critical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Krinein，即分开或分辨，并没有负面批判或批评的意思。在现代英语中，有5种常见的解释：（1）表达相反或不赞成的评论或判断；（2）对文艺 、音乐或艺术作品的优缺点进行分析评论；（3）（环境或问题）有潜在的危险，危急关头；（4）数学或物理学术语：从一种态势向另一种态势转化的状态，即临界状态；（5）（核反应或燃料）维持自持链式反应。其中前两种均与“批判学派”相关联。
一般认为，在学术上使用“批判理论”一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个词使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看作是批判学派。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批判理论”这一概念。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肯定性和顺从性的理论，而后者是一种否定性的理论。霍克海默宣称“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 ”，因此“真正的理论更多地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然而将批判理论与批判研究这个说法发扬光大并获得真正认同的是拉扎斯菲尔德。1941年，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论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二元对立的格局就此逐渐成型。尽管在这篇文章中，许多学者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主要用意是强调批判研究的价值，强调两种研究传统相互补充 ，“具体地说，就是用批判学派的眼光提出课题，用管理学派的逻辑加以证明”，但传播学二元对立的学科结构却因此奠定。“批判学派”就此成为一种观念上的存在。从此，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为指针，以否定当前传播格局、传播秩序与传播技术的合法性为旨归的研究学派均被称为批判学派。该学派被用来指称以达拉斯·斯麦兹、赫伯特·席勒为代表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以马尔库塞、洛温塔尔、纽曼为代表的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中国大陆而言，批判学派的被认知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不久，赫伯特·席勒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被相当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但对于这些研究在传播学史上的意义，大陆学者在当时并不太了解。林珊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翻译传播学批判学派作品的学者。1979年，《国际新闻界》第一期第一篇就刊登了林珊摘译的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赫伯特·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除此之外，林珊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师生于 1984年翻译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公司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一书。但很显然，林珊等并没有凸显或强调这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有一部分大陆学者认为席勒等人做的研究就是我们建国以后一直在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批判学派”在当时的中国既没有 “名”，也没有“型 ”。对此，刘海龙用“失踪”一词概括了上世纪传播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隐蔽的学术形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张藜、郭庆光和王志兴等学者的文章中，开始出现了“批判学派”这一概念。但在此时，“批判学派”就是指西欧的传播研究，以对应美国传播研究。在《美国和西欧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中，张藜详细研究了20世纪 60年代以后西欧的大众传播研究，认为它的特点是：主张用整体化的方法研究传播学；更喜欢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较少对读者调查进行连贯和积累的研究。在文章开篇，张藜就将西欧传播研究分成四个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垄断理论学派和社会一文化学派。不过随着行文的深入，张藜开始将这四个学派统为一体：“上述四个学派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播学派，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因此，她认为：“国际范围内传播研究大体上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以美国为基地的传统传播学派，他们自称为经验学派，认为自己的研究注重经验和实证，是站得住脚的。批判学派称他们为行政学派，认为他们是维护当前行政当局的统治的。另一派是以西欧为主要基地的批判学派。”王志兴在《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一文中指出：“所谓欧美学派的分歧，确切地说应该称为‘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的分歧。欧洲大陆是批判学派的发源地和主要基地，但批判学派并不限于欧洲。在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批判学派也很有势力。美国学者中也有一些批判学派。所谓‘传统学派’，又称‘经验学派’、‘经营管理学派’、‘正统学派’等，是相对批判学派而言的，指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学研究流派。为了理解的方便，本文采用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传统学派的提法。”直到李彬 2003年写的《传播学引论 （增补版）》，还采用这样的表述：“除了经验学派，传播学领域还有一大学派，那就是以欧洲为典型的批判学派。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播学的研究一直都是经验学派一统天下。后来 ，欧洲的批判学派异军突起，才打破了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两家分庭抗礼之势。”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批判传统和欧洲的经验传播学研究，更没有注意到不同批判理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另一方面，批判学派在当时被简单地理解为对美国主流传播学进行否定和攻击的传播思想。现代汉语中，“批判”一词最常见的释义是，对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或言行批驳否定。若将“批判”与“学派 ”连用，就很容易地被人们认作是“对错误思想进行批驳否定的学术流派”。因此“批判学派”的内涵中暗示着这类研究的攻击性和揭露性，一种反美国话语霸权和知识霸权的立场。1989年林珊为《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文版作序时指出：“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西方新闻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部较好的著作，……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情’，并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医治处方’，他们敢于坦率承认现存的弊病，并加以揭露和批判，比起那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来说，他们独树一帜，重‘破’轻‘立’，尖锐有力 ，因而更加发人深省。” 从《新闻工具与美帝国》到《权力的媒介》，可以看出，林珊一开始引介这一系列批判学派作品的目的是揭露美国所谓客观公正的新闻制度事实上是美帝国的政治工具。她对“批判学派”的理解是从中国的政治立场出发的，在对西方资主义制度进行抨击的同时，赋予了“批判学派”某种“左”的意识形态色彩 。
然而，不管是林珊这样的资本主义新闻学的批判者，还是张藜这样有过美国访学经历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拥护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对批判学派的介绍是一个简单化和标签化的过程。批判学派就这样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欧洲批评者的形象进入了大陆学界。萨义德曾经说过：“观念一旦因其显而易见的效用和力量流布开来之后，就完全可能在它的旅行过程当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萨义德对观念流变的阐述恰好也适用于形容 “批判学派” 这一话语在大陆学界登陆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简化成这样的内涵：与美国经验学派有着不同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对立意识形态 的欧洲传播学，通常以美国传播学为批判对象。
20世纪 90年代，批判学派是经验学派的对立面和批判者逐渐成为大陆传播学者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文献和国外学者，他们开始意识到，批判学派似乎是由很多学派构成的，而且还不仅仅在欧洲，在北美也有分布。其实早在1986年，王志兴就指出：“所谓欧洲批判学派，其实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它实际上包括各种尝试、各种方法。也可以说派中有派。简单地把批判学派统统视为是源于法兰克福学派，是错误的。”此后，在一系列代表性的教材中，批判学派被当作一个筐子，被放入了各种传播研究学说。张隆栋在其编写的 《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将批判学派分为：法兰克福学派；以彼得 ·戈尔丁、G．默多克等为代表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派；以格雷姆斯希 （葛兰西）、奥丢赛（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思想统治”理论学派；以S.霍尔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以C赖特·米尔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派；以M．麦克卢汉、哈罗德·伊尼斯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而段京肃则在《基础传播学》中将批判学派的主要派别阐述为：（1）法兰克福学派；（2）政治经济学派；（3）垄断学派；（4）社会一文化学派。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为读者介绍批判学派时，重点提及了批判学派中的以G.默多克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 ，S．霍尔、D.莫利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A.葛兰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
李彬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0年中，他对批判学派的理解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且逐渐具有结构性与历史性的过程。在1993年他的《传播学引论（第一版）》中几乎没有提及批判学派。但自1994年以后，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批判学派的论文。早在1994年，他便认定了传播政治学和文化研究属于批判学派：“60年代的英国曾有两股学术势力最早酝酿了传播研究中的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是累斯特大学属大众传播学研究中心，以G．默多克和 P．戈尔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是伯明翰大学所属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以 S．霍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到2003年对《传播学引论》进行修订时，他用了两章的篇幅介绍各种批判学派的知识地图以及他们的师承与系谱。该书的封底介绍了增补情况：“‘批判学派’—— 这也是增补的主要部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是传播学的两大学派，而第一版大多为经验学派的内容，对批判学派涉猎较少，增补版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对批判学派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意识到它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尽管这并没有动摇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二元对立的话语秩序。然而，困惑也就由此产生：为什么一个学派之下还有那么多不太相干的子学派？批判学派有许多不同流派，那为什么还是一个批判学派？这些流派讨论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大相径庭，为什么还会被归入一个学派？指称对象如此千差万别，批判学派这个概念真的可以成立吗？
随着21世纪信息革命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二元对立的学科版图开始被解构。上个世纪的话语遗留问题——批判学派中的各种学派取向的划分归类是否准确合理，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实际上，后者与前者是紧密相连的，若是打破对学派或学科范式的划分规则框架，那么“批判学派”也 就可以从话语秩序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了。
在这一阶段，陈卫星的专著《传播的观念》问世，将传播学划分为经验一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就在同一年，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危机 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指出了技术主义范式正在崛起，并将传播学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一年后，陈力丹在其论文中也发表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我使用‘经验-功能 ’、‘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这一新观点随后也成为在2007年成为其书稿《传播学纲要》中的一部分 。
在二元对立的过程中，解构“批判学派”这一概念的声音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广义的批判学派包括许多不同派别，许多学术思想自成一家，无法为其命名，如果都将其归类为“批判学派”确实有失偏颇了。刘海龙认为，用“批判学派”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名称来指称众多理论 ，本身存在着不严谨之处，这个名称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分，用来区别实证主义取向的经验学派。胡翼青则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试图解构传播学二元对立的论文，明确地指出20世纪末学者们对“批判学派” 概念建构的短板：“正如我们不能轻率地把一个群体称为‘官二代’或‘富二代’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一群在研究角度和研究取向都不同的学者简单地称为一个 ‘批判学派’，否则就会有贴标签之嫌。”
“批判学派”这个名词的意义会因此被消解吗？这不好说。反正欧洲学者从来没有人在书写传播思想史时会将欧洲的传播学称为批判学派。这是美国传播学话语霸权时代生产出来的名词，体现了美国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傲慢与偏见，甚至有着冷战的色彩。当我们不再笼统地宣称批判学派，而只是说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我们对传播理论的结构与历史会有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批判学派”又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因为它已然和必然是有助于书写中国传播学术史的重要名词。必须承认的是，在书写中国传播学走过的道路时，“批判学派”将是一个不可能被忘却的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