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资本积累

阐明当代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首先要澄清资本的历史本性及其历史发展进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存在需要两个历史前提：一是交换，没有交换活动也就不会有资本。二是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是市场经济与一般商品经济区别开来的标志，也使资本真正成为“资本”。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特殊价值的阐释指明了剩余价值的源泉。

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不仅要求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同时也要促进最大限度的交换和消费。最大限度增殖和积累的需要造就了资本的创新本能和冲动。这种创新本能首先在生产上表现出来。由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自然限制，绝对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运动的中心，相对剩余价值才是满足资本无限增殖需要的根本源泉。为此，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提升生产能力和劳动效率。这不仅表现在劳动者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升上，更表现为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和分工协作规模的扩张。由此，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更重视管理、重视科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资本无限生产的需要不仅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生产力，而且造就了生产全面化的趋势。此外，资本最大限度地积累还需要最大限度地交换和消费来实现，资本的创新本能也在这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市场的扩张来完成既有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或生产部门）使用价值的多样化，亦即生产的全面性来更大程度地占有市场。

植根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历史本性，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生产的这种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市场的有限性之间必然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伴随着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资本通过市场的扩张和占有市场方式的变革，一次又一次地缓解了经济危机，造就了资本的历史发展中一轮又一轮的繁荣神话。然而，市场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市场有限性的矛盾是资本无法治愈的痼疾，在每一次繁荣之后又总是会遭遇同样的限制，这成为资本发展的根本历史界限。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也由资本的发展需要造就的。过度的生产又需要过度的消费来维系，否则，资本的增殖就无法实现，资本积累就不能完成。生产的不断扩张势必造成社会消费的不足，这时资本就会千方百计地引导需求、创造需求。消费社会的形成是资本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然而，资本增殖的要求具有无限性，随着资本积累规模越来越大，消费社会也无法让资本超越其固有的历史界限。

当代资本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其历史的界限方面，也表现在自然生态领域，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物质生产离不开物质资源和环境的支撑。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必然把自然视为工具，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最大消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所能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相对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能够被维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但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则是为了占有，是无限度的，这种生产必然导致对生态和环境的极大破坏。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反思，决不能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必须要追溯到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反过来，这也表明，生态危机决不只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威胁，更是资本本身遭遇到的自然界限。它表明，现有的生态资源根本无法为无限制的资本生产提供充分保障，这实质上是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遏制。在这样的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样，都是资本危机的表现。

在当代，资本发展遭遇重大危机，但这尚不意味着资本关系行将消亡。资本的创新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创新其存在形态，扩大积累的空间，寻找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非物质生产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地位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资本积累的完成立足于两大基点，一是资本增殖的生产，一是资本增殖的实现。在工业资本形态下，具体生活资料（首先和主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资本增殖的主要的基本的形式。其他各种社会生产只是资本积累的补充形式或是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条件，比如空间生产。在这样的前提下，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而进行的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然的界限和历史的界限。就资本生产来说，生态危机根本上表明的是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而言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相对有限性，因此生态危机是对资本生产无限扩张要求的限制，亦即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限制。生态危机越严重表明这种限制程度越大，从而资本危机程度越严重。从消费方面来说，虽然资本能够通过市场的创新与扩张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一次次地缓解经济危机，但始终逃脱不了市场最终走向饱和从而追求无限利润的本性遭到遏制的宿命。随着这两个方面限制的加剧，造成了资本发展中日益严重的危机，由此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危机。生态危机等各种社会危机的形成和加剧，表明资本的原有积累方式遭遇了危机。

资本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来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至于劳动力商品在哪个部门消费、如何消费则无关紧要。当以具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主要积累方式遭遇危机的时候，创新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寻求新的积累方式。既然原有积累方式在资本生产方面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那么在新的积累方式中就要尽可能地摆脱或减少这种限制。同样，既然原有积累方式在交换和消费方面总是很快遭遇市场的界限，那么新的积累方式就要尽可能增加消费的弹性空间。在这样的发展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逐渐形成和凸显。

“非物质劳动”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最先对这一概念做出分析的是意大利学者莫利兹奥·拉扎拉托。哈特和奈格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清晰地阐释，“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尽管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本人所指出的那样，非物质劳动概念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是对于阐明当代劳动方式的变化及其与工业社会中物质劳动的区别是有积极价值的。在这里，笔者主要分析一下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当工业资本形态下依赖具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来实现增殖的积累方式再也无法充分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即这种增殖方式本身发生危机的时候，摆脱对原有积累方式的依赖寻找新的增殖路径就成为资本运动所努力的方向。就是说，工业社会中那样的物质劳动形式仍然是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但不再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或者说日益为其他的更利于资本积累的劳动形式所取代。“非物质劳动”就是概括这些新劳动形式的一个概念。随着非物质劳动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性的形式，资本积累方式的后果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首先，“非物质劳动”形式更强调劳动本身的消费而不再是劳动的物质成果，资本积累就不再需要通过工业社会中物质生产那样的形式，这样一来，资本增殖过程就有效解决了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限制之间的矛盾。尽管在当代资本主导下的大量生产仍然是物质生产，但是非物质劳动代表了当代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展现了资本积累的新趋向。当资本积累日益诉诸非物质劳动过程的时候，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无限消耗就不再为资本增殖所必需。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缓解自然生态条件对资本无限增殖要求的制约和限制，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增殖空间。其次，同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相比，消费者对于非物质劳动的消费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与传统的物质生产相比，非物质劳动带给消费者的是以文化、知识、信息、技术、服务等形式呈现的劳动产品或者是劳动本身。相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而言，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更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一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更易受到自然条件（如生理条件）的制约，而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在这方面受到的限制要相对少得多。另一方面，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更易受到社会性的引导和建构，更容易被转变成为符号化的消费。尽管在当代消费社会条件下，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也在日益被引向符号化的消费，但非物质劳动消费的社会性、被建构性更加显著和突出，更容易被社会性地建构和引导。这样一来，当资本积累日益转向以非物质劳动为基本途径的时候，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资本的历史界限即市场有限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增殖空间。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劳动本身的消费，实际上，这也符合资本运动的一个基本趋势，“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对劳动本身的消费完美地实现了“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由此可见，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不能仅仅从一般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不能看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进程，而恰恰是资本运动和促进的结果。

表现为非物质劳动的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必然给资本运动的具体过程带来重大变化，因而在历史向度上也必然造成一些新的社会后果，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讨论：既然劳动范式转型了，是否意味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主题的变化？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必然造就当代资本运动的一些新特点、新趋势，这些新特点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演进过程和革命主题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关系来看，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实质，革命主题的核心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非物质劳动的角度来说，劳动范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资本历史本质的变化，也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本质和地位。第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的性质和趋势。从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物质劳动范式向当代非物质劳动范式的转型对于资本的历史本性而言没有任何触及和削弱，恰恰相反，这种转型是对资本历史本性的顺应和强化，是遵循了资本历史本性的结果，是资本历史本性的当代表现。第二，与资本的这种历史本性相联系，资本实现积累的根本方式没有变。资本运动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积累。劳动范式的转型只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根本方式，在把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路径。实际上，劳动范式的任何变化都与资本积累的根本路径没有直接的关联，是否以商品化的劳动作为增殖路径与劳动采取怎样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后者影响前者完全是一种误解。第三，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劳动的性质和地位。传统物质劳动范式也好，当代非物质劳动范式也好，都是劳动的具体形式，在资本面前都表现为劳动力商品，都“直接生产资本”。资本追求的是一般形式的财富，劳动的特殊效用对资本而言并不重要，只要能够给资本带来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就行。只要能够实现最大化增殖，雇佣一个工人在工厂生产裤子与雇佣一个歌女在剧院唱歌，对资本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劳动力商品形式和使用方式的变化也不改变劳动的地位。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劳动，只要处在交换关系中就必然为资本所制约、所控制，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就处于从属的地位。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强调非物质劳动性质和效用的特殊性来说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断言非物质劳动已经不再是雇佣劳动，得出非物质劳动超越了资本的控制的结论，这是不成立的。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本质。如果仅仅从劳动范式的转型就断言资本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进而宣称革命主题的变换是草率的。

其次，就革命主题的内容而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根本改变消灭劳动与资本矛盾的历史目标与历史路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主题的论述与论断是从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视角来阐释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地位是由资本的历史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雇佣劳动的历史性质所造就的。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相适应，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表现得更加人道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被雇佣的地位。仅仅根据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某些变化就断言无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所谓革命主题变迁的问题，是西方理论界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同样，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没有根本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没有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性质。就此而言，社会革命的主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革命的历史目标没有变化，消灭资本关系，消灭雇佣劳动仍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根本指向。另一方面，革命的根本历史路径也没有变化，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性质，资本关系也不会因为具体积累形式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仍然是实现劳动解放的根本路径。

当然，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根本改变革命主题的内容与性质，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革命的主题没有任何影响。比如，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大工业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必然会对革命主题的展开及其具体进程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也正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劳动”理论的价值所在。

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理论的提出，一个重大意义在于看到了当代资本积累方式的新变化，引导我们去思考这种新变化对于资本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地把握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另一方面应注意的是，不能过分抬高资本积累方式的这种历史变化，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过时了，原来的革命主题失效了。哈特和奈格里先验地认定了资本的非物质劳动积累方式与工业社会条件下物质劳动积累方式之间的质的区别，把这种变化看作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不合适的。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劳动形式的任何变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不是外在于资本的。并不是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而是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需要刺激和促进了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

《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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