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交谈有些部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仅十分恼怒于那些和我们共处一个车厢、吵闹、似乎半醉的军官搞派对时情绪激昂的样子，期间他毫不掩饰他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蔑视；并且他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任何亲戚，无论亲疏远近，必定和他拥有相同的准则。他还真没大错！我那时非常年轻而且没有阅历，才刚刚19岁，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清教徒式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会认为我父亲每天早晨洗冰水澡，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头脑都是非常值得推崇（虽然很少被模仿）的克己准则。而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我也年龄相近，他只比我大10岁。
在这次交谈中给我带来最大冲击的是他对于万事都求真求实的热情（在日后的大学岁月中，我渐渐地明白这只是我之前那一代维也纳年轻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风格）。在那个介于纯粹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团体和纯粹的非犹太人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的边缘团体中，追求真实几乎变成了一种时尚，我也深受感染。其含义远不止是用言语说出真理。一个人必须“活”出真理并且绝不容忍任何对于自己或他人的虚假。它有时会产生直截了当的粗鲁言行，以及必然的不愉快。每一个习俗被解剖分析，每一个传统形式都被揭示为欺诈。维特根斯坦只是带着这个走得更远，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有时我觉得，他能从发现自己感知的谬误中获得不同常人的愉悦，并且持续不断地试图去除自身所有的诡诈。
毋庸置疑即使在当时他也算是非常非常强壮的。在远房亲戚中，他被认为（虽然几乎不被他们了解）是一个相当出众的家族中最疯狂的一员。这个家族中所有的人都具有特别的天赋，他们准备为他们最关心的事而活，并且有能力那么做。在1914年之前，我听过（虽然因为太小不能参加）很多有关他们在“维特根斯坦大厅（Palais Wittgenstein）”举办那些著名音乐晚会的事，那个大厅在1914年后就不再是一个社交中心了。许多年来，这个姓氏（维特根斯坦）对于我而言主要意味着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她在我六岁的时候，带给我平生第一次汽车之旅——在一辆敞篷的电动汽车里环游瑞思曲（Ringstrasse）。
在另一段更早的记忆之中，我被带到一座奢华的公寓，主人是一位非常非常老的女士，大人们告诉我：她是我曾外祖父的姊妹——现在我知道，她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外祖母(原文如此，或为哈耶克笔误，此处应为曾外祖母——公众号编者注)。关于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维也纳到底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我到现在也没任何直接的了解。这个家族中，据说有三个年长的儿子皆死于自杀，这场悲剧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家族，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那个伟大的企业家在家族领导者位置上去世时所产生的影响。恐怕我自己关于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我斯塔里恩（Styrian）一个没出嫁的姨婆一段显然是由于羡慕而不是嫉妒而引发的牢骚，这段令人震惊的话说的是她们的祖父，“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一个富有的犹太银行家……”而这说的正是那位我依然记忆犹新的慈祥老妇人。
我此后十年之中再没有遇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但不时地从他最大的姐姐那里听说他的事情，她是我表兄妹中第二年长的，我母亲的同龄人和密友。“明妮阿姨（Aunt Minning）”的定期拜访使得她成为了我熟悉的人（事实上，她用单个字母“n”来拼写她的名字，“n”是赫尔迈妮（Hermine）的缩写，但这对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听上去会很怪异），她后来依然是我们家的常客。她最小弟弟的问题显然极大地困扰着她，虽然她批判所有有关“Sonderling” （奇思怪想）的谈论，并且当关于她弟弟的行为，偶然有无疑是被极大歪曲的传闻散布的时候，她极力地为他辩护，但是我们很快了解了他们全家的故事。后来当他的哥哥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一位独臂钢琴家成名之后，公众就不再关注他了。[3]
但确实，通过这层关系，当《逻辑哲学论》（Tractatus）1922年问世的时候，我大概是它的第一批读者。[4]我如同大多数同辈的哲学爱好者一样，就像维特根斯坦，极大地受到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影响，所以《逻辑哲学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再一次遇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在1928年的春天。当时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正带着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士花园 （Fellows’ Garden）里散步，突然他决定要改变行走路线，因为他注意到在一个小山坡的顶上这位哲学家正躺在椅子上。他显然是带着对他的崇敬站在远处，并且并不希望去打搅到他。很自然，我走了过去，出人意料地受到友善的问候，于是我们有了一场关于家乡和家族愉快但并不有趣的（用德语进行的）交谈，因此罗伯逊很快告退。没多久维特根斯坦高昂的兴致消退了，并且种种迹象显示他不知道如何与我相处，于是过了一会儿我便与他辞别。
差不多十二年后，我和他之间才第一次有了一系列真正的会面。当我1939从伦敦经济学院前往剑桥时，我很快得知他已经离开，去了一所战时医院工作。但过了一两年，我意外地与他巧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为我在国王学院吉布斯楼安排了房间，过了一阵我被理查德·布利斯维（Richard Braithwaite）邀请去参加“道德科学俱乐部”（Moral Sciences Club）（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名字）的聚会，地点就在我房间正下方布利斯维的房间。
在这些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十分突然地，也是很戏剧性地冒了出来。事情是关于一篇论文的，这篇文章本来没有特别吸引我，它的主题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但突然之间，维特根斯坦双脚离地高高跃起，手里还拿着副扑克牌，神情怒不可遏，接着他开始用哲学工具证明这篇论文的问题实际上是多么简单和显而易见。看到这个肆无忌惮的男人站在房间的中央，手里还挥舞着扑克牌，实在让人觉得心慌，只想赶紧逃到一个安全点的角落里去。说实话，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老兄疯了。[5]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两年后，在得知他重回剑桥之后，我鼓起勇气去见他。他那时（我想以前也是）住在剑桥外面的一栋楼里，到达他的房间要爬几层楼。那个带铁质壁炉的空荡荡房间现在常常被人提起。他当时不得不从卧室里搬了把椅子让我坐。我们谈了很多话题，除了哲学和政治（我们清楚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他似乎喜欢我恰好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不像我在剑桥遇到的其他一两个古怪的人。但是，虽然相谈还算愉快，他也似乎鼓励我再来，但是这些拜访还是相当无趣，我大概也只又去了两三次。
二战结束后，我重返伦敦，及至邮路恢复，我开始和老家的亲人建立新的书信联络。起先是邮寄食物，接着拜访在维也纳的亲人。这牵扯到与官僚机构的各种复杂接触，这正如他所料，我比他先搞清楚相关细节。这方面，他既有一些不切实际，同时对细节又一丝不苟，这种奇怪的组合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接洽事务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安。然而，他确实紧随我之后也回了一趟维也纳（我第一次成行是在1946年），我相信他此后又去了一两次。
我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最后一次从维也纳返回的路上，他又一次去看望了他垂危的姐姐明妮，而他自己（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也已病情危重。[6]我改变了通常搭火车从维也纳经瑞士、法国至巴塞尔的行程，改乘次日午午夜的卧铺车。由于和我同车厢的另一个乘客似乎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在半黑的车厢里都没穿外套。正当我准备爬上上铺时，一个乱糟糟的脑袋从下铺伸了出来，几乎是对着我大叫：“你是哈耶克教授！”在我恢复记忆，认出那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并回话之前，他已经再次把身体缩回了墙边。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大概去了餐车。等我回来，我发现他正沉浸在一本侦探小说中，看上去不想交谈的样子。这一直持续到他看完那本书。然后他和我热络地聊了起来，开始讲他对维也纳俄国人的印象，这段经历震撼了他的心灵，并打破了某个他一直所珍视的幻觉。渐渐地我们谈到了更多道德哲学的一般问题，但正当谈话变得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到站了（我想是在布伦）。维特根斯坦似乎非常急切地想继续我们的讨论，并且他确实说我们一定要坐船的时候继续聊。
然而我就是不知怎地没能再找到他。他是否后悔如此深地投入其中，或是否已然发现，最终，我不过是另一个俗人，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那便成了我与他的永别。
